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国家世俗权力和东正教教会的关系十分复杂，他们代表拜占廷社会世俗和宗教两大势力，在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能够联合，而在利害相互冲突时，则激烈斗争。总的看来，东正教教会一直处于皇帝的严密控制下，拜占廷帝国严厉的法律和富有实际效率的行政管理不仅剥夺帝国臣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而且也极大地限制教会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余地。基督教教会获得合法地位并成为国教以后，教会事务就成为拜占廷帝国国家事务的一部分，皇帝则成为教会的保护人。在晚期罗马帝国普遍的精神危机中，基督教以宣传和预言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劝导人们出俗遁世、逃避现世苦难去追求永恒的幸福，赢得广泛欢迎，也使统治者逐渐了解其安抚世人灵魂麻痹公众精神的特殊作用，进而大力扶植和利用基督教。
拜占廷教、俗权力的特殊关系是在相互斗争中形成的。自4世纪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初，拜占廷皇帝就享有控制教会的“至尊权”，这一权力是早期拜占廷皇帝作为羽翼未丰的教会的保护人而自然形成的。从理论上讲，皇权和教权的结合是拜占廷君主权力的重要基础，两者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皇帝需要教会从精神统治方面给以帮助，而教会则在皇帝的直接庇护下发展起来。最初，皇帝对教会的权力是无限的，但是，随着教会实力的增加，这种权力被侵害。因此，直到毁坏圣像运动爆发前，皇帝们维护其“至尊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教、俗统治集体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首先，皇帝们极力维护其召开基督教大公会议的权力。自君士坦丁一世于325年亲自主持召开第一届基督教大会后，塞奥多西一世、塞奥多西二世、马尔西安、查士丁尼一世、君士坦丁四世和伊琳尼分别召开了其它各次大公会议。罗马大主教马丁（649－653年在任）曾企图主持拉特兰基督教大会，但旋即被皇帝君士坦二世下令押解至首都监禁，而后遭到流放，最终死于流放地。其次，皇帝们极力控制基督教高级教职人员的任免权，干涉各教区争夺最高地位的斗争。早期基督教曾以势力最大的教会为首形成罗马等大教区，325年的尼西亚会议确定罗马、亚历山大和安条克三大教区。随着君士坦丁堡政治地位的上升，381年的大公会议在皇帝塞奥多西一世干涉下，置亚历山大和安条克教区的不满情绪于不顾，确定君士坦丁堡教区地位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罗马教区。451年的察尔西顿会议更进一步提高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地位。拜占廷皇帝牢牢控制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个最高教区的主教和大教长任免权，对不与皇帝合作者撤职迫害。君士坦丁一世就曾免去亚历山大城主教阿苫纳修斯的教职，塞奥多西二世则通过宗教会议罢免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聂斯脱利，将其流放。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皇后塞奥多拉曾命令驻扎于意大利的拜占廷军队统帅贝利撒留罢免罗马主教西尔维留斯（536－537年在任）。在8世纪中期以前，罗马主教一直被迫听命于拜占廷帝国皇帝，服从皇帝的指令，随时到君士坦丁堡面君。皇帝们则利用这一权力将那些敢于抗旨的教皇置于死地，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教皇马丁和维基流斯（537－555年在任），后者曾被软禁于君士坦丁堡达七年之久，最后死于返回罗马的归途中。再者，皇帝们努力扩大其调解和仲裁教会争端的权力。拜占廷皇帝极为重视教会内部的思想动向，一方面是出于防止教会脱离皇权控制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及时制止宗教争端造成的社会分裂。自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至8世纪的数百年间，皇帝们几乎参与和决定教会所有争端的最后结果。除了我们上面提到有关三位一体等重大神学教义之争是由皇帝最终作出裁决以外，皇帝泽诺提出过旨在平息教义争端的“联合论”，伊拉克略一世提出过调和察尔西顿派和一性论派争端的“两性一意论”神学方案，[ 一性论主张上帝神性与信徒人性的联合，而两性一意提出基督虽有两性但其唯一的意志起决定作用，企图绕开教义争论的焦点，使各方都能接受。]君士坦二世甚至颁发了《信仰模式》[ 该信仰模式的主旨在于停止神学争论，实现宗教和解。]作为全帝国基督徒共同遵守的信仰准则。皇帝们企图以此保持其凌驾于教会各派之上的最高权力形象。
拜占廷皇帝控制教会的努力是与基督教势力迅速发展同时进行的，换言之，随着教会实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教权一直力图摆脱皇权的控制。由于基督教势力大发展，教会不仅要求教、俗权力平等，甚至提出教权高于皇权的理论。教会权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下述诸方面。第一，教会司法权首先摆脱皇权的控制而独立。君士坦丁一世时，主教即有权审理世俗法庭经手的任何案子，而主教的判决被认为是终审判决，任何世俗法官都必须接受教会法庭的判决。塞奥多西一世时，教会进一步获得税收和司法等方面的特权。教会司法权的扩大必然与皇帝为首的世俗司法权发生冲突，因此，塞奥多西一世在承认基督教为国教的同时，却限制教会司法权，取消了教会的“罪犯庇护权”。值得注意的是，5世纪时尚处于拜占廷皇帝控制下的罗马主教获得立法权，其决定从此具有法律效力，这就为6世纪末、7世纪初皇帝被迫承认罗马主教是基督教教规最高捍卫人，并有权对皇帝进行司法监督打下基础。第二，教会力图在宗教理论的争论中保持独立性，并积极发展教权高于君权的理论。451年，尚在拜占廷皇帝控制下的罗马主教利奥就公开否定由皇帝支持的察尔西顿大公会议关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教区地位平等的决定，其目的不仅在于保持罗马教区在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地位，而且在于摆脱皇帝控制。此后，罗马主教积极参与反对由皇帝提出的“联合论”和“两性一意论”的活动，并取得成功。5世纪初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约翰充当反对皇帝的政治领袖，公开著书立说兜售其教权高于君权，教会高于世俗政府的理论。
君权和教权之间的斗争自5世纪后便愈演愈烈。当时作为拜占廷皇帝臣民的罗马主教格利高里一世（590—604年在任）公开与皇帝分庭抗礼，反对禁止官员和士兵在未完成世俗职责以前进入修道院的皇帝敕令，并利用拜占廷世俗大贵族争夺皇权的斗争，迫使皇帝承认其“基督教教规最高捍卫者”的地位。另一位罗马主教塞尔基奥（687－701年）在与皇帝的斗争中公然煽动军队反叛朝廷。对于教会势力的膨胀，以皇帝为首的拜占廷世俗统治集团深感忧虑。特别是在8世纪初时，教会的势力已经发展到足以与皇权抗衡的地步，并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对皇权构成威胁，这就不能不引起世俗君主的极大恐惧。毁坏圣像运动即是拜占廷教、俗统治集团之间长期较量的结果。拜占廷世俗统治集团借助有关圣像的神学争论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打击教会势力，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超过对圣像的关心。利奥三世迫害以大教长日耳曼努斯为首的反对派势力就极大瓦解教会组织；随后，君士坦丁五世采取的包括在君士坦丁堡游斗教会上层人士等激烈的暴力措施，使教士人格倍受侮辱，昔日威风尽扫，他还处死许多高级教士，以刺瞎眼睛、砍去手脚、监禁流放等方式迫害崇拜圣像派教士；在毁坏圣像派皇帝的许可下，各地迫害教会人士的行动不断升级，教士和修女们被集中在广场上，在“所有服从皇帝的人换上白衣并领走新娘，所有违抗者将被刺瞎眼睛或流放塞浦路斯岛”的威胁下，被强迫还俗；[ 君士坦丁五世对此大加赞赏，他在信中说：＂你是完全实现朕意愿的人。＂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Wisconsin，1958，I, p.262.]支持崇拜圣像的世俗君主在反攻倒算中也对毁坏圣像派教士大肆迫害。这样，在毁坏圣像运动进行的一百余年期间，教会元气大伤，势力迅速下降，很难再与皇权对抗。无论毁坏圣像还是崇拜圣像的皇帝在限制教会势力发展、干涉教会事务和剥夺教会财产的问题上都毫不犹豫痛下狠手，843年的法令虽然确定崇拜圣像的教义，但是再次明确皇权对教会的控制。显然，毁坏圣像运动对教会势力的致命打击造成了东正教的一大特点，使之始终未能像罗马教会那样发展成为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至高权力。
毁坏圣像运动之后，拜占廷基督教教会面临的问题大都不是来自神学争论，教、俗统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形成重大危机，但是，教会内部争夺最高领袖地位的斗争和拜占廷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民族等各种深刻矛盾伴随宗教问题或披着某个宗教派别的外衣构成拜占廷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成为东正教历史的重要内容。基督教早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教区在神学论战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争夺最高宗教地位的角逐，形成大大小小的宗派，使基督教教会长期陷于分裂。9世纪以后，各教会之间的斗争更带有个人色彩，以塞奥多利院长创建的斯都底奥斯修道院僧侣组成斯都底奥斯派，与大教长麦绍底乌斯（843－847年在任）为首的教派发生严重对立，前者借口后者对毁坏圣像派斗争不利，反对后者的宗教宽容政策，企图以此取代后者地位。为平息两派斗争造成的教徒分裂，皇后塞奥多拉任命伊格纳条斯（847－858，867－877年在任）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当伊格纳条斯被皇帝米哈伊尔三世罢免后，拜占廷教会大约有半数僧侣表示反对，他们结成新的宗教派别拒绝承认新任大教长佛条斯（858－867，877－886年在任）。后者是当时拜占廷帝国著名学者，在教俗两界均有较大影响，在其担任大教长的近20年期间，通过教俗势力的支持，建立起以其名命名的教派，并与伊格纳条斯派和罗马教皇尼古拉斯一世（858－867年在位）发生长期斗争。在斗争中，对立的各方几乎都利用神学教义问题为武器攻击对方，实质上没有提出任何新理论。他们共同的手段是无情打击异己分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使东正教内部对立情绪极为紧张。当某一宗派的首领去世后，东正教内部斗争暂时缓和或停止。但是，新的宗派和教派间的斗争随着新大教长的上任重新开始。
除了东正教内部争权夺利的教派之争外，教派斗争常常与世俗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相结合。皇帝利奥六世统治时期，大教长尼古拉斯（901－907，912－925年在任）为首的宗派深深地卷入“皇帝第四次婚姻”事件。利奥六世前三次婚姻十分不幸，皇后塞奥发诺、邹伊和尤多西亚先后早亡，所生一子三女中其子也幼年夭折，王朝因此面临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政治危机。在婚姻问题上，拜占廷人继承了古罗马的婚姻法，但是，修改了罗马法关于夫权和离婚的规定，允许离婚和再婚，5－6世纪的许多法律都有类似的规定。此后，由于教会影响的扩大，社会上只承认第一次婚姻的神圣性，谴责第二次婚姻，至于第三次婚姻，教会法加以严格的限制，并坚决反对第四次婚姻。利奥担心皇权旁落，因此与其情妇“黑眼圈”邹伊于905年生下一子，取名为君士坦丁（七世）。但是，当利奥打算明媒正娶邹伊为妻进而使其子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权力时却遭到尼古拉斯的反对，后者甚至禁止利奥进入教堂，因此被皇帝免职。在这一问题上，东正教教会内部再度陷入分裂，支持皇帝第四次婚姻的宗派在新任大教长尤塞米欧斯（907－912年在任）领导下积极参与利奥皇帝迫害反对派的行动，而尼古拉斯则支持大贵族杜卡家族对皇帝的斗争。直到利奥死后，君士坦丁的合法地位经多年才得到认可。显然，东正教的分裂常常与拜占廷世俗统治阶层的政治斗争相联系。这种东正教教会参与皇室政治斗争的习俗继续到拜占廷末代王朝统治时期，大教长阿森尼乌斯（1254－1265年在任）因参与拉斯卡利斯家族和帕列奥列格王朝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被罢免，教会也因此分裂。
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斗争是基督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两个教派原来都是基督教的主要教区，但是，在基督教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两大教区为争夺最高宗教地位展开激烈的斗争，最终导致公开分裂。按照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决议，罗马教会在几大教区中名列首位，其次为亚历山大教会和安条克教会。后来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建成和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君士坦丁堡教会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获得迅速发展，381年基督教第二次大公会议确定其地位在罗马教会之下其它教会之上。但是，君士坦丁堡教会不满足其基督教世界第二的地位，特别是古都罗马已经丧失其原有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后，它希望取代罗马教会的地位。451年的第四次大公会议决定扩大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宗教管辖权，并明确承认君士坦丁堡教会享有与罗马教会一样的宗教特权，会议决议第28款指出：与罗马教区“同样的特权授予最神圣的皇都新罗马，因为这个拥有皇权和元老院光荣并享有与帝国故都罗马同等特权的城市理应在宗教事务中享有与其地位相符的权力。”[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Wisconsin，1958，I, p.106.]罗马教会在日耳曼民族迁徙造成的西欧世界混乱中，不甘心接受其基督教世界最高地位丧失的现实，于是打起“彼得教会”的大旗，坚持其在基督教世界中的最高地位。两大教区在争夺最高地位的斗争中各持一端，日趋激烈，罗马教会利用君士坦丁堡教会与亚历山大和安条克等东方教区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则利用拜占廷皇帝控制和打击罗马教会。双方均利用神学问题相互攻击，任何细微的神学争议都成为两大教区领袖借用的武器，都可能演化为势不两立的信仰大战。当大教长约翰（John, 582－595年在任）公开采用“普世的”教会时，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任）立即加以否认，声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教区都不拥有对其它教区的管辖权，自称代表他人的普世的教会就是反对基督。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双方的斗争导致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拜占廷皇帝决定由驻拉文纳的总督监管罗马教会，并收回罗马教区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财政权，加速了罗马教会脱离拜占廷帝国的过程，当意大利北部伦巴底人进攻罗马城时，罗马主教立即向法兰克王国寻求支持。756年，教皇斯提芬二世（752－757年在任）接受法兰克宫相丕平的“献土”，开始行使其教、俗君主权力结合的教皇权，而教皇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于800年底为查理大帝加冕标志罗马教会最终脱离拜占廷帝国控制。这一事件加剧两大教会之间的对立。
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不同的文化背景更使它们相互蔑视和仇恨，终于导致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公开大分裂。1054年7月16日，教皇利奥九世（1049－1054年在位）派往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宏伯特利用在东正教最高圣坛圣索非亚教堂作弥散之机宣读开除大教长米哈伊尔一世（1043－1058年在任）教籍的命令，指责“米哈伊尔及其追随者因犯有上述（使用面包做圣餐）的错误和赎神之罪”。米哈伊尔立即在宗教大会上反唇相讥，对罗马特使及其有关教徒处以破门律，指控他们“如同野猪一样来到圣城企图推翻真理。”[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Wisconsin，1958，I, p.338.]基督教东、西教会的分裂是双方长期斗争的结果，此后，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分道扬镳，各自独立发展，在教义信条、宗教礼仪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形成不同的特点。两大教会间的对立因第四次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前后拜占廷居民与西欧骑士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进一步加强，势不两立、如同水火。
在拉丁帝国统治拜占廷国家期间，各地东正教教会被罗马教皇所控制，坚持东正教信仰的希腊信徒遭到迫害，纷纷流亡，但是，深刻的民族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使大部分东正教信徒拒绝承认罗马天主教的信条，拒不承认罗马教皇。他们认为教皇是第四次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幕后支持者。1207年，拉丁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领袖联合致信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明确坚持东正教信条，拒绝天主教信条，声称英诺森所要求的最高宗教领导权应归基督教大公会议。在拉丁帝国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里，东正教教会一直采取不与罗马教会合作，不承认教皇领导的态度，直到1261年帕列奥列格王朝恢复拜占廷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拜占廷末代王朝统治的恢复迫使罗马教皇改变征服东正教的政策，采取争取联合的政策，而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帝们也希望得到教皇的支持，进而联合西欧其他国家的君主粉碎西西里国王安茹的查理（1265－1285年在位）领导下的复辟拉丁帝国的阴谋。皇帝米哈伊尔八世首先提出东正教与罗马教皇重新合并的问题，主动派遣特使晋见教皇，表达其领导东正教归顺教皇的意愿。1274年5月7日至7月17日举行的里昂会议达成两大教会的联合决议，米哈伊尔提前签署《联合宣言》承认教皇的宗主权，他的三名特使在会上宣誓服从罗马教皇。但是，一纸宣言不仅没有解决两大教会联合的问题，而且引起东正教各阶层普遍的反对，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各地的东正教组织纷纷表示拒绝联合，连皇族内部也因此发生内讧，米哈伊尔的妹妹尤洛基亚公主宣布与皇帝决裂，内阁中最得力的大臣则成为公开的反对派。事实上，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围绕东正教与罗马教会联合问题进行的斗争是出于政治的而非宗教的目的，衰弱的拜占廷国家无力抵抗巴尔干和小亚西亚地区任何国家的入侵，尤其是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扩张，因此将获救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欧基督教国家。然而，东正教不能接受皇帝们纯粹出于政治目的的宗教政策，东正教普通信徒对拉丁骑士的统治和民族仇恨记忆犹新，两大教会的联合遂成为拜占廷末代王朝愈陷愈深的难题。1438－1439年在菲拉拉－佛罗伦萨举行的两大教会和解会议即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拜占廷皇帝约翰八世和大教长约瑟芬二世（1416－1439年在任）亲自到会，为争取西欧国家的军事援助而接受教皇提出的所有条件，包括承认罗马教会在所有神学问题上的正确性和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但是，正象教皇早已丧失对西欧世俗君主的指挥权而不能组织援助拜占廷人的十字军一样，约翰八世根本控制不了东正教信徒的信仰，这一教会联合宣言引起更强烈的反对，极端反对派甚至认为土耳其苏丹尚且允许东正教保持自己独立的信仰，比剥夺其信仰自由的罗马教会要好得多，直到土耳其军队攻破君士坦丁堡之际这一争论仍在进行。两大教会的分裂对欧洲近现代历史影响极为深刻，这一分裂划分东、西欧基督徒不同教派的界线，至今保持不变。
拜占廷国家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也是东正教宗派斗争的重要根源。例如，10世纪兴起于保加利亚的“伯格米派”即在不满拜占廷王朝统治的下层民众和斯拉夫民族中广泛传播，他们攻击现存世界是罪恶的根源，否定东正教的所有正统教义，并与主张两元论神学的“保利斯派”和主张灵魂净化高于圣礼仪式的“静默派”相结合，组织下层民众和农民反抗拜占廷官吏的敲诈勒索。再以源于9世纪的“狂热派”为例，他们在13－14世纪拜占廷社会动**中迅速发展，组织和领导了1341年塞萨洛尼基人民起义。狂热派领导人阿莱克修斯和米哈伊尔利用人民对王朝和贵族的不满，夺取政权，建立“塞萨洛尼基共和国”，打退皇帝约翰六世的军事进攻。起义民众杀死贵族，没收富人的财产，旧世界的秩序被颠倒过来，奴隶役使主人，平民殴打贵族，士兵攻击将军。斗争坚持了九年，最终为起义军上层贵族分子所出卖。
总之，东正教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某些不同于罗马天主教的特点，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点：其一，东正教坚持8世纪末以前基督教形成的正统教义，坚持以《圣经》为信仰经典，不承认任何后世教会权威制定的律法，保持其教义的纯洁和正统性，因此，东正教在基督教各派中显得最保守；其二，东正教坚持平等的组织原则，各地教会之间平等相待，各民族教会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举行宗教仪式，可以实现适当的自治，9世纪由君士坦丁（或称希利尔）兄弟传入斯拉夫民族的东正教不仅使用新创造的斯拉夫文字传教，而且实现了自治；在教会组织内部，任何人不论出身和地位高下，唯才唯德是用；其三，东正教始终没有摆脱拜占廷皇帝的控制，始终作为中央政府主管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存在，教会的神职人员起着国家精神官吏的作用；其四，东正教因其所处的多种文化冲突交融地区而更多地吸取包括神秘主义在内的东方宗教思想，因此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保持比较经常性的接触，并长期维持着比罗马教会更亲密的友好关系。
第三节 修道院
修道院是东正教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拜占廷历史上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拜占廷修道院起源于基督教早期历史上禁欲苦修的思想。3世纪上半叶的亚历山大教区教士奥立金是最早从事苦修自省的人，为了断绝性欲，他自我阉割。被称为“隐居修道之父”的安东尼（251－356年）在埃及比斯彼尔沙漠中开创隐居修道生活的先例，他放弃优越舒适的家庭生活条件，自愿躲入人迹罕至的沙漠中苦修15年，而后将自己关闭在空墓穴中20年左右。当时，罗马帝国社会危机严重，人们朝不保夕，精神颓废，避世思想盛行，因此其事迹传出后立即吸引大批追随者，他们效仿他的榜样，居住在他的墓室周围，聆听他的教诲。但是，安东尼及其弟子没有建立修道组织，他和弟子之间也只是保持精神和道德上的关系。而后，在埃及各地兴起的众多隐居修道中心逐渐发展出修道团体。史料证明，最早的修道团体出现在埃及尼特利亚和塞特沙漠的修道士中，他们三五成群分散居住在沙漠的简陋茅屋中，只在礼拜六、日集中举行礼拜仪式，由德高望重的年长者担任领袖，聚会时以讨论《圣经》和神学问题为主。对拜占廷修道制度影响最深的是埃及南部的教士帕毫缪斯（290－346年），他年轻时经历过隐修生活，但是深感单独苦修对隐士人身造成诸多危险，不利于在精神上的修养，因此开始将附近的修道士组织起来，在塔比尼西建立第一所修道院，吸引许多修道士。最初的修道院由若干建筑组成，每所建筑集中居住30－40名修道士，由一位长者管理，平时从事祈祷、冥思、咏诗和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帕毫缪斯修道团的人数急剧增加，345年时发展成为九所男修道院和两所女修道院。
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埃及修道生活的风气极盛，有的城市修士修女达数万人。这种风气又从埃及迅速传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在加沙、约旦、尼西比斯等地形成修道中心，大小不等的修道院到处出现，修道士的组织方式和修道生活制度逐渐多样化。在加沙出现单独隐居和集体共同修道相结合的方式，称为“拉乌拉”。它是由中心修道院和分散隐居点组成的修道团体，修道院院长为领袖，平时修士们单独祈祷、冥思或从事手工劳动，礼拜末集中举行礼拜仪式。年轻的修道士首先需进入修道院锻炼三年，经考核批准方可成为隐修居士。这种修道方式和隐居与集体修道同样坚持“禁欲、守贫、服从”三原则，但是由于集体修道具有许多优点，故成为主要的方式，而隐修独居因其更加艰苦而更受敬重。同时，各地出现极端的苦修派别，他们放弃自然修道，认为在肉体能够忍受的限度内修道还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因此采取诸如长期斋戒、不眠不休、严格避世、自我鞭打、自我残害等极端方式，但这派修道方式未能广泛流传。
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流行的修道风气在向北方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寒冷天气的不利影响，因此集体修道成为主要方式。随着集体修道生活的发展，形成影响极为深远的修道制度。瓦西里（329－379年）被认为是完整修道制度的制定者。他青年时曾在君士坦丁堡和雅典接受系统教育，后受其姐马克利娜居士的影响进入小亚西亚的安尼斯修道院。为制定修道生活法规，他游历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考察各地修道生活方式，形成比较完整的修道理论。他认为单独隐居修道生活不符合人的社会性，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施舍环境，单独隐修的居士会因实际生活困难而影响精神上的修道，所以不宜提倡。根据考察的结果，他认为集体修道是最佳方式，但是，埃及等地修道院的人数过多，不利于修道院院长指导修炼，安排生活，因此应限定各修道院的人数。他制定的修道生活制度包括修道院所有的细节，例如修士每天祈祷、学习、劳动、饮食和睡眠的时间比例，服装的样式，修道院必须建立的纪律，等等。
当埃及等拜占廷帝国在亚洲的领土受到阿拉伯军队入侵时，拜占廷修道生活的中心即逐步转移到小亚细亚、马其顿和君士坦丁堡地区。现代考古学家在这些地区的荒凉山区和沙漠中发现许多古代修道院的遗迹，证实古代文献有关修道院记载的真实性。早在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君士坦丁堡即有15所修道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阿基麦尼修道院，其特点是修道士们分三班昼夜唱诗，没有睡眠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堡修道风气受埃及南部极端苦修派的影响甚深，除了有以“无睡眠”命名的修道院外，还出现许多向人类肉体忍受极限挑战的修道士。其中达尼埃尔（409－493或518年）以他长期居住在石柱顶端而闻名，这个石柱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阿纳不鲁斯，此地也因其弟子云集而著名。皇帝利奥一世专门为他们建立修道院。为防止不法之徒混水摸鱼和杜绝不能自律的修士任意滋事，拜占廷中央政府和教会一方面建筑更多修道院将分散的修士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推行严格的修道管理制度，禁止修士擅自离开修道院上街玩耍。察尔西顿大公会议和冈拉大会都为此通过决议，要求修道院严格执行修道纪律。察尔西顿会议决议明确指出，许多人对修道生活缺乏必要的了解，他们从事修道不是为追求更高的境界，而是为摄取功名，许多人到处游说，募集资金修建修道院，只为个人身后留名，因此禁止未经大教长和主教批准随意建立新的修道院，要求修士必须服从主教，任何修士除必须外不得走出修道院，明确修士的职责就是在修道院内吃斋祈祷。同时，决议还注意解决僧源问题，禁止修道院未经核查和主人同意就接受奴隶成为修士。规定修士和修女一经宣誓修道即不可结婚，也不得以任何借口分割或占有修道院的财产。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注意立法工作，其法典以前述瓦西里制定的修道制度为依据，对修道生活的意义和细节作出规定。法典指出：“修士从事静思苦修的修道生活是神圣的事业，它使人的灵魂与上帝相通，不仅为修道的人服务，也对所有人有益。”[ N. H. Baynes and H. Moss (eds.),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M]，Oxford, 1948, p.146.]法典具体规定修道院的作息时间，修士的居住条件，要求修道院必须以高墙围筑，由可靠的年长者管理，看守大门，不经院长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还要求男女修道院必须分开。这样，东正教修道制度逐步得到完善。一般而言，修道院由修士们选出的院长进行管理，由若干名高级修道士组成的修士团进行监督。修道院内以修士的居室为主，其活动中心是自用教堂。如果某修道院自己没有教堂，其修士可以集体前往附近教堂参加宗教仪式，而后立即返回本修道院。修道士在最初的三年预备期期间，身着普通信徒服装，可以自由支配个人财物，期满后，经考核合格，并验明身份不是奴隶，即可获得修士资格，但其财物归属修道院，并身着修士的特制服装。修士不得接受世俗权力监护和世俗职位，必须服从修道院纪律和院长的管理。查士丁尼法典成为此后拜占廷东正教修道生活的统一标准。
修道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东正教的发展，事实上，东正教势力和思想影响的扩大是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4世纪以前基督教常常遭到罗马统治当局的查抄，它成为国教后受到国家权力的特殊保护，教会财产迅速增加。君士坦丁一世的《米兰敕令》即明确规定，发还教产，许可教徒向教会捐赠各种形式的财产。尼西亚基督教大公会议后，教会不仅得到大量地产、金钱和粮食，而且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兴建大批教堂和修道院。君士坦丁一世和皇族其他成员在各大城市和帝国境内直接捐建的教堂就有上百座。此后，教会逐步获得许多经济上的特权，其中最主要的特权包括免税权、征收教产税权和接受遗产权。这些特权使得教会产业急剧增加，教会经济实力迅速增强，至7－8世纪已经超过世俗君主，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教会强大的经济实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庞大的教会地产，一般由各级教堂和修道院控制经营。这种地产大多为庄园，或由教会委派的庄头管理，或由教堂和修道院直接经营。以君士坦丁堡教区为例，它拥有29处大小不等的庄园。各庄园内包括农用耕地、房产、果园、橄榄园、葡萄园、山坡牧场、小型手工作坊、农户、畜群等。据现代学者估计，当时拜占廷帝国有各种修道院千余所。各修道院除了直接控制的地产外，还占有其它地产。在修道院的高墙内，有修道士的居室、工作间、教堂、会堂，其周围的田地由下级修道士耕作。536年，仅在君士坦丁堡就有70所大小不等的修道院。可以想见，教会的房地产是相当庞大的。教会的地产一般都享有免税权，因此，随着教会地产的增加，包括地租在内的教会地产收入也急剧增加。第二，教会通过接受捐赠、遗产和经营庄园等途径，每年都可以得到相当丰厚的收入，其数额远远高出世俗封建主的收入。第三，教会以教堂和修道院为实体聚敛大量财富，其富有的程度是世俗封建主难以攀比的。第四，教会通过吸引大批青、壮年人出家增加其劳动力资源。按照教会的规定，年满18岁的成年人都可以自愿进入修道院。大批修士成为教会庞大经济的基础，因为他们中的多数充当农庄式修道院的劳役僧侣，仅有少数过着独居或隐居或行游僧式的生活。据学者们保守的估计，8世纪初拜占廷帝国有10万修道士，约占总人口的2%。
7世纪以后，拜占廷修道制度出现的重要改革是由塞奥多利（759－826年）进行的。他出身帝国贵族家庭，22岁进入奥林匹亚山区属于其家族并由其叔父柏拉图任院长的修道院学习，后续任该院院长。他的改革是在其担任君士坦丁堡斯都底奥斯修道院院长期间进行的，主要包括建立修道院等级制和强化避世措施。修道院原有的各种职责均被确定为某个级别，从院长、高级修士、管理执事，到司务长、车夫、伙夫、木匠都分别属于各自的级别，修道院内人人职责明确。他作为院长的权力最大，负责维护修道院的纪律和秩序，分派工作，甚至将每个修士的职责抄写成卡片分发所有修士，以便各负其责完成任务，也便于检查。为防止出现道德败坏的事情，他严格规定禁止妇女和任何雌性动物进入修道院，并禁止雇佣俗人到修道院工作。他还制定有关违犯或破坏制度的惩罚措施。同时，他增加修道士的学习时间，每周举行三次讲座，宣讲关于服从、守贫、禁欲、仁慈、同情等神学道理，并以此为主要内容进行测验和考核。这些改革措施加强了修道院的管理，使斯都底奥斯修道院发展迅速，修士人数超过千人。其中的大部分条款仍然被今天希腊北部东正教圣地阿索斯的修道院所采用。在加强修道院院长权力方面，9世纪以后形成的《修道院规范》反映集权化的趋势。它详细地规定修道院院长的选举过程，并通过具体措施保证院长本人的廉洁，要求他每日早晚进行两次反省和对上帝悔罪。修道院各级管事均由院长任命，并只对院长负责，其中重要的职位有负责教堂和圣器事务的“教堂司事”，主管钱币和帐目的“财务管事”，采买分发生活用品的“实物总管”，负责维持修道院安全和秩序的“值班修士”，负责饮食和伙食的“司务长”等等。
女修道院的情况大体与男修道院相同，但是比后者更加与世隔绝。从1118年伊琳尼皇后为圣母玛利亚女修道院制定的法规中，我们知道女修道院的一般状况。它们大都在某位亲王的庇护下独立自治，各院人数限制在30－50人之间。修女们地位完全平等，所有人一视同仁，除患病和例假外，对修女的严格要求绝不亚于男修道院。由于东正教禁止女性担任神职，当进行宗教礼仪或为新修女举行绝世仪式时，专门聘请已经阉割的主教前来主持。和男修道院一样，女修道院强调禁欲、守贫和服从，严禁分配任何财物，按需分配生活必需品，劳动成果归全体共同所有。白天祈祷和做适当的体力劳动，禁止懒惰和无所事事，禁止任何人参观访问。饮食和服装均有统一规定。由全体修女选举的院长多为德高望重的老年修女，因为修女比较安定，院长的权威也不似男修道院院长那样严厉。
东正教修道制度在拜占廷帝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政治生活中。修道院虽然是避世隐居思想的产物，但是作为东正教重要的组成部分，修道士并非始终远离世俗生活，特别是在有关东正教神学教义的争论中，修士们或是自觉主动或是被迫卷入斗争。在教俗两界统治集团的斗争中，修士们通常站在教会一边。因为修士们宁可暂时放弃修道院的平静生活，也不能坐视正统的教义和纯洁的真理被世人曲解。例如在拜占廷皇帝反对一性论的斗争中，成千上万的修士走出修道院，参加抵制皇帝法令的暴力活动，他们以丝毫也不亚于普通信徒的残酷手段殴打致死反对派主教。又如著名的修士达尼埃尔，在篡位皇帝瓦西里斯库斯因一性论问题与君士坦丁堡人民发生冲突期间，离开他长期居住的石柱，被民众抬到圣索非亚教堂，劝说皇帝改变自己的错误。再如伊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的修士马克西姆（580－662年），公开反对皇帝提倡的“两性一意”理论，因此遭到严刑拷打和流放，但是始终不改变观点，成为著名的反对派精神领袖。正是由于修道士在拜占廷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才引起世俗君主的极端恐惧，皇帝君士坦丁四世利用圣像问题的争论，对教士和修士修女进行大规模迫害，拷打和流放反对派领袖，下令处死著名修士斯提芬（713－764年），查抄和封闭许多修道院，没收教会财产。几乎所有的著名修道士在拜占廷重大政治斗争中都不甘寂寞，均青史留名。前述塞奥多利就是毁坏圣像运动后期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在皇帝利奥召集的宗教会议上，他公开反对毁坏圣像政策，提出教会的事务只能由教士考虑，皇帝的权力只能涉及世俗事务。他不仅本人抵制朝廷的法令，而且组织民众反抗政府，带领大批修士高举圣像走出修道院上街游行。此后，他在被流放的12年间，继续写信鼓动其弟子斗争。可见，修道士参与政治斗争的方式主要是起精神领袖的作用，他们利用自己崇高的宗教理想和威望感染民众，以自己坚韧不拔的殉道精神和榜样鼓舞追随者。
修道制度在拜占廷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复杂的、多样性的。当我们在有关毁坏圣像运动的描述中比较详细地探讨修道院对拜占廷帝国经济的消极作用时，还应该注意修道院在动乱的形势中组织生产劳动，指导修士们在荒山野岭垦荒种地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正是在修道院里，古代世界的生产技术通过书籍保留下来，并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应用，有些技术还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例如古罗马时代的提水技术在拜占廷修道院的农业生产中得到改进。也是在修道院的有效组织下，修士们集体劳动创造出提高生产技术的有利条件，因为在集体劳动中，生产过程的分工和劳动的专门化使技术的发展处于远比个体小农劳动更有利的环境。修道院所享有的各种经济特权使其生产经营更具有长远性，对各种农、林、牧、渔、手工业资源的利用更合理更充分，因为他们的生产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他们的土地、林场、鱼塘能够得到更长久的保护，由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能够得到保证，没有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可以防止采取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有关修道制度在经济生产中的这些理论推断已经得到大量现代考古发现的证明，特别是近年来学者们在“活的拜占廷社会生活博物馆”－－阿索斯圣山修道院的考察研究中证明上述结论。阿索斯圣山位于希腊北方哈里基底基半岛东侧，是一个伸入爱琴海中约50公里的细长型小岛，面积只有332.5平方公里，小岛主体为海拔2033米的阿索斯山。963年，岛上出现第一所修道院，是当时散居在岛内各个角落的隐居修士的集合体。此后，大大小小的修道院先后建立，至14世纪时达到300个左右，阿索斯圣山逐渐成为东正教的宗教圣地和拜占廷宗教生活的世外桃园。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曾大肆洗劫岛上的修道院，造成阿索斯圣山最严重的破坏。1430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征服巴尔干半岛后，阿索斯圣山的修道士以13万银币向苏丹换取部分的独立和自由。从此以后，不论是在俄土战争中还是在希腊独立战争中，阿索斯圣山始终作为希腊的自治区，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本世纪初的多项国际协议均认可阿索斯圣山的独立地位。作为希腊的“国中之国”，阿索斯圣山保留着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目前全岛20所修道院、12处修道士集合点和700个隐居舍都采取拜占廷时代的生活方式。岛上的修道士为营造断绝七情六欲的环境并防止岛内出现家庭、进而出现财产分割的现象，禁止女性进入圣地，这个不成文法保持一千余年，使它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男性王国”。圣山修道院类似于封闭的大农庄，高大的围墙内拥有生活所需的一切基本设备，如磨房、粮仓、小铁匠炉、牲畜房、羊圈和库房等等。修道士除了参加必要的集体劳动和宗教活动外，日常生活完全自由。自己劈材生火做饭，自己到库房中领取需用的物品和食物，由负责的修士进行登记。食物除了面包和青菜外，可以喝自酿的葡萄酒。由于这里与外部世界和现代生活没有任何联系，保持着中古欧洲的生活方式和几近原始状态的生活水平，所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持完好。阿索斯圣山所有的修道院都保存着拜占廷风格的建筑和大量历史文献文物，据学者们的初步调查，至今仍然保存在阿索斯圣山各修道院的文献有11万份，其中三分之一是珍贵的手写文书。
东正教修道制度对拜占廷文化的积极作用值得重视。修道院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为文化水平普遍高于普通信徒的修士修女从事宗教文化艺术活动提供合适的环境，正是在修道院的圣像画装饰艺术中，许多具有绘画天赋的年轻修士获得展示其天才的机会，他们用美丽的壁画和镶嵌画装饰教堂和饭厅的墙壁，以精巧的微观插图点缀珍贵的古代手抄本图书。也是在修道院的手工作坊里，心灵手巧的修道士有足够的时间精心制做各种贵重的金银宝石工艺品，还是在修道院幽静的书斋里，没有衣食忧虑的修士能够将他们冥思苦想的思想成果写成不朽的文史作品。修道院相对封闭的图书馆也成为古代文化作品的收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