毁坏圣像运动是拜占廷帝国世俗统治集团打击教会势力的斗争，这场运动的目标直指教会，以民众暴力斗争的方式，捣毁圣像，游斗教士，没收教产，焚烧宗教书籍和艺术品，使基督教文化遭到了巨大破坏，教会庞大的经济基础从此瓦解，教会文化也因此陷入相当长时间的消沉。与此同时，世俗文化得到恢复。此后，教、俗文化在拜占廷帝国专制皇权控制下进入了共同发展的阶段。拜占廷教、俗文化两大主流文化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存共容。在各类学校中，基督教神学和世俗知识均是不可缺少的教育内容，学生们既要学习《圣经》，也要背诵《荷马史诗》，哲学、算术、天文、法律、物理和神学课程均是高级教育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官员和教会高级僧侣均被要求具有教俗两方面的文化修养，例如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尼基弗鲁斯（806－815年）即先师从于世俗学者后就读于教会学院。[ K. Krumbacher,，II，p.709.]而在重新建立的国立大学中，集中了许多名噪一时的优秀学者，其中包括以哲学家为其绰号的利奥、杰出的编年史家约翰和百科全书式学者普塞罗斯，他们均具有博大精深的世俗学问和全面的基督教知识。普塞罗斯撰写的多卷本《编年史》既是研究拜占廷帝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了解同期教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拜占廷帝国末期，名垂青史的大学者几乎都是精通教、俗文化的人物，只知神学的教士或对宗教问题无知的作家都难登大雅之堂，甚至许多高官显贵和政治家也是教、俗知识兼通的学者。由此可见，教、俗文化两大主流文化在拜占廷帝国不是作为对立物存在的，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基督教文化在思想和艺术领域比较活跃，通过宗教活动和神学争论影响拜占廷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而世俗文化则在传统的文史哲、语言和自然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两者作为拜占廷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满足拜占廷社会精神生活的需要。

拜占廷教俗文化共同发展这一特点是拜占廷帝国特殊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决定的。自拜占廷帝国兴起之初，即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官僚机构层层控制包括教士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基督教大会明确规定，皇帝是基督教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皇权高于教权的思想和制度虽然在拜占廷历史上多次受到教会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教会权力始终服从皇权。直到1389年，大教长安东尼奥斯（1389－1390年在任）还致信莫斯科大公，“圣洁的皇上占据教会的最高地位，他不像其他地方的君主王公。皇上从开始即为全世界确立并肯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召集宗教大会，还以法律使人们服从神圣教会法确定的真正信条和教会正宗生活的东西，基督教不可能有教会而没有皇帝。”[ J.S. Kortes, Church and State in Russia [M]，New York, 1940，p.8.]教会在拜占廷帝国只是作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而存在，它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权力，当教会势力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时，世俗君主就必然采取限制措施。同样，教会文化也不可能主宰世俗文化。事实上，教会文化不可能涉及知识的所以领域，包揽所有的学术分支，单靠教会文化难以满足拜占廷社会多方面的需求。例如，拜占廷帝国各级官吏都被要求接受相应的专业培训和比较系统的教育，所有法官必须修满规定的法律课程，通过考试合格者方能获准从事法律工作。同时，教会对神职人员资格的严格要求也决定了教会文化长期发展的外在需求。较高的社会文化要求使拜占廷帝国教、俗文化得以并存发展。

当我们在分析拜占廷教俗文化共同发展这一特征使，还应注意拜占廷帝国政府采取的文化政策，或者说，拜占廷国家推行的文化政策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拜占廷历史上既有象朱利安（Julian, 361－363年在位）这样的皇帝公开支持世俗文化和多神教，也有象查士丁尼一世这样的皇帝为强化皇帝专制而大力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前者为发展古典文化建立的图书馆藏书达到12万册，而后者不仅关闭了传播世俗文化的中心雅典学院和许多法律学校，而且下令烧毁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伊苏里亚王朝对教会势力的打击使皇权得以控制帝国物质和精神生活。皇帝们根据统治需要制定其文化政策，使拜占廷文化不能不带有明显的专制君主统治的政治烙印。总之，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世俗文化都不可能摆脱皇权控制而独立发展，这一点是拜占廷帝国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统治造成的。

2、强大的文化影响

受拜占廷文化影响最大的民族是斯拉夫人，其中最先接受拜占廷基督教文化的南斯拉夫的摩拉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于6世纪进入巴尔干半岛时尚处于由原始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转变的阶段，文化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直到9世纪初，斯拉夫人国家中相对发达的保加利亚人尚无本民族文字，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化特色。他们在入侵拜占廷帝国领土的同时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极力模仿拜占廷政治和法律制度，将拜占廷皇帝和宫廷礼仪作为学习的榜样。9世纪中期，拜占廷文化对斯拉夫人居住区的传播进入**。当时，迫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入侵威胁的摩拉维亚大公拉斯迪斯拉夫（Rastislav, 846－870年在位）与拜占廷帝国结盟，寻求军事和文化支持，希望米哈依尔三世派遣传教士到摩拉维亚。不久，保加利亚国王伯利斯一世（Tsar Boris of Bulgaria, 852－889年在位）也向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三世请求传教。862年，君士坦丁（也称希利尔Cyril，826－869年）和其兄弟美多德斯（Methodios）应邀前往传教，[ Conxtantine the Philosopher生于塞萨洛尼基的贵族之家，进入修道院后取名为希利尔， Francis Dvornik, Byzantine Missions among the Slavs: SS. Constantine-Cyril and Methodius [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53－145.]帮助斯拉夫人建立独立教会，并使用希腊字母为斯拉夫方言拼音，创造出希利尔文字，并用希利尔文字进行《新约》和古希腊著作的翻译，从而奠定斯拉夫文学的基础，希利尔文字也成为斯拉夫各民族文字的来源。这一事件在斯拉夫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斯拉夫民族文明化的开端。从此以后，斯拉夫文化迅速发展，逐步形成具有鲜明特征和丰富内容的独立文化体系，拉斯迪斯拉夫和伯利斯一世因此被后人尊为斯拉夫文化的奠基人，他们倡导的独立教会也得到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承认，获得合法地位。在教会的积极组织下，斯拉夫各地建立起许多修道院、学校和教堂，斯拉夫各国还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君士坦丁堡的教、俗学校学习。[ 参见乐峰,东正教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该书重点介绍俄国东正教的历史和现状。]塞尔维亚人后来取代莫拉维亚人控制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并接受希利尔文字和东方基督教，而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则接受西方基督教。伯利斯之子西蒙（Symeon, 892－927年在位）统治时期，保加利亚成为传播拜占廷文化的中心。西蒙本人在君士坦丁堡接受过全面教育，回国后大力支持文化事业，保护精通拜占廷艺术的艺术家，他还派遣学生专程去君士坦丁堡学习拜占廷建筑，重新建造本国首都，大量拜占廷的和古希腊的书籍被翻译成为斯拉夫文字，斯拉夫人古代的口传历史第一次得到系统整理，此外，他以拜占廷为榜样，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重新建立政府机构，并确立起拜占廷式的税收制度。[ 关于西蒙的研究成果大多为论文，仅有希腊学者出版过专著

[Thessaloniki, 1972.]拜占廷文化对古罗斯人的影响非常大，9世纪末前后，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的留里克王朝就与拜占廷人发生联系，并接触到先进的文化，而拜占廷传教士开始对基辅进行访问，希利尔文字也在古罗斯流传，在罗斯人正式接受基督教以前，拜占廷基督教已经在悄然改变着罗斯人多神教信奉。954年，大公伊戈尔之妻奥尔加（Olga）皈依东正教，[ 奥尔加出访君士坦丁堡，受洗接受基督教的时间目前尚有争论，差异在3年左右，乐峰的《东正教史》对此避而不谈，本书采用多数拜占廷学家的意见。]45年后，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 the Saint, 980－1015年在位）强迫臣民全体受洗，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是俄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从此以后，他们采取拜占廷式政府制度，广泛接受拜占廷文化。俄罗斯的绘画艺术和建筑风格在拜占廷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拜占廷教会的思想观念逐步渗透到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俄罗斯民族语言文学则以希利尔文字为工具发展起来。拜占廷文化在斯拉夫民族中得到认同，君士坦丁堡被东欧斯拉夫人看作是他们共同宗教和文化起源的中心。他们以拜占廷文化为基础，发展出更加粗犷、简洁的文化特点。在拜占廷帝国衰落过程中，拜占廷知识界继续发展与斯拉夫各民族的文化关系，逐步形成具有共同信仰并有别于西欧的东欧世界。

拜占廷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早于伊斯兰教的兴起，但是，两种文化的频繁交往是在7世纪中期伊斯兰教兴起以后。伊斯兰文化随着阿拉伯军队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而发展，它与被征服地区各民族进行广泛的碰撞融合，并吸收其它文化因素，而拜占廷文化是早期伊斯兰教文化学习的对象。在阿拉伯军队占领的原拜占廷帝国领土上尚存许多拜占廷文化中心，例如叙利亚的安条克、巴勒斯坦的凯撒利亚和加沙等，其中埃及亚历山大最为重要。在这些中心，学者云集，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丰富，文化气氛浓厚，为其它城市所缺少。作为这些文化中心的新主人，阿拉伯人自然拥有接受拜占廷文化的优越条件，他们从这些文化中心开始了解到古典文化和拜占廷学术和艺术。可以说，伊斯兰教文化是在波斯、小亚细亚、拜占廷和印度诸种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8世纪前半期，阿拉伯人军事扩张受阻后，开始重视文化交往，军事对抗造成的民族和宗教对立在和平时期的文化交往中得到缓和。当时拜占廷皇帝利奥甚至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清真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还致信驻克里特的埃米尔提出：尽管两个民族习俗、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不同，但应该像兄弟一样共同生活。事实上，阿拉伯人在西亚、北非地区的扩张也迫使拜占廷人认真调整其对阿拉伯人的政策，而文化渗透对拜占廷统治者来说是重要的外交工具，因此多数皇帝重视文化交往。哈里发的使节受到拜占廷王公最高规格的接待，在拜占廷朝廷外宾名册上，来自巴格达和开罗的使节排位在西欧使节之前，而拜占廷皇帝的使节也受到哈里发的盛情款待。在和平时期，哈里发将邀请拜占廷学者到巴格达讲学作为其文化活动的重大事件。正是这种人员往来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917年，拜占廷特使在巴格达受到盛大的欢迎，947年，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将精美的古希腊医学名著和罗马帝国史书的拉丁语手稿赠送给西班牙的哈里发。君士坦丁堡对伊斯兰教文化中心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文化影响持续到11世纪，在科尔多瓦70所图书馆中保存着大量来自拜占廷帝国的古代手稿。遵循“信仰知识”教义的哈里发积极支持整理和翻译古希腊罗马书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品和希波克拉底及盖伦的医书很受欢迎。在阿拔斯王朝宫廷中，有许多学者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将古代哲学、数学和医学著作从希腊语翻译为阿拉伯语，著名的拜占廷学者大马士革人约翰在哈里发宫廷中生活多年，他反对毁坏圣像运动的多篇论文在此写成。哈里发们公开承认拜占廷文化的辉煌，推行接受拜占廷文化的政策，哈里发瓦利得一世（Walid I, 705－715年在位）曾向拜占廷皇帝提出派遣艺术家到大马士革、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为清真寺和哈里发宫殿装修镶嵌画，科尔多瓦的后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哈吉姆二世（Al-Hakam al Mustansir, 961－976年在位）也向拜占廷皇帝提出相同的请求，希望装修水平比大马士革更高，为此还派专人到拜占廷帝国学习制造镶嵌画的技术。此后，拜占廷皇帝将一批镶嵌画赠送给这位哈里发，君士坦丁七世一次赠送给哈里发的镶嵌画就有140幅之多。哈里发马蒙曾派多名留学生去君士坦丁堡学习自然科学，他们在著名的拜占廷数学家利奥指导下学习，回国后对发展阿拉伯科技起了重要作用。马蒙对利奥极为尊重，多次派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邀请，皇帝塞奥菲鲁斯闻讯，立即任命利奥为国家教授，由皇室发放特殊薪俸。马蒙则致函塞奥菲鲁斯，愿以长期和平和2000金镑换取利奥在巴格达的短期讲学，上演两国争夺人才的精彩片断。[ A.A. Vasiliev, Byzantium and Islam，载柏尼斯,拜占廷：东罗马文明概论[M]，第11章。]现代学者对拜占廷和阿拉伯文学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两国语言文学相互影响非常深刻，例如，阿拉伯史诗中歌颂的英雄阿布达莱，其原型可能是拜占廷史诗中的狄格尼斯·阿克利达斯，因为他们的经历和英勇无畏的英雄品质，以及史诗的表现手法都十分相象。这个形象后来又被奥斯曼土耳其文学所接受，只是英雄的名称改为赛义德·瓦塔尔·加茨。在语言方面，阿拉伯语中至今保留着许多拜占廷时代的用语。十字军战争和西欧十字军骑士对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的破坏彻底改变了拜占廷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关系，同时，由于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廷国家的持续衰落改变了西亚政局，遂使两种文化交往进入低潮。

中古时期拜占廷文化主要通过拜占廷帝国在南意大利的属地对西欧发生影响。中古早期，意大利南部和东部长期处于拜占廷帝国的势力范围，6世纪，拜占廷军队征服东哥特王国后，希腊居民大量涌入南意大利，希腊语和拜占廷文化的各种因素也随之进入该地区。由于拜占廷文化保留了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内容，因此，很容易获得当地人民的认同，伦巴第人在此后征服和统治意大利期间也接受拜占廷文化影响。巴尔干半岛的动**局势使更多希腊人移居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特别是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大批有教养的教士和修士逃亡到南意大利，他们对拜占廷文化在西欧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9－10世纪，阿拉伯人对西西里的征服和统治使希腊移民集中到卡拉布利亚、拉文纳等希腊人积聚地区，形成了有共同民族语言、同样宗教信仰、相同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人口密集的拜占廷文化传播中心。9世纪以后，在上述地区出现拜占廷文化传播的**，与西西里出现的阿拉伯人学习古典文化的热潮相呼应，促进西欧人对古代光辉文化的了解。拜占廷文化西传的历史早在5世纪已经开始，当时“新亚历山大学派”的作家以对古典文学深刻的理解，用通俗的语言阐述古典文学创作的原则，他们的作品在西地中海流传，具有广泛影响。历史家尤西比乌斯在其模仿希罗多德文风的《教会史》和《编年史》中大量引用古代作家的作品，他的书被翻译为拉丁语和亚美尼亚语，流传于整个地中海世界和西亚地区。君士坦丁堡大学语言学教授写于526年前后的《文法》，成为中古欧洲最权威的语言教材之一。6－7世纪，拜占廷内科学、病理学专著和医疗教科书均对中古西欧医学产生重要影响。拜占廷文化的西传出现过**，例如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大批流亡西欧的教士成为文化的传播者。13世纪初，第四次十字军东侵前后，拜占廷文化再次出现西传的**。虽然这次战争对拜占廷帝国和中东地区造成极大破坏，但是，在客观上也使西欧各阶层民众亲身了解和接触到拜占廷文化。亲身参加过君士坦丁堡攻城战的法国骑士记载到：积聚在城下的西欧骑士们“不能相信整个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富有的城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难以相信。”这个时期，从君士坦丁堡抢夺的大批珍宝文物、图书和艺术品在西欧各国广泛传播，“拉丁人的住宅、官邸和教堂都用抢夺来的珍宝装饰起来。”[ 列夫臣柯,拜占廷[M]，三联书店,1962，第182页。]诸如玻璃制造、地图绘制等科学技术，也于同期从拜占廷帝国传入西欧。拜占廷文化西传的最后的**出现在14世纪以后，这次**出现的原因是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扩张引起地区性局势动**，使大批拜占廷学者工匠移居西欧，直接促进拜占廷文化在西欧地区的传播和意大利崇尚古典文化热潮的形成。拜占廷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种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意义极为深远。当西欧早期资产阶级发动新文化运动时，拜占廷国家正遭到奥斯曼土耳其人进攻走向灭亡，大批报国无望的知识分子不堪忍受异教的压迫和动乱形势的骚扰，纷纷逃亡到意大利，他们以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和情趣影响着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推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展开。这段历史值得后人认真研究。

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位拜占廷学者是巴尔拉姆（Barlaam, 1290－1348年），他曾在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和东正教圣地阿索斯修学多年，后来在意大利南部卡拉布利亚修道，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统治时期，他作为东西教会谈判特使被派往西欧，争取西欧君主的同情和支持，以共同反击土耳其人入侵。他在阿维农教廷和意大利各地讲授希腊语，传播古希腊知识。早期意大利“文学三杰”之一的彼得拉克（Petrarca, 1304－1374年）怀着崇敬的心情谈到巴尔拉姆，称之为“激起我无限希望”和“使我加深理解希腊文化……的老师”，将他描写成“杰出的希腊演说者”，认为他思想丰富、思维敏捷。另一位对文艺复兴运动有重要影响的拜占廷学者是巴尔拉姆的学生皮拉杜斯（Leontius Pilatus, 15世纪人），他青年时往来于希腊和意大利各地求学，学成后回到意大利教授希腊语言和文学，彼得拉克和薄伽丘（Boccaccio, 1313－1375年）都曾是他的学生，后者在《异教诸神谱系》中将他说成“最伟大的希腊文学活权威和希腊传说故事的取之不尽的档案。”[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II，pp.714－716.]在佛罗伦萨逗留期间，皮拉杜斯将《荷马史诗》从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是为荷马史诗的拉丁语新译本，对该史诗在意大利和西欧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巴尔拉姆和皮拉杜斯是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拜占廷文化先驱。 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最大的拜占廷学者曼努埃尔·赫利索罗拉斯、基米斯杜斯·普来松和贝萨隆等人，被后人誉为“拜占廷人文主义者”。赫利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 1350－1415年）为君士坦丁堡人，自幼饱学古书，后在君士坦丁堡任哲学、修辞学教授，由于其门下的许多意大利留学生回国后积极投身文艺复兴运动，使他在意大利名声远扬。后来，他受聘前往意大利，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等文艺复兴中心城市讲学，其学生中有许多人文主义者。由于他精通古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学，故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高度评价和极大尊重，他的神学论文、希腊语法教材、以及对柏拉图作品的翻译在人文主义者中传阅，他们盛誉他是深陷在文化黑暗中的意大利升起的太阳，是“希腊语和哲学的王子”。普来松（Gemistus Plethon, 1360－1452年）和贝萨隆是晚期拜占廷文化复兴热潮的领导人物，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有巨大影响，前者在佛罗伦萨积极参与创建著名的柏拉图学院，并在该院讲授柏拉图哲学，对西欧学者复兴柏拉图哲学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贝萨隆（Bessarion of Nicaea, 1399－1472年）出生在特拉比仲德，在君士坦丁堡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对古希腊诗人、演说家和哲学家进行过研究，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米斯特拉修道院研究古希腊学术，后来担任尼西亚大主教。由于他具有精深的古希腊学问，受到意大利各界的广泛欢迎，定居罗马后，其驻地便成为人文主义者聚会的沙龙。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贝萨隆精心收集大量早期教父作品、神学论文和古代书稿，并将这些书捐献给威尼斯图书馆，它们构成该图书馆最珍贵的收藏。他本人的大量著作、神学论文和对古典作品的翻译对复兴古典学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对色诺芬、德摩斯梯尼和亚里士多德作品所作的翻译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好的拉丁文译本。现代学者对他高度评价，认为“贝萨隆生活在两个时代的分界，他是拉丁化的希腊人……是保护学者的红衣主教，是捍卫柏拉图学说的学者型神学家，一位对开启近现代文化作出无与伦比贡献的尚古的学者。”[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II，pp.718－721.]拜占廷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所作的另一个贡献是为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提供大量的古代手稿文物和书籍。一方面，流亡的拜占廷学者将包括古希腊和拜占廷时代的许多手稿书籍带往意大利，另一方面许多意大利学者前往君士坦丁堡收集古代书稿和文物，其中最突出的是乔万尼（Giovanni Aurispa），他在君士坦丁堡、伯罗奔尼撒地区和爱琴海诸岛收集了许多古希腊文物书籍。这些图书文物对当时具有新文化观念的知识分子震动极大，正如恩格斯所说：“拜占廷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象是古典时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 《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445页。]

拜占廷文化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开放性，首先反映出拜占廷人对本国文化具有强烈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深刻的理解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越感基础之上的。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本国文化的优越性，确信在当时的世界上，本国文化所占据的优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不可能受到其它文化的挑战，经得住任何冲击。其次，拜占廷帝国所在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不仅在经济上独享东西南北商业贸易的便利，而且使它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多种文化间的交流活动，至少频繁的贸易往来为拜占廷文化对外开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最后，活跃的商业和频繁的军事活动也成为拜占廷文化与其它文化交流的媒介。拜占廷帝国历史上军事外交和商业贸易活动始终十分活跃，而在商旅、军营和外交使团中，经常有拜占廷学者或传教士，拜占廷帝国商业贸易和军事外交活动扩展到何处，其文化影响便传播到何处。应该说，拜占廷文化的开放性也是其历史演化的必然结果。

总之，拜占廷文化是欧洲中古文化的明珠，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拜占廷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游牧民族普遍冲击农耕民族的时代，保护古典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免遭灭亡，使古典文化能够传于后世。同时，拜占廷人使古典文化适合于中古社会生活，形成古典文化的特殊形式。拜占廷文化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在文化发展缓慢的中古欧洲发挥积极作用，直接促进斯拉夫世界的文明化，加速斯拉夫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并形成以东正教为核心的东欧世界。拜占廷文化还对周围其他民族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推动中古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拜占廷文化为中古晚期的西欧提供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进步因素，在学术和艺术领域留下的宝贵遗产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