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年）是美国后现代哲学家。他在《哲学和自然之镜》、《后哲学文化》等著作中提出“后哲学文化”的理论，揭示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合流与融合的趋势。

罗蒂宣告始于柏拉图，由近代笛卡尔开创的，经过洛克、康德到罗素、胡塞尔，以认识论为主导、以奠基知识为基础的哲学终结，提出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后哲学文化”，大力倡导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融合，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融合。这在美国哲学界乃至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贺麟先生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译本“序”中指出的：“罗蒂思想今日不仅成为美国哲学界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而且已扩大成为文化界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了。”

罗蒂认为：传统哲学是“自然之镜的哲学”。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包含着这样一个隐喻：心灵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可以准确地反映外面的实在；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表象，其中有些是准确的，有些是不准确的。如果没有这面镜子，作为准确地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哲学家的工作就是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哲学认识论就是：“准确地再现心以外的事物；因而去理解知识的可能性和性质，就是去理解心灵在其中得以构成这些再现表象的方式。哲学的主要关切对象是一门有关再现表象的一般理论，这门理论将把文化划分为较好地再现现实的诸领域，较差地再现现实的诸领域，以及根本不再现现实的诸领域。”[1]知识是人所拥有的正确表象，因而把人心视为“自然之镜”。古代，我们以柏拉图的视觉隐喻的知识论为蓝本，他认为通过“看”、“型”（Idea）再现实在的表象。到了近代，笛卡尔“镜式”的认识论转向以内心为基础，表象存在于“心”中；心（心灵）是一面映照外在世界的“内在的镜子”，认识是通过心灵获得表象，可以说笛卡尔“镜式”的认识论使柏拉图“型”的理论“心理化”（Mentality）。

从康德开始，哲学的核心是知识论，直至近代哲学专门化，把哲学夸大成各门科学的基础。这种看法可追溯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但直到康德才达到自觉的程度，他把哲学形而上学看成是科学的“皇后”；同时他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使“人的科学”从经验的水平上升为先验水平。康德通过以认识论的中心问题确认在两类不同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形式”与“质料”的关系），通过认识论与“限制知识给信仰留地盘”的道德联系起来，迈进道德形而上学领域。所以传统知识论的哲学，到了康德成就了其完整的形式。可以说，康德哲学是“自然之镜”哲学的典型形式。

康德以后，哲学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以罗素为代表的英美的分析哲学。罗蒂认为，分析哲学“是另一种康德哲学”，这种哲学的主要标志是把再现关系看成是语言的而非心理的，它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达到更加精确的表象。另一个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欧陆现象学，他通过本质直观和先验还原的方法，获得“纯粹意识”，即最精确的表象。

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的“导论”中写道：“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观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2]

“自然之镜”哲学的终结，代之以“教化哲学”。罗蒂指出：“教化”（Edification）一词“代表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富成效的说话方式的这种构想”。[3]教化哲学的企图，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异国的文化之间，或在科学之间进行联系的解释学活动。教化性的话语不是建设性的，而应当是反常的、破坏性的；它借助异常力量使我们脱离旧我，帮助我们成为新人。

罗蒂指出，人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后哲学文化，没有大写的哲学以后的文化，是否还能有进展？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作为学术门类的哲学没有任何准科学的事情可做，没有恰当的专业把哲学教授与历史学、文学教授区别开来，这样也就失去了哲学的理性这样核心的东西。罗蒂对此做了回答：人们产生这种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不必要的。因为从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来看，启蒙时代产生的实证的科学文化代替了宗教文化，到了当今时代，后哲学代替实证主义文化，这是一个进步。“正如当宗教直觉不再成为理智上值得尊重的（大写的）哲学思考的候选者时，就失去了某种核心的东西一样。但是启蒙运动正确地认为，接替宗教的东西将好些。实用主义者则断言，接替启蒙运动产生的‘科学的’实证主义文化的东西将好些。”[4]

在传统文化中，年轻人博览群书，狂热地声称他们已经发现了可以证明一切的奥秘；科学家和学者则在奄奄一息时希望他们的著作具有“哲学意义”和“普遍的人类意义”。实证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希望有一种在今后可以保留所谓“真实命题”，“即曾经一劳永逸地被表明是真的命题，它是人类代代相传的遗产”。[5]与此不同，在后哲学文化中，虽然也要我们博览群书，并著书立说，但其目的不是什么要获得一种人类永恒的“普遍意义”的东西，而是“为我们的后代提供一种描述我们遇到的各种描述方法的方法，即一种对人类迄今为止已有的各种描述的描述。”[6]后哲学文化同意黑格尔这样一个观点：哲学是对它自己时代的把握，任何标准都是暂时的，是为了某种特定的功用目的而构造的暂时支点。正是由于任何一个从事文学、历史、科学哲学的人，没有那种超越历史的阿基米德点，他不可能告诉人们事物相关联的所有可能的方式本身如何关联，所以他注定是暂时的，注定会变得过时。

后哲学文化与实证主义文化的分歧，还表现在如何看待科学，以及科学方法的作用和意义的问题上。在实证主义那里，科学和科学方法可以解决政治、道德、文化、艺术等一切问题。罗蒂指出，这种观点是夸大科学及其方法的作用，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像”。其实，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与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例如，物理学是研究宇宙某一部分的一种方法，伦理学则研究人类行为准则的问题，各有各的用处。因此“它并不认为伦理学比科学理论更为相对，更为主观，也并不需要变得‘科学’”。[7]罗蒂具体分析了从哲学内部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一个学说——科学哲学。在这种学说看来，科学有一种特殊方法，或有一种与实在的特殊关系。例如卡尔纳普、蒯因认为，既然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科学是合理性的顶点，科学是模范的人类活动，因此，科学哲学才称得上真正的哲学。蒯因虽然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进行批判，提出科学的整体论，但是后来一些科学哲学家又重新陷入“教条的形而上学”，宣称物理学是描述“实在的真实的终极结构”。而且人们也可根据蒯因的整体论得出结论说：经验科学的研究是“整个文化”、“整个科学”。

罗蒂指出，自蒯因以来，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的特殊地位的论断，之所以遭到人们的指责，首先是集中在科学方法的问题上。科学主义者采取一种强烈的、标准的理性观，抽象地从语言逻辑方面来分析科学知识体系，完全排斥在我们理解科学时必遭到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批评。库恩明确指出，科学理论的发展不能离开历史与社会，因而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被称为“社会历史学派”。而且库恩的后继者特别地要在社会意义上，而不是方法意义上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做出划分。其次集中在科学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科学才是来自对事实的观察，而非科学，诸如伦理学、文学等只与人的感情趣味有关。对此罗蒂做了驳斥：科学家和道德学家都同样可以根据他们各自“心理和感受性”来说明自己的观察，即无须推论而获得的信念，都同样可以根据其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因素以特定句子对特定刺激做出反应。所以，“我们会很自然地假定，对一个给定人类有机体如何被程序化、以致用给定的词汇做出非推论报告的说明，将包含大概九分的思想史和一分的心理——生理学。这对科学家和道德学家是同样适用的”。[8]

[1] [美]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 [美]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4页。

[3] [美]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315页。

[4] [美]罗蒂：《后哲学文化》，1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5] [美]罗蒂：《后哲学文化》，18页。

[6] [美]罗蒂：《后哲学文化》，17页。

[7] R.Rorty：The Consequence of Pragmanism.University of Minneta Press，1982.p.vi.

[8] [美]罗蒂：《后哲学文化》，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