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陆军
拜占廷帝国地处欧、亚、非三洲交界，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君士坦丁堡扼守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航道和欧洲与亚洲之间的陆路交通。正因为如此，其历史上外族入侵不断，对外战争不绝，似乎一直处在外敌长期包围之中，似乎没有一刻能够摆脱外敌入侵的威胁。拜占廷帝国的历史犹如一部战争史，而武装力量的强弱决定帝国的兴衰。拜占廷帝国全部历史表明，军队建设是其强盛的保证，而发展武装力量不是由某位君主勇武好斗的个人品质决定的，而是拜占廷帝国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凡是拜占廷帝国强盛时期，必定是某位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的皇帝在位的时期，反之，帝国就笼罩在外敌入侵的危险之中。拜占廷人与其周边的邻国或民族相比，似乎天生就不是好战的民族，从拜占廷时代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崇尚武力，勇猛无畏固然是值得钦佩的，但并不是人人应该必备的品质，他们更欣赏心智超群的人。能够智取的一定不要力夺，西欧中古骑士的尚武之风、斯拉夫人彪悍好斗的性格、阿拉伯人的马上武功，在拜占廷社会都遭到鄙视，被视为无知和粗鲁的表现。即便需要动武，拜占廷人也将战争看作是一种艺术，是知识和学问的一个分支，因此，他们在战争中更重视作战的完美和智能的较量，而轻视战争的结果，甚至看不起通过血腥厮杀取得的胜利。拜占廷将军们特别重视研究战争的类型、军事组织的结构、战略战术的应用和各种军事技术的发展。像莫里斯皇帝这样留下关于军事问题专著的将领在拜占廷帝国并不少见。
拜占廷武装力量主要是由陆军和海军构成的，其中陆军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拜占廷陆军是在晚期罗马帝国军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皇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曾进行军事和行政改革，将行政和军事权力分离，设立和强化大行政区区长权力，取消大军区和后备军，禁卫军也改为宰相管理下的“皇宫警备队”，其目的在于消除晚期罗马帝国军阀拥兵自立和左右政局的弊端，特别在于提高军队抵御外敌的作战能力，因为在相当长时期里，大军区总督控制的野战军过多卷入罗马帝国政治斗争，没有能力对付边境地区出现的威胁，而他们在罗马市区的生活加速其腐败，使之堕落成为无法驾驭的散兵游勇。同时，大军区总督往往注重其直接控制的军队，而忽视发展驻守边境的边防军，许多边防军自行解散，使边境地区处于无兵防守的危险地步。
4世纪的拜占廷军队主要分为边防军和野战军，前者驻扎在罗马帝国边境地区，沿陆地边界驻防的称为“陆界兵”，沿河界驻防的称为“河界兵”，守护城堡的称为“城堡兵”。野战军则是由过去的仪仗军、禁卫军和后备军组成，在晚期罗马帝国时期，仪仗军和禁卫军大都来自意大利，拜占廷帝国时期，皇宫警备队多是由小亚细亚山民和日耳曼人构成。仪仗军的名称源于拉丁语“扈从者”之意，他们最初是罗马军事领袖的亲兵，禁卫军出现后取得了仪仗军的部分职能，拜占廷皇宫警备队主要的职责是陪伴皇帝出行，或作为机动部队参加边界防御战争。禁卫军的名称来源于拉丁语“宫殿”一词，主要职责是为皇宫担任警戒，保护皇帝的安全。按照传统的从军制度，这两部分士兵需服役20年，而边防军需服役24年。只有作为战时紧急增援部队的后备军是临时性的军事组织，罗马帝国时代，后备军多由定居在帝国边境地区的“蛮族”组成军团形式。拜占廷帝国初期，这种蛮族军团由皇帝直接控制，其作用日益增强。根据史料反映，拜占廷帝国的武装力量由皇帝指挥，其组织规模逐渐缩小。值得注意的是边防军中的陆界兵不仅是驻防边界的士兵，而且是定居在边境地区的土地耕种者，他们以服兵役为条件从拜占廷政府得到所在地区的农田，独立经营，自给自足，既可终身使用，也可雇工耕种。这种类似屯田的形式对于稳定拜占廷帝国疆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新边防军编为许多小军区，由“边防督军”指挥。根据425年的一份《官职表》可知，拜占廷帝国在埃及驻扎两支边防部队，在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东方地区驻扎六支边防部队，在小亚西亚驻扎三支边防部队，在巴尔干和亚平宁半岛驻扎两支部队。这13支边防军中比较重要的可以提升为伯爵指挥下的军区，当时仅埃及和色雷斯地区各有一名伯爵。6世纪期间，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更大区域的军事活动，又恢复了东方、色雷斯和伊里利亚三大军区总督建制。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波斯入侵东部边境，亚洲各军区作用日益重要，528年，在亚美尼亚设立了一支边防军，537年又因海战的需要增设海上军区，其辖区包括塞浦路斯、爱琴海等海区。
除了上述边防军外，拜占廷帝国特别强调野战军的建设。这种部队由皇帝直接指挥，平时驻扎在内地军事要塞和交通枢纽地区，包括骑兵部队，其职责是在外敌入侵或突发内乱的紧急时刻，及时出现的危险地区，迅速摧毁敌人或将敌人驱逐出去。他们也随时准备参加远征军事行动，并构成远征军主力。驻守首都的警备队主要活动在君士坦丁堡城区、郊区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其职责除了保卫首都和皇宫的安全外，也在必要时作为总后备军的一部分参加大规模战争。由于皇宫警备队与皇帝关系密切，其在军队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人数也持续增长，4世纪末时，其人数为3500人，5世纪时上升为5000人，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初期为5500人，据普罗柯比在《秘史》中记载，6世纪末，皇宫警备队有10000士兵。[ Procopios, The Secret History [M], trans. by G. Williamson, Harmondsworth 1981.chp. 24.]拜占廷帝国军队以皇帝为最高统帅，平时在皇帝任命的军事长官指挥下各司其职，但在大规模战争时期则由皇帝亲自指挥，或由皇帝指派的亲信将领指挥。
野战军的基层单位是军团，但是，拜占廷帝国的军团与罗马时代的军团不同，后者一般由6000名步兵组成方阵，行动迟缓，拜占廷军团有1000人，多为轻装步兵，在作战中更具机动性和灵活性。骑兵是在对日耳曼人和波斯人作战中逐步采用的，各军团均配备500人的骑兵队，作为突袭部队，最初在战争中仅起辅助作用。边防军仍保持古代的传统，一般的军区大约有6000人，按照边界地区的范围大小确定进一步的分划。由于骑兵的作用不断加强，各边防军团也增设了600人的骑兵部队。
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拜占廷军队因长期对外战争的需要而增加，军队建制更为复杂。按照我们比较熟悉的军队称呼，其编制为军团、师、团、营、连、排，最基层单位因由五人组成而称“五人组”，其长官又称“五夫长”；两组为一队，其长官为“十夫长”；十队为一营，营长也称为“百夫长”；六营为一团，团也称“部”，团长称“部长”，三（或四）团为一师，也称“旅”，其长官分别称“左旅长”、“中旅长”和“右旅长”。边防军团人数大约为6000（大军团9000）人，长官为督军，但是，野战军不以军团为作战单位，而以师或团为单位。
除了边防军和野战军外，拜占廷帝国还存在临时性的辅助部队，如“骑兵冲击队”，其前身为蛮族骑兵队，拜占廷军队采用骑兵技术后，骑兵便发展成为特殊兵种，担当保护君主和贵族安全及参与突袭军事行动的职责。此时的蛮族骑兵队称为“盟友骑兵团”，主要由拜占廷帝国周边的其他民族构成。还有一种职业雇佣兵，称为“蛮兵”，是在战时临时组建的，他们一般都有各自的军事领袖，有固定的军事任务，战事结束后即自行解散或离开拜占廷领土。在很多情况下，雇佣兵是拜占廷贵族的私人武装，由富有的高官出钱雇佣，为私人看家护院。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时，雇佣兵可能临时为政府服务。
查士丁尼时代的皇宫警备队已经演化为地位特殊的部队，由贵族青年和取得重要战功的军官组成，他们在进入警备队时需对皇帝和警备队长宣誓效忠，而警备队成员因与皇帝和宫廷高官接触频繁而获利不非，军事仕途顺利，个别人甚至平步青云，当上皇帝。该部队按照惯例分为七支，每支人数在500人以上，由警备队长指挥，受宰相管理。随着警备队地位的提高，其人数增加，分工更细，例如皇帝卫队分为骑兵和步兵，驻扎在皇宫内。警备队长的地位相当于伯爵。
拜占廷士兵的来源主要有三，其一为继承兵，即世袭兵役义务的士兵；其二为自愿兵，他们为获得土地或定居权力而自愿当兵，其中既有蛮族也有希腊人；其三为税务兵，即是在拜占廷税收制度下，按纳税人头合算的士兵，他们或一户承担一个名额，或几户一个名额，大都是以税代兵，即向政府缴纳相应的兵税，由国家雇佣士兵。这样，拜占廷人参军人数越来越少，雇佣兵不仅人数持续上升，而且在军政机构中地位越来越高。5世纪时，拜占廷军队中当地贵族对于哥特人占据军政要职并排挤希腊贵族不满，引发统治集团内部激烈斗争，400年7月11（或12）日，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发动起义，希腊军政贵族大肆杀戳哥特贵族，反映出在早期拜占廷帝国武装力量中雇佣兵势力迅速增加引发希腊军事贵族忧患情绪的事实。457年，控制拜占廷帝国军事指挥权的阿兰族雇佣兵领袖将其亲信利奥扶植上台，但是代表小亚细亚伊苏里亚族军事势力的利奥旋即与之反目，而471年的屠杀事件标志两派军事势力的斗争终以伊苏里亚人的胜利宣告结束。不久，伊苏里亚军人也遭到排挤，拜占廷军队中的蛮族势力逐渐减弱。从6世纪初以后，拜占廷军队的民族成分以希腊人为主，特别是军队重要职位均由希腊贵族充任。
关于拜占廷军队人数问题，学者们提出多种意见，认为在查士丁尼时代中期最多时达到65万，有人认为晚期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廷军队总数下降为15万人。分歧的原因可能是各家所用的资料不同，反映的历史时期有别，计算的方法不一，比如在查士丁尼一世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前后，其军队数量由于帝国疆域的变化显然有巨大区别，而普罗柯比反映该时期战争的几部书很可能对参战部队的人数作了夸大描述，这在古代作家中是极为常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查士丁尼瘟疫”的爆发造成了严重的人员损失。
7世纪初以后拜占廷军队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是军区制改革。皇帝伊拉克略一世开始在全国逐步建立军区是迫于外敌入侵的巨大压力，当时，拜占廷帝国驻守北非、两河流域、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和意大利的军队纷纷后撤，版图迅速缩小，各地驻军和防务必须重新部署。同时，边疆危机和北非、西亚、巴尔干半岛部分领土的丧失也使国家税收和兵源严重缩减，经济全面衰退。在此背景下，军区制的推行就意味着国家组织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拜占廷王朝推行军区制的过程既是军事行政也是社会经济制度调整的过程。根据9世纪的资料记载，最先建立的军区是629年出现的亚美尼亚军区，它包括从幼发拉底河上游和黑海西南岸至小亚细亚中部卡帕多利亚的广大地区，共辖治17个防区，统兵近万人。亚美尼亚军区以西，自阿里斯河中下游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为奥普西金军区，所辖防区略少，地位也略低于亚美尼亚军区，统兵约6000人。亚美尼亚军区西南至爱琴海沿岸地区为阿纳多利亚军区，由于它地处波斯人进兵必经之地，地位重要，属于一等级军区，该区有34个要塞，统兵15000人。色雷斯军区位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西侧，其重要性在于防御斯拉夫人的侵扰。基维莱奥冬军区为拜占廷小亚细亚沿海军区，负责防务海上入侵，管理沿海要塞和海军基地，兵力仅3000人。由于当时拜占廷海军尚未遭逢对手，故该军区的作用不甚重要。军区的建立使混乱的局面得到初步整顿，在此基础上，拜占廷政府致力于建立军区内部组织系统，理顺军事等级关系，即恢复原军事建制，重新确定军事等级序列，调整军队内各级官兵的军阶关系。新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自上而下地以军事系统取代或合并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使过去行省、地区和村社的行政管理机构合并为军事机构，而后，按照军事建制确定统一的经济关系，根据7世纪阿拉伯作家的记载，军区最高将领“将军”的年收入为40—36金镑，其下师长的年收入为24金镑，团长、营长和连长分别为12、6、1金镑，一般士兵年收入为12—18 索里德，相当1/6—1/4金镑。由于各军区作用和地位不同，其将军的年薪也有区别，最重要的亚洲各军区将军年薪为40金镑，次级军区将军年薪为30金镑，最低级军区将军年薪为10—20金镑，仅相当或低于一级军区师级军官的收入。军区成立之初，每隔三四年分批发放军饷，后来，采取以田代饷的方法，建立军役地产，推行农兵制度。这一措施十分关键，它促进农兵阶层的形成，而农兵是军区制的基础。拜占廷政府因无力支付军饷而将大量闲散弃耕土地充作军饷的办法实为歪打正着，它保证了拜占廷帝国得以生存的财源和兵源，意义非同小可。
军役土地是负有军役义务的田产。士兵以各自经营军役田产的收入作为支付军事开支的经济来源，他们定居在其部队驻守的地区，平时以生产为主，战时以打仗为主，亦兵亦农，平战结合。军区将军以下各级官兵自给自足，自备兵器装备。在15年左右的服役期内，兵役土地不可剥夺，享有免税权，一旦颁给农兵，即可永久占有，可自由处理，卖买或赠送他人，还可以将田产连同军役义务一同转给继承人。履行兵役土地义务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为直接服役，即由经营田产的士兵亲自参加边境防御战和征远军事活动，或修筑军事要塞、架桥修路，或营造舰船；二为间接服役，即由一户或几户提供足够维持一个士兵的给养。经营军役田产的农兵仍然保持军队编制，随时听从军区将军的命令。
军区制与以前的总督制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管理结构不同，总督制仍然保持军事系统与行政系统的相对独立，只是由总督总揽军政权力，而军区制实行战时体制，军政权力均由将军控制，且军区各级权力机构也按军事建制设立，行政权力合并到军事系统内，因此军区首脑“将军”拥有更大权力。其次，总督制下未形成稳定的农兵阶层，军队主体为领取军饷的职业军人，但是军区制下则形成相对稳定的农兵阶层，他们成为拜占廷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于加强拜占廷国力，稳定形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军役土地制赋予农兵更大的自由、更少的税务负担，因而激发农兵的生产积极性，为军区制下小农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对于军区制的作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普遍认为它在拜占廷帝国军事史上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军区制改革的行政特点在于中央权力下放，地方军政权力集中，虽然皇帝仍然是帝国军队的总司令，但是其实际军权却分散在各军区将军手中。各军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地位虽有区别，但军事关系平等，各地将军只对皇帝负责。随着军区制的发展，地方军事贵族势力兴起，对拜占廷中央集权造成直接威胁,有些军区将军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倾覆。因此，9－10世纪的皇帝采取措施，将原有的军区分划为更多更小的军区, 以便加强控制。7世纪建立的六大军区至8－9世纪即分立出另外四个军区；10世纪时，军区的数量达到25个，11世纪时，上升为38个，仅在原亚美尼亚军区境内就分划出10个小军区。同时,中央政府重新委派行政官员分担军区将军的行政权力，将地方军、政权重新分离，恢复军区制以前的军政两元化领导体制，至12世纪，军区制几乎被完全取消，“军区”和“将军”等有关军区制的记载也不见于文献记载。军区制的解体过程与以农兵为主体的拜占廷小农经济的瓦解过程同时发生，从本质上看,大地产和小地产是拜占廷社会的基本矛盾，大地产主以小地产为其兼并扩张的主要对象。虽然，小农经济是拜占廷帝国的经济基础，但是，在军区制下，小农经济仍然十分脆弱，经受不住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特别是在占有大地产的军事贵族兴起的同时，大地产主利用小农破产之机，吞并小农土地，使小农经济瓦解的过程大大加速。到11世纪，拜占廷国有小农和农兵也几乎完全消失，军区制存在的基础被瓦解。
中央政府控制的军队主要是机动性较强的皇宫警备队（也称禁卫军）。根据9世纪的历史资料分析，拜占廷皇宫警备队仍保持军团建制，大体分为以下几部分：内宫卫队由骑兵和步兵组成，其主要职责是保卫皇帝人身安全，控制皇宫内院的警戒范围；由伯爵指挥的机要卫队，主要用于皇帝出外巡查和其它机密出访的保卫场合，这支部队是利奥一世于468年建立的，后来保留了数百年；外宫卫队也有骑兵和步兵，主要职责是保证皇宫外院的安全，在皇帝出征时负责皇帝所在中军大营的保卫工作；皇帝直接控制的后备部队最初是皇帝约翰一世建立的，专门用于对罗斯人战争的紧急增援。皇宫警备队平时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警备队的士兵由斯拉夫人和突厥人构成，后来瓦兰吉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诺曼人和罗斯人也参加皇帝卫队。军队的指挥系统在7世纪以后发生变化，军区的最高首脑“将军”控制地方军政权力，相对独立地行使职权，多为皇帝信任的军事将领。但是，由于皇宫警备队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警备队长地位迅速上升，警备队具有军官团的性质，特别是在大规模对外战争和远征行动中，高级指挥官经常从警备队中产生，皇帝任命警备队中的亲信担任总指挥。
为了有效地防止地方军事贵族的发展和地方势力坐大，拜占廷皇帝不断分划军区，同时，也将警备队的单位缩小，过去统一的皇帝卫队至9世纪即变为六个分队，皇帝瓦西里二世则通过广泛封授高级军阶的方法培植中下层军事骨干，并将以前过分集中的军权分散到几个将领身上，便于控制。中央和地方、军事和行政之间的矛盾反映着拜占廷帝国统治阶层存在着深刻的机构性矛盾，也反映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冲突。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为有效应付外敌入侵的危机而采取的下放权力措施，虽然一度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地方的应变能力，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集权，从中央向地方分权致使地方军事势力兴起。而皇帝为强化中央集权采取的分解地方权力的措施必然降低军队的作战能力，同时使行政官僚集团在反对军事集团的斗争中逐渐占上风。这一点在拜占廷帝国晚期表现得特别突出。
11世纪以后，拜占廷军队因军区制瓦解而实力急剧下降，瓦西里二世以后除个别皇帝外，几乎全是文官皇帝，他们以化解军区和遣散部队的方式遏制军事贵族势力的发展，以招募雇佣军队取代本国士兵，一些皇帝通过赏赐大量财物收买行政贵族，同时削减军队经费，以限制军队势力发展，一些皇帝则扩大地方行政首脑的权力，以减少来自军队的政治危险，这些短视政策从根本上瓦解了拜占廷帝国武装力量。军事贵族因实际利益受到损害挺而走险，军事叛乱更加频繁，进而加速了拜占廷帝国军政管理体制瓦解的恶性循环。拜占廷帝国晚期历史上出现的诸如依沙克一世和罗曼努斯四世这样的具有军事天赋的皇帝也未能扭转其武装力量衰败的趋势。
12世纪以后，拜占廷军队进一步解体，本国士兵人数越来越少，军事单位越划越小，军队将领的地位越来越低，最高级别的军阶相当于过去的师长。雇佣兵成为拜占廷帝国御敌作战的主力，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和曼努埃尔一世采取的加强本国军队建设的措施只取得暂时的效果，他们极力恢复的军区制和努力保持的农兵兵役地产也未能持久，而雇佣兵的不稳定性和易于哗变都加剧了外敌入侵的危机。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证明拜占廷武装力量瓦解的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拜占廷军事历史已经不是本国军队的历史，而是雇佣兵的历史。瓦兰吉亚人、加泰罗尼亚人、突厥人、罗斯人、诺曼人，特别是土耳其人雇佣兵充斥拜占廷帝国。每当战事爆发，无论内战还是外战，拜占廷皇帝和贵族都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雇佣兵，在保卫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战斗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能够指挥的所谓精锐军队也是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为雇佣外国军队而提供的巨额财政负担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加剧了拜占廷社会的贫困化。作为地区小国，拜占廷国家失去了昔日雄风，只能在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直到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