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人继承古希腊人热爱文史哲研究的传统，重视文史哲创作活动。虽然他们在文学创作和历史写作方面缺乏古希腊人那样的灵感和气魄，但是，其庞大的作者群体在长期连贯的创作中逐渐形成拜占廷风格。我们将拜占廷人文史哲创作统归于“文学”是因为当时的文史哲各学科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区分明确，史学家可能同时就是文学和哲学家，而哲学家不仅撰写哲学和神学书籍，而且也创作文史作品，因此，文学在这里是指通过文字进行创作的学术活动。
1、文学创作与发展
拜占廷作家的创作大多使用希腊语，从4世纪建国初期，用于写作的希腊语就与居民日常使用的口语有明显区别，前者称为“书面语”，是知识界和有教养阶层的语言，而后者称为“民间语”，它并不遵循严格的语法和词法，是一种用词混乱、语法简单的语言。直到12世纪前后，拜占廷社会才逐步流行标准的希腊语，与古希腊语更加接近，即严格按照语法规则为元音和双元音标注复杂的重音。拜占廷希腊语是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之间的桥梁，它也为现代希腊语的语法简化和单重音体系改革奠定了基础。拉丁语在4－5世纪开始逐渐被淘汰，至查士丁尼时代，尽管在官方文件中仍然使用拉丁语，但是希腊语已取代拉丁语的地位，君士坦丁堡几乎没有人讲拉丁语，只有学者和教士们在书斋里使用拉丁语阅读古代文献。
拜占廷文学大体经历四个阶段的发展。4－7世纪初是拜占廷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由古代文学向拜占廷文学的转变阶段。这个时期，古代文学逐渐衰落，新的文学形式和标准逐渐形成，奠定了拜占廷文学的基础。古代文学的审美倾向、古代文学取材的价值取向、古代文学的主题和素材等等逐渐被忽视，代之而起的是基督教思想观念、宗教抽象的审美标准，甚至写作形式也发生变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虽然基督教作家反对和排斥古代作家的“异教”思想理论，但是由于他们和世俗作家接受的是同一种基础教育，故不自觉地继承古代文学家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最初拜占廷政府支持所有文化活动的政策下，努力发展教俗友好关系的基督教领袖们并没有刻意排斥世俗文化，而是逐渐将教会文学和世俗古代文学结合起来。其中突出的代表尤西比乌斯（Eusebios of Caesarea, 260－340年）在撰写教会历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记中，充分展示出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和基督教文风，创造了新的写作风格。他的代表作是《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尤氏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凯撒利亚城，师从当地著名基督教学者潘菲罗斯，后因躲避宗教迫害而流亡各地。313年，罗马帝国当局颁布宗教宽容法律后，他当选该城主教，并受到君士坦丁一世的重用，成为御用史官，积极参与皇帝主持下的重大教会事务决策。其一生著述不断，传世作品很多。作者仿效在其出生以前20年去世的晚期罗马帝国作家阿非利加努斯的作品，完成10卷本《编年史》一书，该书提供有关古代近东和北非地区统治王朝的详细谱牒，以及其所在时代世俗和教会的大事年表，其关注的重点是基督教的发展。[ Eusebius of Caesarea,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M],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Kirsopp Lake and J.E.I Oult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1926-1932, 2 Vols.]特别是他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深，值得在此提及。他认为，基督教并非其所在时代的产物，而是植根于过去的历史；治史的目的不是记述，而是劝说读者向善。尤氏的另一部涉及世俗生活的著作是《君士坦丁大帝传》，该书的主要内容涉及其恩主君士坦丁一世于306年7月称帝以后30年左右的统治，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位皇帝在罗马帝国晚期政治动乱、军阀割据的形势中，完成统一帝国大业的过程，虽然他在这部庆祝君士坦丁登基30年的书中对皇帝充满崇敬，太多赞誉之词，影响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但是他留下的记载可靠真实，不仅为当时其它作品证实，而且被后代作家传抄，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君士坦丁一世和拜占廷帝国开国史的最重要资料。[ Eusebius, Church History, Life of Constantine [M], Oration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 edit. By Schaff, P.,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这部传记记载较多的内容是关于君士坦丁的宗教事务，因此在4世纪末时即被教会作家翻译为拉丁语，并将原书续写到395年。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也是拜占廷帝国早期历史最重要史料之一。在这部书中，尤氏继续其劝人向善的说教，他坚持认为，人类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历史的重要内容，跟从上帝的选民是历史的主角，其中忠实于上帝意旨的皇帝是神在人世的代表。因此，他在记述中特别重视政治和思想历史的记述，并在记述中对君士坦丁一世赞不绝口，而对其种种劣迹暴行只字不提，将其它皇帝颁布的宗教宽容法律贴金于君士坦丁一世，这些都影响了尤氏《教会史》的准确性。5世纪的左西莫斯（5世纪人）和6世纪的普罗柯比（490－562年）也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新、旧两种文学创作的结合。他们在历史编纂中保持古希腊历史家的文风，同时开创教会史和传记文学的形式。[ F. Paschoud, Cinq etudes sur Zosime [M]，Paris, 1975，p.28. Zosimos, The History of Count Zosimus, Sometime Advocate and Chancellor of the Roman Empire [M], trans. By J. Buchanan and H. Davies, San Antonio TX 1967; trans. by R. Ridley, Canberra, 1982. ]埃及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西乌斯（Athanasios, 295－373年）则在神学论文、颂诗和其他宗教文学写作中大放异彩，为其后基督教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基本样式和蓝本。基督教传记文学则是在埃及修道隐居运动中兴起的。基督教赞美诗歌的发展在罗曼努斯（Romanos the Melode, ?－555年）创作的上千首诗歌中达到顶点，他在创作中大量运用古代诗歌的韵律知识和格式。总之，拜占廷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奠定了其后发展的基础。
7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是拜占廷文学发展的中断阶段，和第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200多年间，既没有名贯青史的作家，也缺少不朽的作品。当时，拜占廷帝国面临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入侵，帝国丧失其在亚、非、欧诸地大片领土，战争需要武器而忽视文学，拜占廷文学在此背景下难以发展。8世纪开始的毁坏圣像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拜占廷文学的发展，因为，知识界的注意力和作家关注的热点都被最紧迫和现实的斗争所吸引。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 580－662年）和大马士革人约翰（John of Damascus, 675－749年）代表这一时期拜占廷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前者在反对正统宗教理论的斗争中写出大量基督教文学作品，而后者则在云游东地中海各地时运用丰富的古典哲学知识全面阐述基督教哲学理论。[by Andrew Louth, New York: :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3. ]
9世纪至1204年是拜占廷文学史发展的第三阶段，以佛条斯（827－891年）为代表的拜占廷知识界以极大的热情发动文学复兴运动。佛条斯出生在权势贵族之家，自幼饱读古书，青年时代即为朝廷重臣，多次出使阿拉伯帝国，48岁时以非神职人员身份被皇帝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一生辛勤笔耕，著作等身，特别致力于古典文学教育活动，在其担任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期间，积极从事古希腊文史作品的教学，为了便于学生学习，他编纂古代文献常用词汇《词典》，在他写给国内外各方人士的信件里，明确地反映出其传播古代知识的热情，以及融合教俗知识的努力，在其《圣灵解密》等一批神学作品中全面批驳当时出现的各种异端学说。作为普通信徒出身的基督教领袖，他的作品推动了已衰落多年的拜占廷文学重新崛起。[ 佛条斯传世代表作主要有《书信集》、《演讲录》和《书目》，目前已被翻译为多种文本，权威版本为雅典1957年版的《书信集》，雅典1964年版的《演讲录》和巴黎1971年版的《书目》。参见
[Athens,1954.]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的拜占廷帝国，国势强盛，安定的社会生活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学者型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位期间，拜占廷文学发展进入另一次辉煌时期，文史作品和作家不断涌现，直接造就了“马其顿文化复兴运动”。普塞罗斯（1018－1078年）是11世纪拜占廷文学发展的代表人物，他虽出身中等家庭，但是学识超群，其撰写的历史、哲学、神学、诗歌和法律草案都代表当时文学写作的最高水平。[ Michel Psellos, Chronographie，Paris, 1967. Michael Psellos, The History of Psellus, ed. J.B. Bury, London 1899. Michael Psellos, 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 trans. by E.R. Sewter, N.Y. Penguin 1966]当时学术界对新柏拉图哲学的再研究为在亚里士多德学说束缚下的思想界带来新鲜空气，揭开怀疑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长期思想运动，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反映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 亚里士多德为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师承柏拉图，并多有发展，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其“世界体系”学说和“灵魂”理论对中世纪影响深刻，在数百年间被欧洲人奉为“真理”。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第289－310页。]
1204年以后是拜占廷文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学在民族复兴的强烈欲望中显示其最后的活力，尼西亚的拜占廷作家学者和帕列奥列格王朝的思想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重振国威的急切心情，其中，尼西亚学者布雷米狄斯（1197－1272年）的政论散文《皇帝的形象》反映出知识界普遍存在的通过理想皇帝重整河山再创辉煌的愿望。[ 布氏作品大都传世，其中《自传》、《皇帝的形象》和《书信》最重要。]但是，拜占廷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文学不可能找回失落的世界，于是，拜占廷文学家们将其再现古代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对古代光荣的无限留恋转移到意大利，直接促进了那里复兴古代文化艺术思潮的兴起。
2、文学创作的多种形式
拜占廷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诗歌和散文创作非常发展，散文作品又可以分为神学、断代史和编年史、自传和圣徒传、书信和悼词、小说及讽刺小品，诗歌则可以分为赞美诗、叙事诗、戏剧、浪漫诗及各种讽刺诗、打油诗等等。这里，我们就其中成就最突出者作简单介绍。
哲学和神学作品在拜占廷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部分，这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拜占廷思想家认为哲学是有关存在的知识，即是神和人以及他们相互关系的知识，可以帮助人接近神，因此哲学是万般艺术的艺术，是各种科学的科学。拜占廷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其研究和讨论的概念和命题多与希腊化时代的内容相似，其中对拜占廷思想家影响最大的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最初，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在以普罗克洛斯（Proklos, 410－485年）教授为学术代表的雅典学院及其学生的推动下，获得广泛传播。他们认为宇宙具有由高而低多种层次，人类可以感知的世界只是宇宙的最低层次，它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每个层次的存在都是其上一级存在的影像，来自其上一级，并以其上一级为自身存在的目的；“一”是最高级的存在，而最高的存在既无法认识也无法表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则在菲罗朴诺斯（John Philoponos, 490－574年）及其弟子中受到推崇。他们认为所有的理论和原则都应受到怀疑和批判分析，使用演绎法和三段论形式去推理论证，即使用自然手段和可以被理性说明的方式去认识，而认识的过程应是从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导致普遍的必然的概念，具体个别的事物永远是第一位的，同时万物有灵，灵魂不朽，宇宙是由原动力推动的。对“原动力”的争论成为拜占廷哲学界的第一次思想较量，激发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灵感，他们的成就集中反映在6世纪假托狄奥尼西奥斯之名所作《狄奥尼西奥斯文集》中，其主要特点是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使基督教思想在哲学的深层次上获得长足发展。
拜占廷神学作品的创作主要是在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前后出现**，由于这次会议以皇帝干预的形式确定了以“三位一体”、“原祖原罪”、“基督救赎”、“千年王国”等信条为主要内容的基督教教义，因此围绕着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出现多种思想派别。直到6世纪末以前，拜占廷教会内部围绕重大神学争论出现了一批神学家，产生了一大批神学作品，神学论战极大地刺激了神学家们的写作热情。由瓦西里（Basil the Great, 329－379年）、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 335－394年）和纳占佐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os, 329－390年）组成的“卡帕多西亚三杰”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神学作家，他们留下大量涉及基督教多种神学理论的著述，其中瓦西里的神学作品文风严肃，论说平直，毫无学究气和自我卖弄；其弟尼撒的格列高利文风华丽，论述雄辩，气势宏大；而他的好友格列高利的作品思想深刻，用词考究，后者自传体长诗被比作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们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Wisconsin, 1958, I，pp.117－118.]安条克著名教会作家埃瓦格留斯（536－594年）写了大量关于神秘主义和修道禁欲生活的理论著作，他的6卷本《教会史》对其后教会史作家影响较大。马克西姆和大马士革人约翰代表7－8世纪拜占廷神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作品涉及基督教神学的所有领域和命题，其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风格在其后700年间无与伦比。
拜占廷哲学和神学的合流在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的作品中表现得最明显。他是阿拉伯血统的拜占廷思想家，撰写过《知识的源泉》一书，在该书“哲学篇”中详细陈述古代主要哲学流派及其观点，分析包括古典希腊罗马、伊斯兰教和东方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重点讨论正统基督教神学观点。他的作品以及许多争论性文章和书信对同时代和后代思想家影响很大。毁坏圣像运动期间，拜占廷教会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拜占廷神学创作销声匿迹百余年。8－9世纪，著名的修道士塞奥多利（759－826年）在从事修道制度改革过程中，写作出许多神学作品，继承早期拜占廷神学创作的传统。直到9世纪下半期，以数学家和哲学家利奥（790－869年）为代表的新哲学派在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圈内形成，其中，著名教授和后来的大教长佛条斯编辑整理出亚里士多德的多部名著，批判在上帝神学之外的柏拉图理念论哲学。10世纪以后，杰出的拜占廷神学家围绕反对伯格米派异端斗争著书立说，其中尤西米乌斯（11－12世纪）在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邀请下写出大量神学散文。12世纪著名的神学作家中以塞萨洛尼基的尤斯塔修斯
1115－1195/6年）表现最突出，他文史哲兼通，不仅整理注释阿里斯托芬、荷马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而且撰写大量神学作品。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出现的静默派和狂热派异端，以及围绕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联合问题展开的神学论战再度激发起拜占廷神学家们的热情，并因此涌现出许多具有写作天赋的神学作家，例如以弗所的马克（Mark of Ephesus, 13世纪）、艮纳底乌斯（1400－1472年）、贝撒隆（Bessarion, 1399/40－1472年）、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 1296－1359年）和尼古拉斯（Nicholas Prphanos, 14世纪）。总之，晚期拜占廷神学缺乏新的创造，主要围绕国内外政治问题展开，神学本身没有新发展。哲学也和神学一样，思想家们只是按照基督教信仰重弹古代希腊哲学家的旧曲，而没能提出任何新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期拜占廷哲学和神学合流的趋势更加强烈，教会上层和修道院学者既熟悉神学，也精通古代和中古哲学，特别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非常精深。当时，几乎没有纯粹的哲学家，也没有不懂哲学的神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拜占廷神学和哲学的结合有利于神学的发展，但限制哲学的发展，这种结合只是为古代哲学提供了基督教的外衣。[ 柏尼斯等,拜占廷：东罗马文明概论[M]，第221－251页。]
3、史学创作的长足发展
史学创作是拜占廷作家的长项，历史作品是拜占廷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拜占廷史学家继承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以来的创作传统，重视编撰史书。
拜占廷著名历史作家非常多。君士坦丁一世修建罗马帝国东都后，第一位伟大的史家即是尤西比乌斯，他开拜占廷宫廷史和教会史之先河，对君士坦丁一世的记载真实生动，为后人留下大量有关当时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尤西比乌斯的史书后来被许多不知名的历史作家模仿，他们续写此后的断代史，直到查士丁尼时代出现了另一位重要的拜占廷史家普罗柯比（6世纪）。他的《战史》、《建筑》和《秘史》资料丰富、史料来源可靠、叙述生动、判断准确、线索清晰，是研究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廷历史的最重要的书籍。这个时代出现多位史家，其中特别应提到约翰·马拉拉斯（490－578年），他是拜占廷时代最先写作编年史的史家，这部书从亚当夏娃开始写起，一直写到作者所在的时代。该书的资料比较杂乱，叙述也缺乏准确性，使用的语言既有民间语也有书面语，其意义在于开启拜占廷编年史的写作，而编年史更受普通读者的欢迎。[ 该书共18卷，自1831年起译注工作不断，并有英文本问世。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M], trans. by Elizabeth Jeffreys, Michael Jeffreys, Roger Scott, et al, Melbourne, 1986.]6－7世纪拜占廷历史家的代表人物是麦南德（Menander Protector），他继承普罗柯比恢复的古希腊历史写作风格，撰写断代史。修道士塞奥发尼斯（760－817年）则用流行的希腊语撰写多卷本编年史，时间跨度从285年至813年，他继承约翰·马拉拉斯的创作风格，并以修道士的观点写作历史，其独立分析问题的方法使其作品具有很高价值。马其顿王朝最杰出的历史作家是皇帝君士坦丁七世，他不仅任命学者编辑整理前代史家的史书，还亲自参加编辑工作。在他的支持下，一大批作家致力于史书的撰写。这个时期的历史家中，“助祭”利奥（Leo the Deacon, 950－994年）表现得最出色，他的作品充满机智、生动的古典文风，不仅记述准确，而且文笔优美，被后代学者视为拜占廷断代史的范例。11世纪中期的著名学者普塞罗斯的史书诙谐有趣，语言规范，风格优雅。其同代史学家米哈伊尔·阿塔利亚迪斯（11世纪）的作品虽然文笔不很优美但记述可靠，朴实无华。科穆宁王朝最著名的历史作家是安娜公主（1083－1153/4年），她对其父阿莱克修斯一世生平业绩的记载极为详细，涉及当时帝国皇室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且文笔优美，因此，她一直被列入拜占廷一流历史家的名单。[ 该书被著名的拜占廷文献丛书“巴黎大全”和“波恩大全”列为主要作品，再版多次，参见该书Anna Komnene, The Alexiad, trans. by E. Dawes, London 1928; trans. by E. Sewter, N.Y. Penguin 1969.]与她同时代的历史作家还有西纳穆斯（John Kinnamos, 1143－1185年）、赛德雷努斯（George Cedrenos, 12世纪）、佐纳拉斯（John Zonaras, ?－1159年）和格雷卡斯（Michael Glykas, 12世纪），他们的作品大多为编年史，其中格雷卡斯的作品近似于自然史。尼西亚帝国时期的文化复兴活动推动历史撰写工作的进行，阿克罗颇立塔（George Acropolites, 1217－1282年）及其历史作品是当时历史文学的主要代表，他的著作记述收复君士坦丁堡以前的拉斯卡利斯王朝史。教会作家乔治·帕西枚尔（George Pachymeres, 1242－1310年）和尼基弗鲁斯·格力高拉斯（Nikephoros Gregoras, 1290－1358/61年）的作品涉及13、14世纪的历史。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作品是约翰六世的自传体史书，书中虽然充满了自我辩解和美化的语句，但是对拜占廷国家衰落的历史却有真实可靠的描写，该书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史书之一。[ 这部史书的权威版本为“波恩大全”的原文和译文对照本，J. Kantakouzenos, Historiarum, ed. L. Schopen, Bonn 1828-1832; Geschichte, Johannes Kantakuzenos ubersetzt und erlautert, trans. by G. Fatouros and T. Krischer, Stuttgart 1982-1986.]拜占廷帝国灭亡时期的史家主要有豪孔迪拉斯（Laonikos Chalkokondyles, 1423－1490年）、杜卡斯（Doukas, 1400－1462年）和克里多布鲁斯（Michael Kritoboulos, ?－1470年），他们续写了约翰六世以后的历史。据我们初步统计，有史可查的拜占廷历史作家有数百人之多，他们为后人留下千余年历史的连贯完整的记载，这在欧洲中古时期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现代学者认为，拜占廷人记述历史的传统和其丰富的历史资料在世界上仅次于我国。[ 本节资料大多来自柏尼斯和瓦西列夫的作品，他们特别关注拜占廷文学发展，故作为本节主要参见书，如无特别需要，恕不一一注明。]
拜占廷传记文学值得我们重视，因为拜占廷帝国既有丰富的官修或私人史书，还有大量的传记文学，它们成为断代史、编年史、教会史的重要补充。传记文学包括皇帝传记、圣徒传记和自传等多种类型。4世纪的尤西比乌斯撰写的《君士坦丁大帝传》和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os, 4世纪）撰写的《安东尼传》开创了拜占廷传记文学的写作方式，激发众多教士的写作热情，一时间出现许多风格各异的人物传。到6－7世纪，希利尔（525－559年）的《东方圣徒传》和利奥条斯（7世纪）的亚历山大主教传将传记写作推向最高水平，他们关于巴勒斯坦和埃及地区基督徒的记载注重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记述对象扶贫助困的事迹中着重挖掘他们仁慈善良的品格，读来生动感人，催人泪下，受到普遍的热烈欢迎。[ C. Mango, A Byzantine Hagiographer: Leontios of Neapolis，in Byzantium and the West，Amsterdam: Verlag Adolf M. Hakkert, 1988.]除了内容感人外，传记文学还面向广大百姓，使用民间流行语言写作，故进一步扩大其读者面。西蒙（1000年）的传记主要依据历史资料，而非直接取材于同时代人物，开创了新的写作方式，其文笔和内容虽然并不引人入胜，但是，他所使用的材料大多是前代佚失的文献，因此其价值在于保护古代史料。尼孔（930－1000年）撰写的人物传记不限于人物本身，而涉及许多异教或异端事务，记载大量正史难以涉及的社会生活习俗，且写作风格清新，读来朗朗上口。著名修士塞奥多利在其母亲葬礼上的悼词是短篇传记的代表作，其中表达的深厚母子之情具有极大的人格力量，而大学者普塞罗斯在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葬礼上的悼词中为公众树立良好道德的榜样，成为极有教育意义的道德说教篇。约翰（John Kaminiates, 10世纪）的《塞萨洛尼基陷落记》虽然不是纯粹的人物传记，而是事件记述，却以其细腻的笔触刻画904年阿拉伯人洗劫塞萨洛尼基城时各阶层居民的众生图，其使用的写实手法在拜占廷文学中比较少见。安娜《阿莱克修斯一世传》和约翰六世《自传》是皇帝传记的代表作。拜占廷传记文学中大部分作品是圣徒传记，因为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修士或隐士都有其传记，或是自传，或是由他人撰写。由于传记写作的要求不高，因此文化水平较高的教士在写作中毫不费力，游刃有余，故作品数量甚多，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甚至连丈夫殴打妻子的家庭琐事也成为记述的题材，这些细微末节的记载对拜占廷社会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小说与诗歌
拜占廷文学中的小说兴起较晚，其成果只有一两部，据现代学者考证，它们是从叙利亚语翻译成希腊语的印度故事。但是，讽刺散文和杂记是不可忽视的拜占廷文学形式，其寓严肃主题于诙谐幽默的叙述风格来自古希腊文学。拜占廷讽刺散文有三部代表作品，即10世纪的《祖国之友》，12－13世纪的《马扎利斯》和《庄主》，都是对时政和社会腐败表示不满，但是在讨论重大社会问题时，均采用轻松的笔调，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代的某些医学、哲学作品也模仿他们的风格。杂记文学的代表作品是6世纪拜占廷商人哥斯马斯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他早年经商，后出家为修士。他以其游历红海、印度洋各地经商的见闻证明大地是扁平的，其中记述各东方民族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因此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该书涉及印度洋商业活动的记载提供了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不仅为拜占廷学界所重视，而且为商业史和文化交流史家所重视。其英译本影响较大，见Cosmas,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 [M]，Cambridge, 1909.]
拜占廷诗歌创作从4世纪开始就进入其常盛不衰的发展过程，当时，“卡帕多西亚三杰”之一的哥利高列在众多诗人中名声最显赫，其作品富有哲理，思想性强。5世纪的代表性诗人是皇后尤多西亚，她的赞美诗虽然缺乏灵感和**，但其纯朴幼稚的风格给拜占廷诗坛带来清新之风，更由于她的特殊地位，写诗作赋竟成了一时风气。罗曼努斯（Romanos the Melode）是6世纪韵律诗歌的代表人物，他以重音体系结合语句的阴阳顿挫，写出上千首对话式的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民间非常流行，由于他的诗歌可以应答对唱，并附有副歌，因此常常被采用在教堂的仪式活动中。克里特主教安德鲁（Andrew of Crete, 660－740年）也创造出将多种韵律诗歌串连在一起的抒情诗体裁，为各个层次的诗人开辟出创作的新领域。9世纪才高貌美的修女卡西亚（Kassia, 800－867年）曾经因拒绝皇帝塞奥菲鲁斯的求婚而闻名，后献身于与世隔绝的修道生活，专心诗歌创作，创造出一种充满虔诚情感的诗歌形式，在拜占廷诗歌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晚期拜占廷出色的诗人中应提到约翰·茂罗普斯（John Mauropous, 1000－1081年）和塞奥多利·麦多西迪斯（Theodore Metochites, 1270－1332年），他们的诗歌表现出浓厚的学术韵味，适应当时复兴古代文化运动的形势。拜占廷诗歌的素材多样，既有歌颂上帝和圣徒的宗教内容，也有颂扬人类美德的内容，而抨击时弊的讽刺诗大多模仿古代希腊作品，讽刺的对象涉及政客的虚伪、战争的残酷以及道德的堕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抒情浪漫诗歌，表现传奇的爱情故事。与诗歌多样化的发展相比，戏剧创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反映出拜占廷时代公共娱乐活动的消沉。
诗歌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拜占廷音乐的进步。从应答对唱的诗歌形式中发展出两重唱的音乐形式，而韵律诗歌对12音阶和15音阶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重音、和声、对位等音乐形式迅速形成。拜占廷教会流行的无伴奏合唱至今保持不变，对欧洲近代音乐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E. Wellesz, A History of Byzantine Music and Hymnography [M]，Oxford, 1961.]
拜占廷书籍发展也是其文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拜占廷时代之前的古代社会，书籍通常都写在卷轴纸草上，因纸草制作有正反面之分故只书写在一面。如同我国古代一样，字词之间没有断句，用大写字母抄写，不标注重音，这在特别注重语言音调的希腊语中非常容易导致混乱。由于制作和使用便利，每卷纸草卷轴都不长，有学者估计《伊利亚特》全诗需要24个卷轴。这就意味着它需要很大的空间加以保存，而且使用也不方便，因为单个卷轴所包含的文献内容太少，很难整本做出索引，要想找到某个段落非常困难。1世纪到4世纪期间，出现了装订成册的书籍，单一成本书逐渐取代了卷轴纸草书，这是伟大的进步。因为装订成册的书籍能够比卷轴书容纳更多的内容，比如《伊利亚特》整部作品因此能够写入一本书中。特别是，可以进行两面抄写的羊皮纸书籍越来越留行，这样不仅节省了保存的空间，还便于进行标注和做索引，因此基督徒总是把圣经装订成册。拜占廷时代帝国疆域变动频繁，埃及纸草的供给时断时续，大为减少，也催生了羊皮纸的流行。至于书写方式，拜占廷人开始使用小写形式抄写书籍，大约在8世纪末之前，首先在修道院那些以抄写文献为职业的教士中出现新的书写体，这种特殊的字体并非一般人能够书写，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会使用。随着公众对书籍的需求增加，随着小写形式的普及，包括读者逐渐接受和习惯阅读这种字体，小写字体的好处越来越明显，因为它更为紧密，占有的羊皮纸更少，书写更方便更快，特别是连笔划使得抄书者不必每写一个字母就抬起笔来。这是一场悄然发生的深刻变革，带动了书籍排版形式的新变化，并在行文中将所有的词语分开，标注重音。同时，原有的大写章法被打破，到10世纪中期前后，小写和大写（安色尔字体）同时混用，这有利于拜占廷文化的普及。
拜占廷文化中史学发达而小说不发达，诗歌发达而戏曲不发达，这种现象可能反映出拜占廷文化的精英性质，至少大众文学形式发展滞后。也有学者认为，基督教的盛行和民间信仰虔诚也是大众文化发展落后的重要因素，因为普通民众的日常文化消费形式都集中在教堂里，表现为教堂颂歌和颂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