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人的教育方式主要沿袭古典希腊罗马的和基督教的传统，强调对基本语言的掌握和对经典文本的准确记忆，在此基础上以基督教思想原则为指导，对古代文明遗产进行深刻的信仰诠释。这种对两个似乎对立文化因素的结合是7世纪以前拜占廷教育的特点，它导致相应的拜占廷教育方法和内容的产生。7世纪以后，拜占廷教育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教会一度垄断了教育事业，世俗教育大都由私人教师和父母在家庭中进行。直到毁坏圣像运动以后，教、俗教育才重新获得了同步发展的机会。就拜占廷教育中心的分布情况看，巴尔干半岛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和阿提卡地区、意大利南部地区以古典文化教育为特点，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廷帝国所辖西亚的安条克和巴勒斯坦地区以基督教教育为特点，而埃及和北非地区则以综合两种教育为特点。9世纪中期以后，拜占廷帝国摄政王巴尔达斯（Bardas，？－866年）建立国立学府再度使教、俗教育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此后，首都君士坦丁堡一直是拜占廷帝国最大的教育中心，其教育水平在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手屈一指。13世纪前半期，拉丁帝国的统治对拜占廷教育是沉重的打击，迫使其中心一度转移到流亡政府所在地尼西亚。拜占廷人重新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的控制以后，拜占廷教育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末代王朝帕列奥列格王朝兴起的“文化救亡”活动中，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与拜占廷国家衰亡形成反比，此后，其中心逐渐转移到意大利，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拜占廷教育史是目前拜占廷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尚无专题著作，但是，不乏优秀论文，参见G.Buckler, Byzantine Education，in N.H. Bayness ed.,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Oxford 1961, chp. 7. 参见拜尼斯,拜占廷：东罗马文明概述[M]，陈志强等译，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79－202页。]

拜占廷人继承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也继承古希腊人重视教育的传统。拜占廷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其完善的教育制度有直接联系。在拜占廷帝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每个人的愿望，而缺乏教养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不幸和缺点，几乎每个家庭的父母都认为不对子女进行适当的教育是愚蠢的行为，被视为犯罪，只要家庭条件许可，每个孩子都会被送去读书。公众舆论对没有经过系统教育的人进行辛辣的嘲讽，甚至有些行武出身未受到良好教育的皇帝和高级官吏也会因为缺乏教养而遭到奚落。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助于拜占廷教育长期保持高水平，在拜占廷帝国千年历史期间，拜占廷首都和各大城市成为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拜占廷帝国社会各阶层均有受教育的机会，王公贵族的子弟几乎都有师从名家的经历，4－5世纪最著名的拜占廷学者阿森尼乌斯（Arsenius, 354－445年）受皇帝塞奥多西一世之聘进宫教授两位皇子，9世纪的大学者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佛条斯（Photios, 810－893年）曾任皇帝瓦西里一世子女的宫廷教习，11世纪拜占廷学界顶尖人物普塞罗斯（Psellos, 1018－1081年）是皇帝米哈伊尔七世的教师，皇帝利奥一世甚至为其女单独聘请宫廷教师。社会中下层人家的子弟虽然不能像上层社会子弟那样在家中受教育，但也有在学校学习的机会，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学者作家都是出身社会下层，其中一些没有进过学堂靠自学成才，例如4世纪最重要的修辞学家利班尼奥斯（Libanios, 314－393年）即自学成名。[ 一般的说法认为，他是靠自学成才，但是，最近有学者提出他曾在安条克和雅典接受过教育，354年返回家乡安条克，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直至去世。参J.H.W.C. Liebeschuetz, Antioch: City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M]，Oxford, 1972.]

1、学生

儿童教育从６－8岁开始，孩子们先进入当地的初级学校学习语言。语言课首先包括希腊语音学习，以掌握古代语言的正确发音和拼写方法为主。10－12岁时，学生们开始学习语法，语法课的目的是使学生的希腊语知识进一步规范化，使之能够使用标准的希腊语进行演讲，能准确地用希腊语读书和写作，特别是学会用古希腊语思维，以便日后正确解读古代文献。语言课包括阅读、写作、分析词法和句法，以及翻译和注释古典文学的技巧。早期拜占廷教育和学术界尚古之风极盛，普遍存在抵制民间语言，恢复古代语言的倾向，因此，语言课的教材主要是古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如《荷马史诗》等。此外，语言教材还包括基督教经典作品和圣徒传记。语言课除了读书，还包括演讲术、初级语言逻辑、修辞和韵律学，但这种语言课一般要在14岁左右才开始进行。修辞和逻辑课被认为是更高级的课程，安排在语言课之后，使用的教材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作家的作品，《圣经·新约》也是必不可少的教材。逻辑学教育通常与哲学教育同时进行，属于中级教育的内容。

中级教育之后，学生分流，一部分进入修道院寻求“神圣的灵感”，而另一部分则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人对拉丁语和“蛮族”知识的排斥，利班尼奥斯即声称不学“野蛮的”拉丁语，在塞奥多西二世任命的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中，希腊语教授远远多于拉丁语教授。总之，4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教育界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拉丁语则保留在法律文献和实用技术领域中，在拜占廷帝国众多教育和学术中心的名单里，贝利图斯法律学校是唯一的拉丁语言中心。[ P. Collinet, L’ecole de droit de Beyrouth [M]，Paris, 1925，chp.2.]

在初级语言、逻辑和哲学教育的基础之上，学生们要在大学里接收高级修辞学和哲学以及“四艺”教育，即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的学习。高等修辞课主要通过阅读古代作品来完成，学生们被要求背诵古希腊文史作品，并按照古代写作规范和文风写论文或进行演讲练习。读书是学习的主要方式，例如在哲学课程中，学生必须通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及新柏拉图哲学家的全部著作，[ 柏拉图（Plato, 前428－348/347年）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其“理念学说”和“灵魂论”对中世纪欧洲精神生活影响深刻。新柏拉图主义形成于公元3－6世纪，它将柏拉图哲学发展成为以“一”为最高层次的世界等级体系理论，因而为基督教神学所接受。参见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另见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他们还要背诵希腊文本。[ 指《圣经·新约》前4篇，即马可、马太、路加、约翰福音书。]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善的人格，造就举止优雅、能说会写的人，而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探索真理和传播真理的人。拜占廷大学教授们认为，探索和传播真理的人首先必须是了解和掌握所有知识的人，因此在大学里，学习必须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普塞罗斯曾自豪地说他已经掌握了哲学、修辞学、几何学、音乐、天文学、和神学，总之“所有知识，不仅包括希腊罗马哲学，而且包括迦勒底人、埃及人和犹太人的哲学。”[ 转引拜尼斯,拜占廷：东罗马文明概述[M]，陈志强等译，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205页。]这种教育应囊括知识所有分支的思想体现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基础教育更重视百科式的教育，我们今天使用的“百科全书”一词来源于拜占廷人基础教育的概念。[ Encyclopaedia一词来源于希腊语两词的合成词，前者意为“包含各学科”，后者意为“教育”，反映出拜占廷人的教育思想。]法律、物理和医药学虽然属于职业教育的内容，但是学生们在大学中可以自由学习，据记载，佛条斯、普塞罗斯等大学者都对医学有相当研究，能够准确诊断出疑难病。无论主张教育分为“百科式基础教育”、“语法教育”和“高级学问”三阶段的普塞罗斯，还是主张各级教育都应包罗万象的马克西姆（Maximos the Confessor, 580－662年）都认为探索真理必须首先了解所有知识，因此大学生应学习文学、历史、算学、几何学、地理学、天文学、修辞学和哲学，而神学学习应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

一般而言，立志读书作官的人必须经过系统的教育，他们首先要接受基础教育，而后在贝利图斯等地的法律学校通过拉丁语言和法律课程，毕业后最优秀的学生将继续在君士坦丁堡大学学习，这些学历是普通人仕途升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希望在法律界发展的学生必须经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和贝利图斯法律学校的专门教育，他可以不像其他学生那样从事体育锻炼，也不必取得戏剧课程的成绩。神学课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但是，专门的神学研究不在学校而是在教会和修道院里进行，对神学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将在修道院里继续深造。拜占廷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内容相互交叉，只是深浅程度不同而已。有些学者既是大学教授，也是普通学校教师，例如，4世纪的学者瓦西里（Basil the Great, 329－379年）在雅典大学教授语法、政治学和历史，同时在当地的职业学校担任算学和医学教师，他还是某些贵族的家庭教师。[ 参见M.M. Fox, The Life and Times of Basil the Great as Revealed in His Works [M]，Washington DC, 1939.]

2、学校

拜占廷教育机构大体分国立和私立两种，前者包括大学、普通学校，后者只包括普通学校和私人家教。国立学校早在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已经出现，正式的大学则是出现在塞奥多西二世时期。国立学校教师由政府支付其薪俸，而私人教师则以学生缴纳的学费为生。11－12世纪的拜占廷作家安娜·科穆宁娜在其《阿莱克修斯传》中描写农村人为送子读书而出卖家中牲畜的事例，反映拜占廷普通民众重视教育的情况。中央政府在国立君士坦丁堡大学任命10名希腊语言教授、10名拉丁语言教授、10名希腊语演说术教师和多名法学家及哲学家任教。这些学者使该大学成为中古时期地中海和欧洲地区最好的学府。除了首都的国立大学外，在安条克、亚历山大等地也建立了国立高等学府，其中雅典学院以其高深的哲学成就著名，加沙学院以修辞学见长，贝利图斯学校则以法学著称于世。

拜占廷各类学校普遍采取古希腊人的教学方法，提问讨论为主，讲授为辅。学生一般围坐在教师周围，或席地而坐，或坐于板凳上，使用的教材放在膝盖上。教师主要是就教材的内容提出问题，请学生回答或集体讨论，阅读和背诵是基础教育的主要方式，而讨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学习方式。在中小学，教师经常使用鞭打等形式的体罚督促学生用功学习，最严厉的惩罚是停止上课和开除学籍。在学生中不乏专事玩耍、声色犬马的贵族子弟，国立学校教师对他们严格管教，而私人教师顾及自己的衣食问题而不加过问。教师的水平、声望、讲授艺术决定听课学生人数的多寡，好教师能够吸引众多学生，像普塞罗斯教授的班上就有来自英格兰、阿拉伯、埃塞俄比亚、波斯和两河流域的学生。教学效果是衡量教授水平的唯一标准，而所谓的效果则是看是否培养出杰出的学生。在课堂上，教师要求学生精力集中，不许迟到早退，不许打瞌睡，学习态度要认真，禁止随便提出愚蠢的问题。教师负责组织课堂活动，或要求学生大声朗读和背诵，或要求学生写作和讨论，教师经常提问，但是更多情况下是回答学生的问题。在保存至今的一份11世纪的教学材料上，有关于希腊语语法课、修辞学课、物理课、柏拉图和新柏拉图哲学课的思考题和答案。

学生的作息时间根据各学校自己的安排，例如，贝利图斯法律学校的课程大多安排在下午，上午的时间留给学生读书预习，准备下午课上讨论的发言提纲。学生中午在学校吃饭，自备饭菜，富有的家庭可以安排家仆送饭。在教育子女成才方面，拜占廷父母们付出的心血决不比今天的父母少，我们在8－9世纪的圣徒传记中经常读到母亲每天早上送子上学的记载。有些名牌学校还为远离家乡的学生提供住宿条件，他们又依据各自家庭的经济实力决定由几个同学合住。一般情况下，学生同时学习三四门课程，学习和练习都在课堂上完成，几乎没有家庭作业，但是，学生读书的任务量很大，他们可以在大学、普通学校、修道院、教堂、公共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处借阅。

学校既是教育场所，也是研究学问的地方，教学互长，师生共进。最著名的教育中心同时也是学术中心。在拜占廷帝国各地兴起许多集教育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机构。据考古和文献资料提供的证明，后人了解到，除了君士坦丁堡外，雅典是古希腊哲学和语言文学的教育中心，埃及亚历山大是“所有科学和各类教育”的中心，贝利图斯是拉丁语和法学教育的中心，塞萨洛尼基是古代文学和基督教神学的教育中心，加沙和安条克是古代东方文学和神学的教育中心，以弗所和尼西亚是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心。查士丁尼法典记载，当时拜占廷帝国“三大法学中心”，包括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贝利图斯，规定所有政府官员和法官律师必须获得有关的学历才能任职。据记载，在贝利图斯法律学校中，教师使用拉丁语法学教材，但是完全用希腊语讲授，主要是介绍各派理论和观点，并在对比中作出评价，然后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各个学校均设立图书馆，例如君士坦丁堡大学图书馆藏书12万册，藏书数量仅次于亚历山大图书馆。

拜占廷帝国的国立、私立和教会三类学校在拜占廷教育事业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教会学校由教会和修道院主办，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教会神职人员的后备力量。拜占廷修道院学校办学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欧修道院，是专门为立志终生为僧的人开办的，因此，在教会学校中只学习语言、圣经和圣徒传记。国立大学和普通学校是拜占廷教育的主要机构，对所有人开放，其教授由国家任命并发放薪俸。国立大学的课程在7世纪以前不受任何限制，非基督教的知识也可以传播，其拉丁语教授多来自罗马和北非，医学和自然科学教授多来自亚历山大，哲学教授来自雅典。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政府加强教育控制，对全国学校进行整顿，取消除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贝利图斯以外的法律学校，关闭雅典学院，停发许多国立学校教师的薪俸。基础教育的责任大多由私塾和普通学校承担。7世纪以后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在私塾中完成基础教育，然后进入修道院接受高等教育。很多学者出师以后，自办私人学校。

拜占廷教育事业发展比较曲折，出现过**和低潮，其中查士丁尼废黜百家、独尊基督教的政策对拜占廷教育的破坏最为严重。查士丁尼以后的历代皇帝大多支持教育，例如，君士坦丁九世鉴于司法水平的低下，于1045年建立新的法律学校，并要求所有律师在正式开业前必须进入该校接受培训，通过考试。他还任命大法官约翰为该校首席法学教授，任命著名学者普塞罗斯为该校哲学教授。科穆宁王朝创立者阿莱克修斯一世除了大力支持国立大学和普通学校外，还专门开办孤儿学校，帮助无人照料的孤儿接受教育。许多皇帝通过经常提出一些测试性的问题，亲自监督国立大学和学校的工作，检查教学质量，任免教授和教师，对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增加薪俸。在拜占廷皇帝的亲自过问和参与下，学术活动非常活跃。

由于拜占廷帝国大多数皇帝接受过系统教育，因此，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学者和作家，经常参加神学辩论、撰写论文、著书立说、制定法律，这里仅就其中有史可查且学问突出者例举一二。皇帝塞奥菲鲁斯（Theophilos, 829－842年在位）自幼接受系统教育，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熟悉天文、自然史、绘画，发明过油灯等生活用品，整理和注释古代作品，他还慧眼识金，重金挽留数学家利奥在首都任教。[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Wisconsin, 1958, I, p.298.]查士丁尼一世、利奥三世和瓦西里一世均精通法学，亲自参与多部拜占廷法典的制定。马其顿王朝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更是一代著名学者，在其统治时期，皇宫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他本人撰写过许多文史著作和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君士坦丁七世留下大量著作，包括法律、宫廷礼仪、典章制度、哲学和军事方面的内容，参见A. Toynbee,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and His World [M]，London, 1973.]米哈伊尔七世甚至视著书立说重于皇帝的职责，完成过多部著作，为了丰富知识，他亲自参加普塞罗斯讲授哲学的课程，在拜占廷古代绘画中至今还保留着“皇帝听课图”。阿莱克修斯一世和皇后热衷于神学问题，写过多部神学书籍和论文，他还通过立法大力提倡学习圣经，其子女均是名噪一时的作家和学者。曼努埃尔一世撰写的神学论文至今仍用作东正教的教材。末代王朝皇帝米哈伊尔八世亲自撰写自传。约翰六世和曼努埃尔二世则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历史、神学著作和书信。

3、图书馆

拜占廷政府高度重视图书馆建设，以此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条件，建国初期，政府即拨专款用于收集和整理古代图书，在各大中城市建立国家图书馆，古希腊时代的许多作品即是在这一时期得到系统整理。查士丁尼时代推行的思想专制政策中止了很多图书馆的发展，其中亚历山大和雅典图书馆的藏书破坏最为严重。但是，民间藏书仍然十分丰富，著名的贫民诗人普鲁德罗穆斯（1100－1170年）就广泛借阅民间图书，自学掌握古代语法和修辞，并通过研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成为知识渊博的诗人。教会图书馆发展迅速，几乎所有教堂和修道院均设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后来成为培养大学者的温床，它们至今仍是取之不尽的古代图书的宝藏。拉丁帝国统治时期是拜占廷教育和学术发展停滞的时期，文化上相对落后的西欧骑士在争夺封建领地的战争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破坏了拜占廷学校和图书馆，他们焚烧古书以取暖，其情形类似于4－5世纪时汪达尔人在罗马焚烧刻写罗马法条文的木板取暖。在民族复兴的政治运动中，拜占廷知识界掀起复兴希腊文化的热潮。分散在各地的拜占廷文人学者纷纷集中到反对拉丁人统治的政治中心尼西亚帝国，在拉斯卡利斯王朝的支持下，开展抢救古代图书文物的活动，或游访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的文化中心，收集和抄写古代手抄本，或整理和注释古代名著，或建立私塾传授古典知识，组织学术讨论。这些活动奠定了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文化复兴”的基础。著名的学者布雷米狄斯（ 1197－1269年）是尼西亚帝国时期拜占廷文化的旗手，他培养出包括皇帝塞奥多利在内的许多知识渊博的学者，受到广泛尊敬。一次，皇后伊琳尼对一位天文学者提出的日环食现象是由于月亮处于地球和太阳一条线的说法表示异议，并指责他说蠢话，皇帝因此批评她“用这样的话去说任何一个探讨科学理论的人都是不对的，”[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 Wisconsin, 1958, II, pp. 554－555.]后来，当她学习了有关的天文知识后，公开向这位天文学家表示道歉。

帕列奥列格时代的拜占廷文化教育活动是民族复兴自救运动的一部分。当时的拜占廷国家已经衰落，国内政治动**，外敌欺辱，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拜占廷知识界为挽救民族危亡，在尼西亚帝国文化事业的基础上，开展文化复兴运动，使拜占廷文化教育发展进入又一个辉煌时期，出现前所未有的学者群体。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宗教事务，同时研究古希腊文史哲作品，从事教育，对古典哲学和文学的广博知识令其意大利留学生极为惊讶，这些学者及其弟子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直接推动者。直到拜占廷帝国即将灭亡之际，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仍然活跃着许多民间读书团体和学术沙龙，它们经常组织讨论最著名的古希腊文史哲作品，在为数不多的学校里，仍然保持较高水平的教育活动，欧洲各地的学生仍然继续到这里求学。末代王朝时期，帝国局势动**，教育中心逐渐转移到巴伯罗奔尼撒西部地区，进而西移到亚得里亚海两岸，深刻影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

拜占廷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在古代教育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在欧洲和地中海世界一直保持一流和最高的水平，也培养出了许多著名学者、文人、作家、思想家和政客，以及大批行政官员，他们成为拜占廷文化的传承人。但是，拜占廷教育也存在的自身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缺乏创造性的培养机制，而只是在重复古代的传统，因此不能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尤其在军事教育方面没有系统的培养机构。拜占廷教育固然发展健全完善，但是在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问题上，缺乏明确清晰的思路。因此总体观察，拜占廷教育在帝国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