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年）是德国哲学家，在他的名著《人论》（An Essay on Man）（1944年）中独树一帜地把人定义为“人是符号的动物”。这是西方人学理论的一次创新。

卡西尔在回顾人学理论的历史时指出：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使哲学研究的主题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前景。“在苏格拉底那里，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一个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没有像后来的伦理学体系那样的前后一贯和系统的伦理学说。唯一的问题是：人是什么？……他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他的哲学（如果他具有一个哲学的话）是严格的人类哲学。”[1]此后两千多年中，哲学家、神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从各自观点出发提出了有关人学的各种理论，但并没有使人的定义得到正确回答，反而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在卡西尔看来，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他们大都只满足于用经验的方式去把握人类本性，这种做法无异于一位著名史学家像研究“一只昆虫的变化”那样去研究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的变化。同时，他们对经验证据的解释又往往包含着武断的假定，这样一来，“经验事实被削足适履地塞进某一事先想好了的模式之中”。[2]尽管现代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事实与材料，观察与实验技术得到极大的改善，使我们的分析更加深刻，但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就是思想的财富，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盏指路明灯，引导我们走出迷宫，这盏“指路明灯”就是他自己创立的“符号论”。“符号：人的本性之提示。”[3]

卡西尔认为：区别“物理世界”与“人的世界”，是苏格拉底研究人的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我们绝不可用探测物理世界的方法来发现人的本性，物理世界是根据客观事实（“客观属性”）来描述的，但人的世界却是根据“意义”（“意象”）来描述的。前者使用的方法是经验观察和逻辑分析，后者则是通过人与人直接交往来洞察的；前者是理智的“独白”，后者则是“对话”，即辩证的思想活动（如问答法、讥讽法）；前者认为真理是某种现成的东西，靠思考者独自去把握和传递给别人，后者则认为真理只能是在人们相互交往和辩论中出现的，是辩论思想的产物。总之，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主客分立的基础上的，主要是靠逻辑分析获得真理；对主体人的世界的认识，则是建立在本源“统一”的基础之上，靠人自身理解和解释其“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人生活在文化世界之中，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人的特点就在于能以符号形式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4]

“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5]我们不能否认一些动物中有相当复杂的信号和信号系统，特别是驯化动物对于信号是极其敏感的。例如狗对主人行为的轻微变化都能做出反应，甚至能够区别人的面部表情或人的声音的抑扬顿挫，但这些都不过是对一种信号的条件反射，巴甫洛夫关于动物的第二信号系统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人与动物不同，人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为有意义的符号，并以符号来“解释”世界的意义。信号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符号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人类一旦掌握了这把钥匙，就能打开人类社会的奥秘。反之，“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比喻中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6]人类通过符号活动、符号功能，创造了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不同形式的文化，从而组成“人的世界”。

人与动物都同样生活在一定空间与时间限度内的物理世界之中，但是动物只能生活在“当下”给予的既定的物质世界范围之内，因此只能被动地接受“当下”直接给予的事实，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而人类由于有了抽象的时空观念，并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所以人能超越“当下”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超越有限的存在，超出“现实性”向着“可能性”行进，生活在更广阔和未来的人类理想世界之中。

从古代哲人苏格拉底给名言“认识你自己”赋予哲学意义以来，认识人自身，探索斯芬克斯之谜，就成了两千多年来哲学家、思想家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难度。就以人的定义来说，从“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也是对人本质的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解。这个定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从人的“社会性”来考察人的本质属性。在他看来，社会性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又是人能超越动物之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他又说人是天生的“社会的生物”。现在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怎样理解人的社会性？他认为人类最初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生活需要的满足，建立了家庭，后来由若干家庭组成村坊。为了适应人们需要扩大的要求，最后由村坊发展为城邦。城邦是人类理想的国家，是人类社会进到高级与完善的境界，在城邦内人类生活达到真正的美满与幸福。人按其自然本性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离开了城邦这个整体，人就不成其为人，不是野兽，就是神明。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把古代城邦视为人类最完善的和最高的社会团体，加以理想化。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社会，就是指城邦社会。卡西尔指出，“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社会动物’是不够全面的。它给我们的是一个类概念而不是种差。社会性本身并不是人的唯一特性，它也不是人独有的特权”。[7]

“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近代西方哲学中广为流行的关于人的定义。当然，从这个定义的思想渊源来说，早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就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是由理性、意志和情欲三个部分组成的，其中理性是最重要的，居于首位。亚里士多德指出，有理性、会说话是人固有的性质。但是只有到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哲学才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定义表达出来。近代哲学家、思想家几乎都是把理性看作是人最本质的东西，他们的著作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原因何在？这除了理性思维是人与动物显著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之外，恐怕还应该从时代的原因中去寻求解释。

从弗朗西斯·培根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进入了理性主义时代，理性具有最高的绝对权威，一切都要经过“理性法庭”决定其存在与否，决定其真伪、取舍。以人的理性权威，反对基督教神学，以理性主义反对蒙昧主义，以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其实，所谓理性决定一切，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意志决定一切，所谓理性主宰人类历史，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意志决定人类的命运。可见，“人是理性的动物”，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强调理性、科学、知识的力量，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雄心壮志和革命进取精神。但是这个定义以理性作为人的本质，是不科学的和片面的。卡西尔就已经指出：这个定义不能充分反映人的特性，人类文化生活形式是多种多样和丰富多彩的，如果只用“理性”来界定人，乃是“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替全体。

从词义上来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与“人是理性的动物”都源于希腊文中的“逻各斯”。因为希腊文中“逻各斯”一词兼有“理性”和“语言”等多种含义。卡西尔指出，在人类世界中语言占据着重要地位，要理解宇宙的意义，就必须理解语言的意义；但语言不过是人类最基本的符号形式之一，因此他并不只限于语言来界定人，而是由“语言”扩大为“符号”，进而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个定义。但卡西尔并没有就此停步，他进一步把符号与文化联系起来。人以符号为媒介，创造出各种形式的文化；有了文化，人赖以生存的环境成为人的环境，人赖以存在的社会成为人的社会；有了文化，人成其为人，人的世界与动物世界成为完全不同的世界。“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8]

[1] [德]卡西尔：《人论》，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 [德]卡西尔：《人论》，28页。

[3] [德]卡西尔：《人论》，31页。

[4] [德]卡西尔：《人论》，34页。

[5] [德]卡西尔：《人论》，35页。

[6] [德]卡西尔：《人论》，52～53页。

[7] [德]卡西尔：《人论》，282页。

[8] [德]卡西尔：《人论》，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