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他用以论证人的道德伦理的出发点和最高原则。他说：在世界之中，“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1]笔者认为今天正确理解和分析康德“善良意志”的深刻内涵，并与我们社会德行的现状结合起来，是哲学理论工作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从“良心油条”谈起

不久前，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争先报道一家小店炸“良心油条”的事迹，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思考。

河北省保定市80后大学毕业生刘洪安自主创业，于2012年春节前后开设一个炸油条早点摊。他了解到复炸油对人身体有害，便决定炸“良心油条”：炸油条时，每天坚持用新油，不用复炸油。为了让顾客监督与放心，还在店门口挂出“安全用油，杜绝复炸”的标语，并提出验证方法，提供“验证勺”，谁有疑问，可随时验证。同时他对添加剂、面粉、油等的质量都严格把关。虽然他炸的油条，成本比别人高，价格比人家贵一些，但生意却比别人好。每天一大早来他小店买油条的人排成长队，近郊的人也赶来买他的油条，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引起各种媒体大量报道与宣传。刘洪安的事迹在网上迅速传播，网友对他大加赞赏，昵称其为“良心油条哥”。

小小的油条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它充分说明广大群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在今天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谈虎色变的情况下，“良心油条”的出现真可谓是食品商业上的一大亮点，不仅触动人们关于食品安全的神经，而且给公众带来久违的安全感，这就是为什么他炸的油条比别人贵，而生意却比别人红火的原因所在。正如他说的：“只要大家吃得放心，不在乎价格贵这一点点。”他还认为：“不能昧着良心图眼前小利，利益要从长远地看。”

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良心油条”的出现，在当前食品安全荆棘丛生的环境下，给广大民众吹来一股不寻常的清新空气。因此在“良心油条”的事迹推动下，一些地方以“良心”为品牌，打造“良心一条街”：在这条街买东西，你可以放心，不售假货，货真价实。还有些药品也冠上“良心”两个字，称某某良心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良心油条”的事迹，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应如何从哲学理论上去看待“良心油条”问题？如何才能使“良心油条”成为公众自觉行为？如何把“良心油条”的善行变成社会普遍道德律？由此我想起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关于“善良意志”的理论。

二、“善良意志”是以善良自身为目的意志，它出于责任和对道德律的尊重

在康德看来，善良意志是人类德行的最高准则和最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善良意志？康德认为，规律有两种：自然规律和道德规律。“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称为物理学，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称为伦理学。前者是自然学说，后者是道德学说。”[2]道德形而上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出并确立道德的最高原则。从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意义上说，自由不受外在东西所决定，而是自己决定自己。以自由规律为宗旨的伦理价值与意义，就是善良意志，因为所谓善良意志就是自由意志、自律意志，以善良自身为目的意志。“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仅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3]就是说，人的一种行为是否善良，全在于意志本身是否善良，或者说其动机是否善良。善良意志自身，“它自为地就无比高贵”。如果由于生不逢时，或者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这样的意志完全丧失了实现其意图的能力，虽然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但仍一无所得，所剩下的只是善良意志，“它仍然如一颗宝石一样，自身就发射着耀目的光芒，自身之内就具有价值”。[4]有些行为虽然是善良意志所需要的，但如果不以善良意志为前提，就不具有内在的、无条件的价值。诸如苦乐适度、不骄不躁、深思熟虑等，虽然为古人无保留地称颂，但远不能被说成是无条件的善，因为如果不以善良意志本身为出发点，这些行为就可能成为最大的恶。

康德认为：要理解“善良意志”概念，还必须同“责任”（pflicht）概念联系起来考察，因为“这一概念就是善良意志概念的体现”。[5]责任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对人来说，责任具有必要性，也可称之为强制性、约束性。“道德的强制性（Notigung），是约束性（Verbindlichkeit），出于约束性的行为客观必然性，称为责任。”[6]所以在伦理学上的责任与义务两者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一个人必须去做的事情。“道德的必然性都是强迫，即责任，而任何建立于其上的行动都必须被表现为义务。”[7]责任、义务来自意志自律，而这种自律是建立在形式条件之下，所以它成为道德实践的准则。同时康德又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把人的行为出于责任同合乎责任严格区别开来。一个人的行为虽然合乎责任，但不一定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8]例如，一个商人不向无经验的买主索取过多的价钱，即“童叟无欺”，商人这样做的确符合责任与诚实的原则；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对他有利，而不是出于责任，所以这个商人的行为不具有道德价值。又如，一个人要保存自己的生命，是由于对自己生命的珍爱和对死的恐惧，而不是出于对生命的责任，因而他的行为也没有道德价值。相反，倘若身处逆境遭此不幸的人，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生命抗争，而不失去信心或屈服，他不是由于对生命的珍惜或对死的恐惧，而是出于对生命的责任，因而他的行为与准则具有道德价值和内容。再如，尽自己之所能对别人做好事，是每个人的责任，但如果出自一种同情心，尽管他的行为合乎责任，无论多么值得称赞，也不具有真正道德价值。一个人只有不受任何同情心的影响，而完全出于责任，他的仁慈的行为才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综上所述，“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规定的准则。从而，它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实现，而依赖于行为所遵循的意愿原则，与任何欲望对象无关”。[9]

康德谈及责任、义务的道德原则和幸福原则的关系时指出：纯粹实践理性并不要求人们应当放弃幸福的权利，对这样的权利置之度外，而只谈责任、义务。从某种观点来看，照顾自己的幸福甚至也可以说是责任、义务，因为幸福（例如健康）包含着实现自己责任与义务的手段。同时幸福的缺乏包含着践踏责任和义务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促进自己幸福，“永远也不可能是义务，更不可能是一切义务的原则”。[10]因为幸福的原则是以质料经验条件为依据，永远不能充当普遍必然性规则；而责任、义务的道德原则是以先天形式条件为根据，它具有普遍必然性。可见幸福原则与道德准则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康德进一步指出：责任、义务在实践上的强制，即对道德法则的服从，与这种强制结合着而服从法则的意识，就是对道德法则的尊重。“责任就是由于尊重（Achteung）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11]责任与义务概念在客观上要求行动和法则相符合一致，在主观上要求行动的准则对法则的尊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康德这里说的对道德法则的“尊重”（Achtung，又译为“敬重”），首先是对人自己建立的道德法则，即对道德自律的尊重。一个人出于责任，按责任的准则行动，也就是尊重道德律的行动。所以“敬重在任何时候都只是针对人的，而绝不是针对事物的”。[12]事物在我心中唤起爱、恐惧或惊异，例如大海、一座大山、一头猛兽等，但这一切都不是尊重。可见这里说的尊重只施于人，不施于物。其次从上面的理由又可以推论出对道德律的尊重是指人的道德情感。康德指出：人的一切爱好和感性冲动都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归结起来，无非是自私之心。这种自私心要么是“自爱”，要么是“自负”；前者称为自矜，后者称为自大。实践理性并不完全否认自爱，但要限制在与道德法则相一致的条件之下，因此称为有理性的自爱。而道德律则是要完全消除自大，亦即使之谦虚。从实践理性的主体来看，谦虚的情感，同时又是对道德律的尊重情感，可称为“道德情感”，这是人绝对服从道德律的情感。但必须指出，这种尊重的情感不是来自感性，必须摆脱一切感性的作用，它仅仅是由理性引起的，是一种特别情感，“即它显得仅仅服从于理性的、也就是实践的纯粹理性的命令”。[13]

康德把人的行为出于责任和对道德律的尊重两者结合起来，说明道德律的普遍必然性，不是可做可不做，而必须这样做。我们知道，规律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的客观性，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必须按规律行为，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规律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普遍性，只有普遍规律才能充当意志的原则，“使意志绝对地、没有限制地称之为善”。[14]因此善良意志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如果我们用逻辑命题表达出来，那么它的道德命令称为“绝对命令”，表示绝对的无条件“应当”（Sollen）如此，是主体一定要做的，此外没有任何别的理由，这是善良意志的主观原则；同时又是善良意志的客观原则，绝对命令“把行为本身看作是自在地客观必然的，和另外目的无关”。[15]

康德从善良意志出发，把人行为的道德价值同责任、规律联系起来，很有启发作用。今天我们社会中，由于受到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影响，在“拜金主义”支配下，有人为了钱不择手段，以假当真，以次充好；更有甚者售假酒假药，置人民的健康与生命于不顾。所以在当下道德缺失的情况下，有人还能从“良心”出发，行炸“良心油条”、售“良心药”等善事，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因而受到公众的赞扬并广为传颂。但是我们又认为不能就事论事，以此而止步。我们应该把以“良心”行为提到出于责任和对道德律的尊重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使这种善行得以持久和具有普遍意义，否则只是由于一时“良心”发现，或者为了达到目前某种利益，那么这种“良心”善行，就可能一阵风过去，“销声匿迹”了。我们必须认识到，以“良心”行善事，不是一时冲动，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也不是由于一时某种形势所驱动，而是我们“应当”这样做，必须这样做，这完全出于责任与诚实的要求，是对道德规律的尊重。“现在可以看得出，出于责任而诚实和出于对有利后果的考虑完全是两回事情。在前一情况下，行为的概念自身中已经含有我所要的规律，在后一情况下，我还要另外去寻找有什么伴随而来的效果。所以，如果偏离了责任原则，就完全肯定的是恶。”[16]我们还应该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能够按照道德最高准则，能够出于责任和对道德律的尊重，整个社会就能按照正确的轨道前进。一个国家民族所以兴旺发达，从道德角度来说，人人必须出于责任而诚实，每个人行为必须尊重道德准则。古人已经清楚地看到这点，古人云：“诚乃圣人之根本，天地之道也。”这就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是否出于责任和诚实，不是个人好恶，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天地之道”，即天地运行的客观规律。我们必须按道德律行事，“应当”这样，否则天地难容。

三、“善良意志”以自律和人是目的为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

康德从理性的视角，进一步论证善良意志与人自觉的道德行为问题。他指出：道德规律虽然是普遍必然的，但人与自然物不同，自然物的运动是直接为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人是有意识有理性的动物，道德规律不能直接决定人的行为，而是通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意识、观念来规定人的行为。“在自然界中每一物件都是按照规律起作用。唯独有理性的东西有能力按照对规律的观念，也就是按照原则而行动，或者说，具有意志。既然使规律见之于行动必然需要理性，所以意志也就是实践理性。如果理性完全无遗地规定了意志，那么，有理性东西那些被认作是客观必然的行为，同时也就是主观必然的。”[17]这里康德深刻地阐明了意志、规律和理性三者的关系。所谓意志，就是按照对规律的观念、意识或表象来行动的能力，唯有理性的东西才具有这种能力，也可以说意志是表达行动的理性。把规律付之于行动，从规律引出行动，全靠理性的力量，这证明了意志不过是实践理性。“只有为有理性的东西所独具的，对规律的表象自身才能构成，我们称之为道德的，超乎其他善的善。”[18]

从善良意志出发，必然推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首先，善良意志是一种道德绝对命令，即无条件命令。一个人行为之所以是善良，仅仅是因为出于善良意志自身，不是由于其他任何原因，不以其他任何目的或事物为条件。其次，善良意志是一种道德自律。作为理性的人，是自由的自律这种神圣的道德律的主体，正是为了自由之故，每个意志、每个人都被限制在自律相一致的条件之下，这样一来，有理性存在者永远只是以自身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它成为道德律的客观原则，以及道德实践法则的根据。“这种原则的根据就是：有理性的本性（die Vernunftige natur）作为自在目的而实存着。”由此得出，“实践命令：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19]康德举例说：打算自杀的人，如果是为了逃避一时的困境，毁灭自己，他就是把自己人身当作一种工具；如果把人当作目的本身而存在，他就无权毁灭自己。一个对他人推卸责任或不兑现自己诺言的人，他就是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工具，而不是把别人当作目的本身。

人作为实践理性的存在者，不仅把目的当作主观目的，而且当作客观目的，即每一个有理性的人的普遍法则，所以“人是目的”成为道德行为与道德价值的最高准则。“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须服从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20]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由普遍规律约束起来有理性东西的体系——“目的王国”。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是“目的王国”的成员，同时又是“目的王国”的立法者。正因为如此，有理性的人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与至高无上的尊严，它超越一切价值之上，没有任何一种等价物所能代替。

康德从理论理性系统地论证了人的主体性，提出客观自然界围绕主体而旋转的“哥白尼式革命”。他又从实践理性详细阐释了人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观，进而揭示道德行为的最高价值与准则的“善良意志”。所谓“善良意志”，简言之，就是以人自身为目的意志，以人自身为目的的普遍道德准则。人作为实践理性的主体，既是道德律令的立法者，又是道德律令的执行者。康德这种道德观，同以感觉欲望为出发点的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的道德观、以利益为核心的边沁主义的道德观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康德以善良意志本身为目的的道德观，正如大家所指出的有唯动机论之片面的缺陷，但更应该看到其主旨是为了说明我们应以人的自身原因，而不要从外因来考察和审视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与准则，并以绝对命令和道德自律作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原则，同时论证了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以及人的无比尊严。我们认为康德这种考察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与准则的视角与方法，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讲道德行为与道德责任，应该把以“良心”做人做事，自觉地提到理性高度来认识。我们对人的道德行为，不能只停留在出于“好心”、“慈悲”、“怜悯”等人性上。我们应该认识到，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他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建立在道德自律基础之上的，“而道德律是永远不离开理性，而是与之最密切地结合着的”。[21]“所以道德律仅仅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自由的自律，而这种自律本身是一切准则的形式条件，只有在这条件之下一切准则才能与最高的实践法则相一致。”[22]我们从理性的人建立道德自律出发，把我们以“良心”做人做事的道德行为，看成有理性的人“应当”去做的事情，这样“良心”道德行为就找到了理论根据。使大家从理论高度认识到，这种行为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必须“应当”做；这不是少数人的善举，更不是人们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理性的人必须遵循的客观的普遍的道德法则。由此随着广大群众认识的提高，善行善事的道德规范会深入人心，整个社会道德状况会得到有效改观。

我们认为，康德的伦理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他从“善良意志”出发，最后落实到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的见解上，这是康德阐释人的道德行为的理论精华所在。自从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社会要得以正常运转与发展，最基本的靠两种东西——法律与道德。前者是强制性的，后者是靠自觉的，两者缺一不可。不论何种社会制度，都是如此。尽管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其具体的道德规范有所不同，甚至差异很大，但作为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与维护基本道德规范，则是一致的。康德生活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哲学家一样，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权成为其注意的中心问题，并为他从多种理论角度加以论证。在这种背景下，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着重论证与解决的是人的自由问题。与其他思想家、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从道德形而上学的视角，提出与阐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作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重要理论创新，同时也是康德伦理思想的精髓与现实意义所在。

当下我们社会颂扬与提倡以“良心”做人做事，不要只看到社会上的一般的善行善事，而应该从“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来审视，这也就是“以人为本”来看待问题。我们一切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这种意识：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维护人的健康、维护人的生命、维护人的权利与尊严，永远是我们社会道德行为的最高法则。我们有了这种认识，才能把今天社会出现的以“良心”做人做事的行为，渗透到广大公众的灵魂与精神境界中去，真正变成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绝对命令与自律的道德规范，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发表在《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1]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42页。

[2]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35页。

[3]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43页。

[4]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43页。

[5]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46页。

[6]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93页。

[7]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112页。

[8]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49页。

[9]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49页。

[10]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127页。

[11]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50页。

[12]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104页。

[13]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104页。

[14]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51页。

[15]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65页。

[16]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52页。

[17]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63页。

[18]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51页。

[19]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81页。

[20]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86页。

[21]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127页。

[22]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