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作为奢饰品在拜占廷帝国具有十分广泛的用途，例如高级教士和贵族的服装、教堂神坛的门帘、圣物包装、赠送外国使节的礼物、等等，正因为如此，丝绸的制作十分考究，几乎每一快丝织品都凝聚着拜占廷工匠倾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也成为品位高雅的艺术品。当然，精美的丝织品物有所值，价格不菲，属于拜占廷高档服装，只有皇帝为首的上流社会才有使用的权力。同时，拜占廷丝织品的国家垄断也限制了其在地中海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流行，11世纪以前，拜占廷帝国是欧洲唯一生产丝织品的国家，其他国家只是通过外交途径得到少许丝绸成衣，但是他们完全无法生产，特别是无法成批养殖桑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没能在欧洲其他地区发现古代丝织作坊遗址的原因。11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因西西里王国对拜占廷帝国希腊地区的用兵而改变，诺曼侵略军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洗劫破坏了拜占廷育蚕基地，瓦解了拜占廷丝织业的基础。西西里迅速发展起独立的丝织中心，从此打破了拜占廷人对丝织业的垄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拜占廷丝织品大部分属于10世纪以后的产品，它们多数为教堂所有，用于宗教活动，特别是在西欧和斯拉夫国家更是如此，很多在拜占廷境外地区发现的丝织品还绣着拜占廷皇帝的名字，显然是作为赠礼流入这些国家。无论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地区还是阿拉伯人在西亚、北非地区建立的丝织中心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远不能与拜占廷丝织水平相比，即使在丝织业随着拜占廷帝国衰落而逐步萎缩期间，其技术和工艺水平仍然远在其他地中海和欧洲国家之上。
《魏略》中提到的“胡绫”究竟是什么样子？千百年来令我国古人迷惑不解。他们只知道，拜占廷人并不是简单地使用从中国转手进口的丝绸，拜占廷人的丝织品与中国的丝织品也有许多区别。例如我国古代丝织品以单色为主，多为染色，即便有花色图案丝绸，也多为印花，但是拜占廷丝绸多为提花，染色而成的单色丝织服装并不多见。拜占廷编织技术发展始于4世纪，当时，作为晚期罗马帝国手工业遗产，编织技术多限于亚麻和羊毛织物，但在埃及地区存在棉纺物，丝织则是在6世纪以后出现的。其工艺过程大致为纺线、编织两道主要工序，和清理、漂白和印染上色等辅助工序。纺线多在盛产亚麻和羊毛地区的农户家中进行，主要由妇女完成，在生产忙季男人们也要参加纺线大军。文献记载，农民将纺线运到附近的市场出售，象塞萨洛尼基这样的大都市有专门收集农民纺线的部门。民间消费的纺织物一般在农村由农民自己编织，因质量较差无法长久保留。而现存精美的纺织品大多是国家工场的产品，那里或因成批生产，或因专业生产而进行不同工序的精细分工，一些文献表明，国家工场集中着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专职纺织、梳理、染色、漂洗工匠。现存的10世纪以后制作的丝织品虽然因岁月久远而显得陈旧，但是其图案丰富，仍能反映鼎盛时期拜占廷丝织艺术的特点。拜占廷作家普塞罗斯曾提及君士坦丁堡定期举行庆祝纺织业保护神的节日，届时与纺织业有关的纺线、梳理、编织、清理、漂白、印染、漂洗工匠，甚至裁缝都以行会为组织参加庆祝活动。当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纺织技术水平不同，因此各工序分工并不完全统一，例如，在某些小城镇的手工作坊里，编织和裁缝作为同一道工序组织在一个行会中。
丝织物是拜占廷艺术品中最难于保存的种类，目前比较古老的丝织品大多来自于埃及地区，可能于当地气候比较干燥有关。现存巴黎卢浮宫的一块5世纪丝绸即是从埃及地区的古代陵墓中发现的，其色彩已经不再鲜艳，但是从印花图案可见，其内容描述的是古希腊神话宙斯和塞墨勒的儿子、酒神狄奥尼索斯在葡萄园中酿造葡萄酒，首创葡萄酿酒技术，他因此由蔬菜植物之神司职酒神，并将葡萄种植和采集蜂蜜的技术传播给人类。图案中注重人物**造型和对葡萄藤枝叶果实的写实处理都显示出该艺术品的古典风格，但是就丝织品工艺技术而言，其印花水平较低。而在该博物馆展品中的一块7世纪丝织品是典型的拜占廷丝绸，其标志性圆环装饰和宽带花边为拜占廷丝织物所特有。圆环中为狮鹫，即流行于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狮身鸟首兽，它的形象是鹰头，有翼，在古希腊神化中常与斯芬克斯在一起，充当保护神，在这幅图中它扑在牛身上。与5世纪的丝绸相比，7世纪的丝绸纺织水平大为提高，采取了彩色丝线混织技术，整块丝绸形成了固定的图案，有规律地反复出现。显然，在查士丁尼一世引进中国育蚕丝织技术以后，拜占廷丝织业获得了长足发展，技术水平提高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种技术在此后长期成为拜占廷人的专利，7世纪以后编织的丝织品几乎全部采用红、绿、黄、白彩色丝线纺织图案技术。
拜占廷丝织品依据其用途确定图案的内容，一般以动植物和几何图形为主，间或有猎人的形象，而很少出现基督和圣徒的图象，我们至今也没在丝织物上发现皇帝和贵族的形象。例如现存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两块8世纪拜占廷丝绸就纺有狩猎的情景，它们都采用了拜占廷传统的彩色丝线混织技术和宽带圆环装饰图案，其中一块的圆环中央描绘的是徒步猎人手持长矛在树林中猎杀雄狮子和金钱豹，并有猎鹰和猎犬相助。与上个世纪的丝织品相比，此期的图案更加精细，无论在人物和动物花草树木造型还是在花边图案设计方面均要高出一筹。另一块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狩猎者骑在马上，骏马造型准确生动，马鞍等饰物精细，达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笔者认为它们是现存的拜占廷丝绸中的上乘之作，很可能是拜占廷皇帝赠送给罗马教会的礼物。现存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的一块8世纪拜占廷丝绸则在绛红底色上规则地纺织出参孙徒手猎狮的场面，（也有学者认为是古希腊神化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他受天后赫拉的迫害，犯下杀子之罪，为赎罪，而从事12件极为艰苦的工作。这块丝绸的图案反映的是其第一件工作，即徒手猎狮，这一推测主要是根据画面线条具有古希腊绘画的特点。）根据圣经旧约记载，他是以色列人的大力士，曾在葡萄园中赤手空拳杀死雄师。他们的根据是图中人物的长发，据说这是参孙力大无比的秘密，后来因被剪去头发而失去力量。拜占廷丝绸在西欧大多为教会所保存，作为圣物或圣经的包裹，因此其纺织的内容多为抽象符号和十字架，但是，现存梵蒂冈教堂的一块丝绸却纺织了“受孕告知”（或称“圣母领报”）的场面，这在拜占廷各类纺织品中都十分罕见。图中受上帝委派的大天使加百列立于玛利亚面前，右手前伸，做出传达上帝意旨的特殊手势，似乎告诉玛利亚她未婚先孕是上帝的安排，所生之子即为耶稣基督。玛利亚则端坐在靠背椅上，表情惊讶，微微伸出的右手五指张开，似乎对这个消息感到无法接受。
拜占廷丝绸图案的内容不如绘画和镶嵌画丰富，可能是受到复杂的纺织技术的限制。拜占廷历史文献中没有关于丝织方法的具体记载，但是从古籍插图可见织机的大体轮廓，现代考古学的研究也为后人提供了可靠证据，使我们得以了解拜占廷丝织技术的状况。拜占廷人家庭手工编织机结构简单，现存意大利罗马国家图书馆的14世纪古籍插图“妇女编织”图比较清楚地反映出，妇女在一个排列着经线的框架上以手工方式编织花色织物。国家工场，特别是大皇宫附近的皇家丝织工场，配备了最先进的手工机械。根据对现存丝织物的分析，拜占廷纺织机械可能由纵横两组丝线交叉组成，固定而相互平行的线构成经线，它们被分为两组以上，根据需要确定按何种比例间隔分组，并交替提升其中一组，以便使纬线从两组经线间穿过。纬线则由被称为“梭子”的线轴牵引，丝织工匠以手动使它在两组经线间来回穿越。拜占廷丝织品的复杂花色图案和部分提花织物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已经出现了手工提花织机。这种机械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对两组经线的提升运动进行复杂控制，或根据花纹需要改变提升经线的数量和色彩。与现代纺织品相比，拜占廷丝织品大多是平纹织物，比较少见斜纹或缎纹。拜占廷织工以改变不同色彩（红、绿、黄、白为主）丝线的方式形成图案，织物大体为具有简单花式组织的提花和起绒组织，即改变经线和纬线的比例和组合产生变化。单色的丝织物织造技术相对简单，即在未经染色的平纹组织经线中使每根纬线依次在经线的上下方通过。早期的拜占廷丝织品是在单色织物上印花。6、7世纪以后的拜占廷丝织物的复杂图案和花色是改变了纺织技术的结果，大多为调整彩色经线的数量和位置所形成，即所谓经缎组织织物。这种织物正面显露的经线多于纬线，只是在花边和个别特殊符号的地方改变纬线的粗细和浮长，形成凹凸不平的缎面花纹。现存希腊雅典博物馆的一块14世纪丝织品“天使”图可见缎面花纹的效果，其起绒表面具有稠密的绒毛，形成与图案相应的的凸起感。
拜占廷人的织锦技术也相当发达，一般采用丝、毛、麻混合的方法，而金银丝线与蚕丝丝线混纺最有特色。它是在斜纹或平纹组织上，使用提花装置附加经过特殊处理的纬线纺织而成。这类特殊丝线并非一般纺线工匠所能制造，而是由国家贵金属加工作坊完成的。一件金银丝线纺织品不仅材料昂贵，而且制作工艺复杂，要花费大量人力财礼，因此只有皇帝和高级教会首领才有幸使用。这类价值贵重且相对厚重的丝织物多用于皇帝和大教长的礼服、皇宫的挂帘、圣坛的桌布、皇帝的华盖和车帘、盛大宗教仪式使用的幡帜。其花纹大多为小幅几何图形和抽象符号或动植物形象构成的循环图案，配合以拜占廷标志性的圆环花边和礼服袖口、领口及下摆的金银色织锦。某些特殊用途的丝织物还在金银提花的适当位置镶嵌珍珠、红蓝各色宝石、玛瑙和翡翠，它们大多是按照设计要求在成衣之后由裁缝用手工刺绣方法缝缀而成。这种技术与我国古代丝绸刺绣技术有区别，因此引起当时我国作家的注意，称之为“胡绫”。
拜占廷纺织品，特别是丝织物的销售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大部分丝绸是作为拜占廷皇帝的礼物赠送外国君主。但是，极少量的中低档丝绸仍然进入了商业领域，其中珍贵的提花丝绸甚至通过中亚商人返销回我国。近年来，考古学家在我国西部地区发现了大量有关证据，特别沿古代“河西走廊”发掘的西域文物，证明东地中海商品也流入我国，其中丝织品是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考古报告提示我们，包括拜占廷丝织物贸易在内的中国和拜占廷商业往来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研究领域。
3、医学
拜占廷医学是在古典希腊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门在民众中普及的科学，医学知识并不仅仅为专业医生所掌握，而且被所有拜占廷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普通民众所了解。与拜占廷科技其它领域一样，拜占廷医学重在应用而忽视病理，他们并不关注人体结构或血液构成，而关注如何防病治病。
拜占廷人在医学方面鲜有创新之处，他们遵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理论，认为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是人类体质病理分类的基础，所有疾病均出自干、湿、热、冷四气失调，而健康则有赖于这四种体液的适当比例和四气状态的平衡。拜占廷医学著作，如皇帝朱利安的私人医生欧利巴修斯（325－395/6年）的《诊断学》、保罗（?－642年后）的《妇科学》、《毒物学》和《处方》、西蒙（11世纪）的《食谱》和《保健手册》等都是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理论为指导，欧利巴修斯还曾编纂了盖伦全集。拜占廷人注重养生和预防，广为流传的“饮食历书”将一年四季分成干、湿、热、冷四个阶段，详细罗列宜食和忌食的食物名单。他们认为，疾病是人体各种因素和状态失调的结果，因此治病的关键在于调理，治病的最好办法是休息保温和发汗，养生应重于治病，甚至认为医生的职业完全是一种靠疾病赚钱的行当。因此，民间的土方很受欢迎，例如用胡椒调理肝脾，用青草去除口臭，一年春夏秋季三次放血，使用按摩和推拿治疗扭伤，用烧灼方法止住大出血，用艾蒿清洁空气，等等。我国古代史书中还记载其外科医生“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卷九《西戎》五。]
拜占廷国家支持医学发展主要表现在重视医院的组织建设，不仅在军队中设立军事医护团，而且大的慈善机构和修道院也附设医院或高级医生团。1112年，皇帝约翰二世建立潘多克拉多修道院时，就建立附属该修道院的小医院，内设十名男医生、一名女医生、12名男助理医生、四名女助理医生、十名男女高级助手、十名男女杂工负责病房，另有五名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负责门诊。医院中没有护士，护理工作通常是由住院的病人分担，各科病人混住在一起，病情较轻的病友照顾不能自理的病友。医生不分科室，只分男女，医生似乎是精通各方面疾病的全科专家。
4、拜占廷历法与年代学
拜占廷人实用性的天文学决定了其历法的实用性。而该历法因拜占廷文化在中古地中海和欧洲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曾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它对周边各民族，特别是对东欧斯拉夫各民族和东正教世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拜占廷人在中古欧洲长期占据的文化优势，他们给后人留下大量的文化遗产和极为丰富的历史记载，在这一方面，欧洲其它民族难以望其项背。了解和适当掌握拜占廷历法将有利于对拜占廷历史资料做出正确时间定位。
拜占廷帝国是中古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历法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天文历法基础上，结合基督教神学思想，形成具有某些重要特点的独立历法体系。概括而言，拜占廷人将每年分为4季，将每季分为3个月，每月天数不一，将每月分为4周，将每周分为7日，将每天分为12时辰。每周以周日为头一天，称周一为“第二日”，以此类推。在拜占廷历法中，纪年法是最为复杂的部分。由于年代学纪年法涉及对长期历史事件的时间定位，因此，它在后人对拜占廷历法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德国拜占廷学家德尔格最先研究7、8世纪以前的拜占廷帝国凯撒纪年法。其后，法国学者格鲁梅尔在其《年代学》一书中涉及拜占廷纪年法，一些东欧斯拉夫学者则探讨了埃及等拜占廷帝国行省使用的纪年法。[ F. Dolger, Das Kaiserjahr der Byzantiner [M]，Munchen: Verlag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49. V. Grumel, La Chronologie [M]，Paris, 1958.]本书简要地介绍有关的内容，同时初步探讨拜占廷历法的主要特点，以便为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拜占廷古代文献时提供一些参考。
拜占廷历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其继承性，换言之，它不是由拜占廷人创制的，而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历法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拜占廷历法这一特点的形成，我们必须简略考察拜占廷帝国早期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宗教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由于拜占廷帝国是欧洲中古时期历史最为悠久、经济非常富有、政治文化影响极为广泛的君主专制国家，因此在欧洲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拜占廷帝国早期历史变迁深刻地影响其历法体系的形成，一方面因其国势强弱而变动不定的疆域为其与地中海周边其他民族进行历法知识的交流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多种文化融合也造成了拜占廷历法复杂性的特点。作为古代希腊文化和晚期罗马帝国政治传统的直接继承者，拜占廷人特别注意吸收接受先人的历法。首先，他们十分重视古代希腊罗马的天文知识，注重学习古典天文学理论。自4世纪以后300年期间，拜占廷人翻译注释了许多古代天文学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晚期罗马帝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帕珀斯（Pappos, ?－320）的《天文学大全注释》，该书依据托勒密（Ptolemy, 130－175年）天文学理论分析天体运行，准确地预测了发生在320年10月18日的日环食。[ Book 7 of the Collection [M], ed. A. Jomes，New York, 1986.]4世纪下半期的拜占廷天文学家塞奥（Theon，360－380年）注释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并对这部古典天文学的集大成著作的后半部进行补充，他还在仔细研究托氏理论的基础上，准确计算出364年两度发生的日食和月食。为了计算天体运动，他整理注释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原本》等著作，使后者的许多作品得以保存，后来成为伊斯兰学者转译为阿拉伯文的古典几何学珍贵文本的主要依据。
其次，拜占廷人在实际生活和历史写作中采用古代历法，承袭多种古代纪年方法。拜占廷帝国知识界始终十分重视历史记述，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可是，当后人翻阅这些古代文献时经常陷入难以判断历史事件绝对年代的困境，因为早期拜占廷作家似乎并不采用全国通用的纪年法，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拜占廷史料中纪年方法各异。例如，4世纪的埃及土地契约中使用“第二个税收年的第某年”表明年代，而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序言落款年代则记为“查士丁尼皇帝第三执政官期间”，等等。显然，在拜占廷帝国早期历史上缺乏为大多数作家共同认可和使用的、相对统一的纪年法，类似于我国古代史书中通用的干支纪年和皇帝年号纪年法是在9、10世纪才出现的。
拜占廷帝国早期的历法主要是以罗马历法为依据，例如4世纪最先在埃及地区出现并为帝国其它大部分行省采用的“税收年纪年方法”即是以罗马历法作为计时基础的。[ A.H.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 [M]，Oxford, 1964，pp.451－456.]罗马历法形成于罗马共和国时期，据现代学者考证，它与罗马城初创者罗穆洛（Romulus，公元前8世纪人）结合古希腊人的历法制定而成的罗马古历法有别。后者是以月亮运动为天文依据的太阴历，每年比实际回归年少10余天，至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古历法已经变得十分混乱，无法规范罗马人的生活时间。凯撒（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2－44年）遂邀请亚历山大城天文学家索西耶内斯主持历法修订，以太阳运动为依据制定太阳历，并取消罗马古历。新历法以凯撒姓氏命名为儒略历，分一年365天为12个月，并采取闰年增时措施，以克服计时的微小误差。早期拜占廷人以儒略历为计时依据，实行“税收年纪年法”。
所谓“税收年”是指国家向民众征收捐税的时间，最初是由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 284－305年在位）确定的，他为了保持国家税收数量的相对稳定，立法规定每5年调整一次税收量，以收获季节的9月为岁首。后来，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 324－337年在位）又将5年一度的调整期改为15年。由于税收年计时体系符合儒略历，虽然后来其财政意义逐渐废弃，但是它仍然继续被用作历法名称。在拜占廷帝国早期，无论在正式的官方文件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税收年”被用来纪年。由于每个税收年周期为15年，因此在计算某个税收年的具体年份相当于绝对年代时，应采用“税收年周x 15＋税收年＋312”的公式，反之在计算某一绝对年份相对应的税收年时，应使用“（绝对年份－312＋3）÷15” 的公式，能够除尽的为税收年周的首年，不能除尽的，其余数即为具体税收年份。[ J. Karayannopulos, Das Finanzwesen des fruhbyzantinischen Staates [M]，Munchen, 1958, pp.138－141.]
同时被使用的还有“执政官”、“皇帝年号”、“名祖”等多种纪年方法。前两者大多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担任皇帝或执政官的年份，而后者大多为拜占廷帝国古代作家为记述方便，虚构出来的先祖或神的名字，用以标志年份。按照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古老传统，罗马人每年应选举执政官，任期一年。虽然至晚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时期，执政官已经失去其实际社会权力，仅保留其荣誉头衔意义，并由民众选举变为皇帝任命，但是，其每年变更的特点使它具有标志年代的功能。许多拜占廷帝国早期历史作家便以某位执政官注明其描写事件的年份。皇帝的年号在拜占廷历法纪年体系中的作用和执政官纪年大体相似。在采用这类纪年法计算绝对年代时，应该特别注意参照有关的史料确定文献中提到的执政官被任命或皇帝在位的准确年份。在6世纪查士丁尼（Justinian I, 527－565年）在位前后，由于执政官成为花销巨大的公共娱乐活动的主要资助者，所以没有人乐于出任这个“徒有虚名而必使倾家**产的光荣头衔”，致使“执政官名表的最后一段时间所以常有缺漏。”[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M]，黄宜思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下册，第213页。]这种情况使我们确定所谓“查士丁尼皇帝第三任执政官”的绝对年代，不是指527年查士丁尼即位以后第三年（530年），而是其登基后第六年的533年。皇帝年号纪年法似乎比执政官纪年法更可靠，因为在注重政治事件记载的拜占廷帝国史料中，可资借鉴的旁证更多。例如“戴克里先纪年”始于这位皇帝登基的284年，通过有关戴氏事迹的史料，我们可以准确推算出该纪年法提示的任何年代。执政官纪年法仅使用到7世纪初，而戴克里先纪年法持续使用到13世纪，后者的可靠性是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拜占廷帝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在重要的文化中心和地方政治中心还存在一些地方性纪年法，例如除了埃及地区流行的税收年纪年法外，在西亚的叙利亚地区流行“安条克纪年法”。该法于公元前49年10月1日算起，可能是为纪念凯撒视察该城市，于前47年正式被采用。直到公元5世纪中期，安条克纪年的岁首改为9月1日，以便与中央政府颁布的历法保持一致。该历法年代与绝对年代的换算方法如下：某安条克年若处于9月1日（或10月1日）至12月31日时，减去49，得数为绝对年，而处于1月1日至8月31日（或9月30日）时，则减去48，得数为相应的绝对年。[ Glanville Downey, A History of Antioch in Syria: from Seleucus to the Arab conquest[M]，Princ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157.]该纪年法至7世纪中期阿拉伯军队占领叙利亚以后逐渐停止使用。除了上述主要地方性历法外，还存在以大区长官或朝廷重臣命名的纪年，它们大多在某官员任职或出生地区使用，没有普遍性。但是，我们在涉及这类史料提及的年代时，还不能忽视地区这一重要因素。
显然，拜占廷帝国历法的继承性，如同其文化在其它方面表现出的特征，[ 参见陈志强：《拜占廷文化特征初探》，《世界历史资料》，1988年，第8期。]是其早期历史发展的结果。由于古典希腊罗马天文历法的强大影响，早期拜占廷历法还体现出明显的世俗色彩。然而，随着基督教思想在拜占廷帝国的传播，拜占廷历法逐渐表现出愈来愈明显的宗教性。拜占廷历法最重要的演变表现在其日益明显的宗教性，这是拜占廷帝国时期基督教神学思想与古典天文历法结合的产物。基督教自公元1世纪产生后，在地中海东岸和小亚细亚地区广泛传播，势力日益发展。至拜占廷帝国时代，基督教正统神学和教义逐步形成，通过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发展成为基督教的基本信条。从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开始，直到787年第七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基督教教会在拜占廷皇帝的直接参与主持下，完善了其思想体系，成为在拜占廷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此后，其思想内核没有发生重大变动。迅速兴起的基督教思想对早期拜占廷历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开始用基督教神学理论解释天文历法问题，用古典天文历法知识为基督教服务，特别注意利用历法计算宗教节日。
“复活节纪年法”是其中的一个例证，该法源自教会天文学家编制每年一度的复活节表。[ G. Bertonier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 Vigil [M]，Roma, 1972，有关部分。]按照拜占廷教会传统，每年春分节日当天或节后一周遇有满月，则其后的第一个礼拜日为纪念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的节日，如果满月恰好出现在周日，则复活节顺延一周，即是说复活节可能确定在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的某天。为了推算出复活节的准确日期，拜占廷人通过天象观测，计算赤道和黄道的夹角，确定月亮运行的轨道，在发展拜占廷星占学的同时，[ 拜占廷星占学起源于古典时代的占星术，即通过星体之间位置预测未来和解释过去的活动，其中包括以行星与黄道十二宫预测人生的星命术、选择良辰吉日的择时占星术、以异常天象为依据的决疑占星术和预测社会灾难的总体占星术。]为基督教历法发展提供了天文学依据。以基督教基本教义解释计时含义是拜占廷历法的基本特征。拜占廷人认为所谓“时间”是指发生某些事件的时段。他们的计时体系是以昼夜和四季这类自然变化现象为主要依据，同时以对天体运动的观测为参考。但是，拜占廷人在如何解释计时单位时，特别强调基督教思想。他们虽然按照自然和天文变化确定了日、月、季节和年等时间单位，但是在纪年方法上给予上帝创世和基督降生的解释。他们还特别注意以圣经中关于上帝创世的故事为依据，完善了每七日为安息日的礼拜计时方法。在9世纪以前拜占廷帝国流行的多种纪年方法中，基督教历法发展较快，逐渐取代了古典历法的正统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亚历山大纪年法”、“创世纪年法”、“基督降生纪年法”、等等，最终形成了“拜占廷纪年法”。
“亚历山大纪年法”始创于5世纪，由埃及教士和作家潘诺多罗斯（Panodoros, 5世纪人）编制。他在纠正4世纪著名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 260－339/340年）将圣经中提到的日期与古代文献相结合引起的混乱时，提出世界历史的计时开端应严格按照圣经的记载，即从上帝创世时开始，认为基督降生在上帝创世以后5494年。这一纪年法被称为“大亚历山大纪年法”。另一位埃及教士阿尼亚诺斯（Annianos, 5世纪人）按照同一思路提出“小亚历山大纪年法”，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基督降生在创世后5501年。亚历山大纪年法被教会作家广泛使用，直到9世纪才逐渐被“拜占廷纪年法”所取代。亚历山大纪年换算为公历绝对年的方法是：某亚历山大年若处于3月25日至12月31日时，年份数减去5492，得数为绝对年，而处于1月1日至3月24日时，则减去5493，得数为相应的绝对年。如果文献使用的“亚历山大纪年法”以9月1日为岁首，则上述换算作相应调整，即9月1日至12月31日的年份减去5491，而1月1日至8月31日的年份减去5492，得数为公历绝对年。例如，亚历山大年5996年4月，按上述方法计算，5996减去5492，得数504即为公元504年，月份4加3为7月。
“亚历山大纪年法”确定了“创世纪年法”和“基督纪年法”的基本思路，即以圣经中记载的创世年为元年，或以基督降生年为元年，只是不同的作家在按照圣经记载计算年份时略有区别。例如6世纪作家马拉拉斯（Malalas, 491－578年）认为基督降生于创世后5967年。[ 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M], trans. by Elizabeth Jeffreys, Michael Jeffreys, Roger Scott, et al, Melbourne, 1986, chp.1. ]而9世纪的作家乔治（George the Synkellos, ？－810年）坚持认为基督降生于创世后5501年，[ 转引自其同时代作家Theophanes,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M], trans. by H. Turtledove, Philadelphia, 1982，该书记述了乔治已佚失著作中的观点。]他们在各自的历史作品中均按照各自的纪年法记述。我们在使用这类历史作品时均应首先确定作家的纪年方法，避免断定年代的错误。9世纪以前拜占廷帝国多种纪年法混用的情况使当时的历史作家在使用古代文献时遇到极大的困难，他们常常为准确判断某个历史事件的年代而翻阅大量资料，即便如此，错误仍然不能避免，就连当时最博学的作家塞奥发尼（Theophanis, 752－818年）在使用7－8世纪的文献时也因纪年法混杂而出现了确定年代的错误。[ Theophanes, The Chronicle [M]，chp.2.]可见，制定统一的历法纪年体系是中期拜占廷帝国知识界的迫切需要，“拜占廷纪年法”因此应运而生，并成为此后占主导地位的历法。
“拜占廷纪年法”是严格按照《旧约·创世纪》的内容计算出来的，确定上帝于公元前5508年3月21日创造世界，因此这一天为拜占廷纪年的开端。10世纪时，该历法岁首改为9月1日。换算拜占廷纪年为公历绝对年的方法是：某拜占廷纪年若处于1月1日至3月20日时，则减去5507，得数为相应的绝对年，而处于3月21日至12月31日时，年份数减去5508，得数为绝对年。10世纪以后的文献以9月1日为岁首，则上述换算作相应调整，即1月1日至8月31日的年份减去5508，而9月1日至12月31日的年份减去5509，得数为公历绝对。“拜占廷纪年法”还以复活节周期为主要参考，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误差。拜占廷天文学家根据观测，确定以月亮运行为依据的太阴年周期为19年235个月，其中设置7个闰月，分布在第3、6、8、11、14、17和19年；又确定以太阳运行为依据的太阳年周期为28年（即四年置闰乘以构成礼拜周的七天）。而后将太阴、太阳两周期相乘，得出532年的复活节大周期。事实上，设置这一大周期的目的在于，通过改变其岁首月龄（增加或减少该月天数）达到调整拜占廷历法在数百年间使用中出现的误差。“拜占廷纪年法”从9世纪以后成为拜占廷帝国通用的历法，直到15世纪中期拜占廷帝国灭亡以后，仅为东正教教会采用。
拜占廷历法明显的宗教性与当时的形势有密切联系。拜占廷帝国早期和中期历史上面临的外敌入侵造成的巨大压力，引发社会精神生活的危机。当拜占廷统治阶层为缓解压力而推行社会改革，通过施行军区制加速帝国管理组织的军事化来稳定局势，一度加强了国力后，基督教关于“基督救赎”和“千年王国”的说教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当拜占廷帝国势力达到鼎盛，并旋即急剧衰落时，更多人对现实生活悲观失望，企图从基督教思想中寻求解脱。作为基督教思想文化极为发展的国度，其历法必不可免地受到基督教神学日益强化的影响，并最终导致其彻底的基督教化。拜占廷人不仅放弃了罗马帝国传统的所谓“异教”历法，用基督教概念取代古典历法中的名称，而且采用多种宗教计时法，按照圣经的记载设置七日为一个礼拜的计时单位，并制定了多种基督教纪年方法。
总之，拜占廷历法经历了从世俗向宗教倾向的转变，从古典的向基督教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基督教思想影响日益加强，而古代希腊罗马的历法传统日益减弱，最终形成了两种因素结合的拜占廷历法。拜占廷历法既设置了纯属宗教意义的礼拜周，制定了以基督教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础的纪年方法，使用基督教神学概念取代古代历法称呼，又继续吸收古代希腊罗马人已经取得的天文历法知识，采用古代天文观测方法，并以此作为其历法演算的基本工具。显然，历法作为拜占廷人使用的计时体系与拜占廷文化的其它部分一样受到拜占廷帝国社会整体局势的影响。其明显的宗教性一方面说明基督教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拜占廷人对待天文历法的实用主义态度。拜占廷历法的实用性是与拜占廷人实用主义生活态度密切相关。古代罗马历法以每年的1月1日为岁首，根据天文观测确定回归年为365.25天。但是，拜占廷人将岁首改为9月1日。这一改动的目的旨在方便税收，因为拜占廷政府规定的每年税收期从9月1日开始。拜占廷帝国税收制度是在罗马帝国税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税收制度历史更久远，更完善。在拜占廷历史的初期，税收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土地人头税”，包括耕地、劳动者（自由的、依附的或雇佣的）、劳动工具（牲畜等）三种要素，每个核算单位承担固定的纳税额度。凡是达到这个纳税单位标准的就按照固定额度纳税，政府则根据各大区和省拥有的纳税单位确定纳税总量。这种计算方法似乎提供了一个“同质同量”的统一标准，但是，实际核算中由于农田的肥沃程度不一，土地的条件有别，测量和计算起来非常复杂，因此中央政府统一规定，税收的实物部分（即实物税）交到各地国库库房，分三次交齐，而货币税每年一次性直接缴纳到中央国库。由于农业税收是以农为本的拜占廷帝国的主要税收，所以，每年9月开始的税收年岁首就显得格外重要。为了税收的方便，拜占廷人对传统的罗马历法进行改造，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新历法岁首为9月1日。
第四节拜占廷文化的影响
1、拜占廷文化的一般特征
拜占廷文化是拜占廷人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合，以其丰富的内容、鲜明的特点和完整的体系独步欧洲和地中海世界，在该地区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于拜占廷文化的历史地位问题，笔者与徐家玲合作进行过探讨，见《试论拜占廷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和东地中海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学》1986年第8期，第28－34页。]国际拜占廷学界对拜占廷文化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得出的结论也令人信服。
首先，拜占廷文化具有鲜明的继承传统的特征，它直接继承了古典时代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在拜占廷帝国特殊的环境中，兼收并蓄早期基督教和古代东方诸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拜占廷文化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均表现出强烈的尚古倾向。早在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在古城拜占廷兴建“新罗马”，并从希腊和亚平宁半岛收集大量古代艺术杰作装饰首都时，拜占廷人即表现出对古典文化的爱好。该城无论从整体规划、具体建筑样式，还是内外装修、建筑材料都模仿古代建筑。古典建筑中流行的大理石屋面、阳台和柱廊使整个城市建筑群显得格外典雅庄重，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古代名城雅典和罗马。最豪华的建筑大皇宫是由几个比邻的独立宫院、各种大殿、宫室、花园和柱廊组成的，它几乎就是古罗马城的翻版。根据史家统计，在城区内集中了大量优美的古典建筑，除了大皇宫外，还有元老院议事大厦、公共学堂、大赛场、座剧场、多座豪华公共浴池、百余个私人浴池、数十条沿街柱廊、囤粮谷仓、引水渠道、蓄水池、用于集会和法院公审的大厅以及贵族官邸，无不以古典建筑为蓝本。可容纳数万人的大赛场也完全仿照罗马斗兽场的式样建造，但比罗马的大赛场规模更大，场内均匀地分布着许多来自埃及和希腊立柱和方尖碑，立柱上则装饰各种雕像，例如从古希腊宗教中心德尔斐神庙运来的三蛇铜柱。[ 它至今仍然保存在伊斯坦布尔大清真寺前广场上，是游客们关注最多的旅游景点之一。]圆形的君士坦丁广场周围矗立着一大片公共建筑群，是公众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的第一大中心，其中有十余级大理石台阶的帝国议会和元老院是按古希腊建筑设计的。广场中心耸立着的巨型花岗石圆柱，坐落在6.1米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圆柱直径约3.2米，顶端是从雅典运来的巨大的阿波罗铜像。[ 这个铜像被认为是君士坦丁一世的象征，它和石柱在12世纪时被推倒，由于多种资料推算的区别，具体数字不一。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M]，London, 1905-1906, II，p.189.]向西南伸展的麦西大道是举世闻名的大理石柱廊大道，两侧有巍峨的市政厅、森严的将军府和国库、文雅的国家图书馆和优雅的贵族宅区。在这里，风格各异的罗马贵族庭院也按罗马城式样建筑，以便吸引各地名门显贵。全城主要街道、广场和建筑物前都布满了精彩绝伦的古典艺术品，“一言以蔽之，一切凡能有助于显示一座伟大都城的宏伟、壮丽的东西，一切有助于为它的居民提供便利和娱乐的东西，在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四墙之内无不应有尽有。”[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卷，第382页。这个缩编本由黄宜思父女翻译，译文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吉本作品的语言风格，但是其中错译、漏译颇多，可能是所选用的英文文本有问题。]
此后，该城迅速崛起，成为繁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吸引着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携带大量古典文献和古代文物前往首都，这就为推动拜占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物质条件。发展图书馆，建立学府，学习古代希腊语和拉丁语，收集注释古典文史作品，研究古典哲学和文学，这些成为早期拜占廷文化发展的主要现象。除了君士坦丁堡外，亚历山大、安条克、雅典均成为当时研究古典之学的重镇。所谓“新亚历山大运动”实际上是将古典哲学遗产纳入基督教神学的学术活动。前述著名拜占廷学者佛条斯在其《书目》中，概括介绍了直到他那个时代以前所有著名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主要著作，包括大量古典作家的经典作品。这份书目显然是用于他任教的君士坦丁堡学府的课程，是为就学的学生提供的参考资料。[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I，pp.361－362.]这种尚古之风一直保持到拜占廷历史的末期，只是其热烈的程度有所不同。11世纪的拜占廷历史作家普塞罗斯曾自豪地写道，他在少年时代即可背诵《荷马史诗》。[ Michael Psellos, The History of Psellus [M], ed. J.B. Bury, London, 1899, V，p.55.]科穆宁王朝公主安娜撰写的《阿莱克修斯传》带有明显的希罗多德的写作风格，代表当时拜占廷历史写作的倾向。而拜占廷社会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包括国家官吏和法官都要接受系统的教育，特别是希腊语言教育，以便使他们的口音“希腊化”。直到拜占廷帝国灭亡前夕，许多胸怀复兴文化以救国的著名学者仍然致力于古典文化的传播，其丰富的古典学问和广博的古希腊哲学和文学知识，使他们在意大利学校中指导的学生深感心悦诚服。
从拜占廷人继承古典文化的内容上看，他们特别重视古希腊的哲学、文学和史学，重视罗马的法律和工程技术。在拜占廷帝国，《荷马史诗》脍炙人口，妇幼皆知，能够大段背诵的人不在少数，因此许多作家在引用时不加说明而不至产生误解。君士坦丁堡修辞学家科米达斯（9世纪人）对照前此多种版本对《荷马史诗》进行重校，使之成为以后几个世纪最权威的版本，[ K. Krumbacher,Athens 1974, II，p.644.]而该史诗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也是拜占廷学者完成的。象希罗多德这样伟大的古希腊史家，更是拜占廷作家学习效仿的榜样，佛条斯在其案头必读书中就始终包括希罗多德的作品。[ K. Krumbacher,II，pp.216－220.]据现代学者研究，拜占廷帝国教俗学术界一直热衷于古典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学者的作品是当时的热门书籍，不断传抄，在众多的哲学流派中，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学派受到特别青睐。
拜占廷人常以正宗继承人的身份继承古罗马文化，他们不仅自称“罗马人”，而且在政治制度、基督教神学、法律和大型工程技术方面，忠实模仿继承，并有所发展创造。他们清除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制度中民主制的残余和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因素，发展出拜占廷帝国皇帝专制官僚制度，其中皇帝制度成为其政治生活的核心。基督教是古罗马帝国的文化遗产，拜占廷人对之加以改造，使之在神学上摆脱了古代哲学和犹太宗教的双重影响，并始终将它置于皇帝最高权力的控制下，利用东正教强化皇权统治和扩大拜占廷帝国的影响，形成了保持至今的东正教世界。在法律方面，拜占廷人直接继承古罗马传统，查士丁尼一世的立法活动是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他下令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是欧洲第一部完整的法律汇编，该法典成为此后数百年拜占廷法律的基础蓝本，如《法律汇编》、《六书》、《皇帝法典》等后世法典无不效仿民法大全，该法典也为近代欧洲法律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M]，ed. by J. M. Hussey，Cambridge, 1978, IV，ii，pp.55－79.]查士丁尼认识到建立完整的法律对于巩固皇权的重要性，他在《法理概要》中指出：一个好皇帝“应该不仅以其武力而获尊荣，还必须用法律来武装，以便在战时和平时都有法可依，得到正确的指导；他必须是法律的有力捍卫者，也应是征服敌人的胜利者。”[ Justinian, 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 trans. by A. Thomas, Amsterdam 1975, introduction.]这种法律至高无上的思想来源于古罗马法律。至于在建筑工程技术方面，拜占廷人继承古罗马遗产就更为多样。拜占廷建筑样式最突出的风格是在平面十字形建筑物上方建造半球形穹顶，此种风格即是在罗马半圆拱顶墙壁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十字形平面建筑则是罗马长方形大会堂（又称“瓦西里卡”）建筑的演化建筑形式。君士坦丁堡的圣索非亚教堂是拜占廷建筑的代表作，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拜占廷人在墙体、门窗和内外柱廊方面是如何继承罗马建筑艺术的。此外，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等拜占廷帝国名城完善的引水渠道、地下排污管道、蓄水池等都直接借鉴了罗马城建筑的成功经验，而皇宫中半自动升降的皇帝宝座和宫殿中各种机械动物，如金狮和小鸟，都是拜占廷工匠学习继承罗马人实用工程和机械技术的成就。
拜占廷文化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拜占廷人在比较全面系统接受古代文化过程中，不是全盘照搬，简单模仿，而是注意选择对拜占廷社会生活有用的东西。他们在整理古典作品时，着重学习和掌握古典杰作的技能和手段，在模仿中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从而在将古典文化价值观运用到中世纪生活的同时，形成了始终贯穿其历史的尚古倾向，不仅为拜占廷文化打上了古典文化的烙印，而且使古典文化在拜占廷文化的特殊形式中得到保护。其二，拜占廷人在积极主动吸收古典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注意发展创造，形成自身的特点。他们在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在模仿古代作家杰作的过程中，将多种不同文化因素融合在自己的创作中，从而使古典文化成为其基本要素之一，逐渐发展出具有独立的、比较完备的、内容丰富的文化体系。拜占廷文化不仅在文史哲和神学方面见长，而且在医学、建筑工程技术和造型艺术方面独具特色。
拜占廷文化的传统特征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拜占廷帝国所在的地区曾是古代历史上希腊文化昌盛的中心地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使东地中海沿岸和西亚广大区域内的各个民族经历了“希腊化”的历史，因此，古典希腊文化深深地植根于当地各民族中，获得了这些民族的认同。在拜占廷帝国，居民们大多使用希腊民间语，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均能熟练地使用古希腊语，这使古典文化通过希腊语这一媒介比较容易地传播，大量的古典文献得以世代相传。可以说，作为拜占廷文化基础的古典文化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学术条件。另一方面，从4世纪以后兴起的拜占廷帝国虽然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地位，但是它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相当长时间里，拉丁语仍然是拜占廷帝国的官方语言，拜占廷皇帝们始终缅怀罗马大帝国的光荣，特别是在拜占廷帝国早期，皇帝们无不以恢复和重振罗马帝国昔日辉煌为己任。这样，拜占廷人对古罗马文化的继承就具有天然的责任感。可见，拜占廷文化的传统特征是拜占廷历史演化的必然结果。
其次，拜占廷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其它民族文化的宽容和对发展相对后进民族的开化启蒙。拜占廷文化在吸收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还兼收并蓄古代西亚和远东民族文化的营养。第一，拜占廷文化通过文史哲作品接受了东方神秘主义文化思想和审美原则。众所周知，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具有理性化的自然主义特点，而包括古代犹太、波斯和亚美尼亚等民族文化具有非理性化的神秘主义特点，拜占廷帝国处于两者的交汇之地，其文化虽然以古典文化为基础，但是并不排斥西亚地区各种文化影响。6世纪以弗所主教约翰（507－586年）出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对西亚地区古代文化和波斯文化有深刻了解，他的《东方圣徒传》对在拜占廷帝国传播东方神秘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传世作品有两部，除了John of Ephesus, Lives of the Eastern Saints [M],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rooks, Patrologia Orientalis 17-19, Paris, 1923-25. John of Ephesus, 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 bishop of Ephesus [M], trans., R.Payne Smith, Oxford, 1860.]对拜占廷学者了解东方思想有很大帮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起源于基督教早期历史上禁欲苦修思想的修道生活对拜占廷人的影响，其中3世纪上半叶的亚历山大教区教士奥立金和被称为“隐居修道之父”的安东尼（Antony the Great, 251－356年）影响最大，他们都主张通过远离人群和冥思苦想达到与神的沟通，将“启示”视为与上帝交往的最佳途径。这种生活方式后来在埃及各地流行，并通过西亚地区逐步向拜占廷帝国中心地区传播，最终在君士坦丁堡出现大批修道士。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拜占廷帝国末期，其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思想能够满足拜占廷帝国普通居民在动**环境中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早期拜占廷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相结合。第二，古代西亚和波斯艺术对拜占廷艺术产生深刻影响。古代西亚和波斯艺术均带有该地区神秘主义思想，无论从艺术的形式到内容，还是艺术的题材和表现手法都贯穿着神秘主义倾向，与古希腊罗马艺术自然主义的风格形成鲜明对照。圣像造型艺术在拜占廷帝国的长足发展反映了神秘主义艺术的强大影响，拜占廷人从关注自然景物向追求“通神”艺术转化，他们摒弃绘画雕刻中的真实感和构图造型和谐的平衡感，主张“通神而忘形”。例如，在拜占廷圣像画中常见的圣母子像中，人们几乎看不到现实主义的妇女婴儿的形象，也感受不到自然主义的人类感情，图画本身缺乏合理的布局和比例，古典艺术的和谐与真实感消失了。拜占廷艺术家认为，外在的形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体现出的神秘感，他们以简洁的线条和对比强烈的色彩突出圣母子庄重的形象，通过带有特殊含义的线条和色彩表达重要的神学思想。他们尤其重视对眼睛的描绘，平白中透露着圣母子的纯洁和仁慈，以传达上帝的圣恩。他们企图使人忽视对圣像人物的欣赏，而追求画面背后的神学含义。同样，在雕刻艺术中，古典艺术的人物和自然动植物的生动逼真的造型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于波斯和西亚地区非人格化抽象艺术的影响。
拜占廷帝国与包括古代中国和印度在内的远东民族的联系虽然较少，但是在文化交往中却有几笔珍贵的记载，其中广为流传的事例是，6世纪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打破波斯人对东方生丝贸易的垄断，支持两名教士到中国学习养蚕技术，并将蚕卵和桑树苗带回拜占廷帝国，从此，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南部建立起丝织业中心。拜占廷文化中还保留印度文化因素，据瓦西列夫的研究，8世纪拜占廷作家大马士革人约翰（John of Damascus）写作的浪漫传奇小说《巴拉姆和约色芬》，是使用了佛教故事的题材，认为该书是佛祖释迦牟尼本人生活素材为基督教所利用的典型事例[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I，p.294.]。
拜占廷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积极影响是其开放性特点的重要表现。拜占廷文化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它将不同民族文化适用的部分融合在自身之中，以满足新的需求和弥补自身的不足。这种灵活性使拜占廷文化得以在古代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普遍的衰败形势中迅速摆脱危机，并获得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就欧洲和西亚北非地区而言，拜占廷文化发展的历史最为悠久，在4世纪到15世纪的千余年期间，拜占廷文化一直是该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之一，君士坦丁堡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拜占廷文化相对迅速的发展为其向文化后进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7世纪以前拜占廷帝国周边地区的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新兴起的日耳曼人发展相对落后，普遍的野蛮和蒙昧状态为拜占廷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天地。
拜占廷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其宗教性和世俗性的结合，即是说在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既没有出现中古西欧地区出现的那种基督教文化专制的情况，也没有出现类似我国中古时代儒学一统天下或宋明理学称霸的局面。拜占廷帝国的教会文化和世俗文化作为两大主流文化经历了最初的兴起阶段，中期的曲折发展阶段，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如前所述，拜占廷帝国初期曾出现了接受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这个时期也是世俗文化迅速发展的阶段。古典文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重视自然的世俗文化，例如，以讲授哲学、法律、语言、算术、天文等课程为主的学校就属于世俗教育，学校中使用的教材也多来自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品。世俗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普及世俗知识的热潮，诸如培养建筑人才的各种实用技术专门学校在拜占廷帝国各地大量涌现，当时为数不少的建筑师、法学家、世俗文学家都是从这类学校中毕业的。世俗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世俗知识的推广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国家因此设立了各种类型、规模不等的图书馆，并出资收集民间古典藏书，挽救大量濒于佚失毁坏的古典文献。[ “阿莱莎斯有时就记载下他花费在这些方面的支出金额，使我们了解到，他的欧几里得抄本（现在收藏在牛津）花费了14个金币（nomismata），他的柏拉图（对开471页）抄写花了13个金币，使用的羊皮纸花了8个金币，他的基督教使徒文集（现存巴黎）抄写花了20个金币，6个金币用来购买羊皮纸。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花销，超过了最富有的个人能够承担的极限。我们对比一下就清楚了，一个中级朝廷大臣的年薪俸总额为72个金币。按照今天的物价水平换算（在可比的范围内），阿莱莎斯的柏拉图文集大约花费了5000英镑。” C·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M], Oxford, 2002, p.223.]在此基础上，国家还集中了一批著名学者从事古籍整理和翻译注释，这些学者中不乏世俗文学的高手，例如罗曼努斯（Romanus, 8世纪人）即熟练地运用古代希腊诗歌的优美韵律写作了大量赞美诗歌，被后人誉为“伟大的天才”。[ K. Krumbacher,，II，pp.517.]5世纪初亚历山大城著名的世俗女学者海帕提亚（Hypatia, 355/360－415年）曾协助其父修订注释托勒密《地理学》和《天文学大全》，出版数学专著，并因高水平的数学教学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民众宣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古典哲学而闻名于拜占廷帝国。正是由于她在世俗文化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后来引起基督教狂徒的憎恨，以乱石将她击毙。[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I，pp.716-718.]拜占廷历史早期世俗文化的长足发展为其长期存在和几度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无论环境如何艰难，世俗文化始终没有销声匿迹，因为它已经深深植根于拜占廷帝国的土壤中，在拜占廷人中有广阔的社会基础。
拜占廷基督教文化是从5世纪初以后迅速发展的，它随基督教教会经济政治实力增强、势力扩张而兴起。其最明显的现象是出现了大量基督教文史著作和圣徒传记，神学论文和传教演讲作品也在宗教争论中成批涌现，充斥拜占廷大小图书馆，各教堂和修道院的藏书迅猛增加，借阅的信众趋之若鹜，大有取代国家图书馆之势。此期最有代表性的基督教学者是凯撒利亚人瓦西里，他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教同仁共同推动所谓“教父文学”的发展，其作品一时为人争相传阅，成了热门书籍。自4世纪尤西比乌斯撰写了第一部《教会史》以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文体便成了作家们模仿的蓝本，据对现存史料的分析，仅撰写325年至439年间基督教历史的作者就有5人之多，而同期世俗编年史既不连贯，数量又少，[ 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M]，p.24.]教会对教育的控制是这一时期教会文化发展的又一标志，教会不仅设立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学校，而且将世俗学校置于其掌握之中。皇帝福卡斯（602－610年在位）即下令关闭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同时将许多传授世俗知识的学校交由教会管理，其后的伊拉克略皇帝虽然恢复了该大学，但是任命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为校长。[ S.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M], p.225.]教会对教育的垄断显然有助于教会文化的发展，同时阻碍了世俗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