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后期的代表作《哲学研究》（1945年）提出了新的语言观——“语言游戏”说。这实际上是对他前期《逻辑哲学论》关于理想的语言观——逻辑原子主义和图式说的否定。正如有的学者说的：如果《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被打扮作理想天堂中的仙女，那么，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把语言看作不过是世俗的凡夫，或者说，他把语言领回了“老家”。[1]

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也将把由语言和动作交织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2]他又说：“这里，‘语言游戏’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3]这两段话，对“语言游戏”的特点做了概括的表述与说明。

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与游戏结合在一起，表现了他新的语言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用游戏与语言类比？这里可能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眼里，什么是游戏？或者说游戏是什么意思？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是无法表达定形的定义的，而且也是他所反对的。但是游戏的概念已经完全“在我描述各种游戏的事例中”。[4]

第一，游戏的趣味性和快乐性。我们知道，游戏之所以叫作游戏，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趣味性。当然由于人们爱好不同参加游戏各不相同，但只要是游戏，都会给参加者带来快乐的享受，这恐怕是游戏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所在。把语言与游戏作类比，说明我们学习语言、使用语言是一种饶有兴味与快乐的事情。这清楚地表明后期维特根斯坦反形而上学抽象、理想的语言观。据说维特根斯坦有一次经过球场时，有一场足球比赛正在进行，他观看了这场比赛，从而产生了“语言游戏”的观念。我们看到儿童总是喜欢在游戏中学习和使用语言，如：“小皮球、香蕉梨、马兰花开二十一。”

第二，游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游戏”概念与“数”概念不同。数的概念可以解释为个别相关联概念的总和，诸如有自然数、有理数、实数等；但游戏概念不能解释为一组准确概念的逻辑总和。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给“数”概念加以严格的限定，但我们使用“游戏”一词则不同，它的疆界不是封闭的，不会被限制，什么东西算作游戏，什么东西不算作游戏，我们无法划出界限来。正因为游戏是没有界限的，所以我们无法向别人解释“游戏”到底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游戏，我们是不能给它下一个固定的定义的。所以语言作为游戏，说明语言的多义性与不确定性，语言中的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取决于说话的场合，词、字的语境。当事人的手势、表情、上下文关系等，这些都会影响语言的意义。“语言游戏多样性。”“将语言中工具的多样性、用法的多样性，以及字词和句子种类的多样性同逻辑学家们所说的语言结构相比较很有意思。”[5]我们用一个句子，可以表达多样的事情，这只要想一想感叹句和感叹句的各种不同作用就足以说明了：水！走开！啊唷！救命！好吧！不行！……

我们说“游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并不是说游戏不需要规则、规矩。事实上不管哪一种游戏，无论球类游戏、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等，都要有一定规则、规范，大家必须遵守，否则游戏就无法进行；但是在这种基本规则的前提下，每一种游戏在实际活动中又是千变万化的，不可能有一个固定模式或规定。例如足球游戏（比赛），如何布阵，场上每个队员如何站位，在这个位置上如何发挥自己作用等，是无法用一种固定方式方法进行的。再如下象棋游戏，如何走每个棋子，哪一步先走，哪一个后走，这一步如何走，下一步如何走等，无法事先有一个固定模式，这是很复杂的事情，只能根据当时棋盘上的情况而定。同时还应该看到游戏的规则只有相对稳定性，随着游戏实践过程，它的规则也会发生变化。

语言与游戏一样，语言中的词、字总是有一种基本意义，语言总是有一定语法规则，大家必须了解与遵守，否则我们就无法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与传授。但是语言在实际应用中其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无穷的。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以同样的词、字，在不同的人笔下写出的文章是不同的，有人写的只是干巴巴的无人问津的“八股文”，而有人却能够写成生动活泼、有血有肉、人人爱看的精彩文章。更不用说“诗词歌赋”了，它里面包含的意境与想象力更是丰富多彩，令人回味无穷。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强调语言是一种活动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语言与人日常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语言并非神秘的东西，不是脱离人现实活动的空中楼阁。游戏就是一种活动，离开人的活动也就没有游戏。例如，在球场上足球比赛活动称球类游戏，两个人下象棋对弈活动是棋类游戏，等等。语言游戏也是一种活动，离开了活动也就没有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举例说：一位工匠与徒弟一起工作，用的原料是石块，使用的语言中有“大块”、“柱子”、“厚平板”等这些词，当师傅喊出要“大块”，徒弟就重复“大块”并拿给他。教师教儿童学习母语，手里拿着图表然后让孩子念出图表的词、字。这就是一种语言游戏活动。所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就是把语言与人的活动联系起来，把语言带回“老家”，带回到日常用法中去。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强调语言是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语言是与生活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语言是建立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的，语言不能离开生活形式，而且随着生活形式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语言的词、字的基本意义都来自生活。这里我们看一看我国象形文字就更是一目了然了。其次生活形式离不开语言。无论是哪一种生活形式都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人是会说话的动物，离开语言，人不能称其为人。人以语言为工具，通过语言的交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关系，所以语言是人生活动形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像衣食住行是人的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样。

这里还需具体讲一讲“生活形式”一词的理解问题。我们认为“生活形式”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来说是指每个人的生活状况，是从事学习还是从事工作或休息。从个人的心理状况来说包括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无论属于个人的生活状况还是心理状态都在语言中显现出来。从广义来说，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社会的人们所从事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形成的生活方式。由于生活方式有共性，形成了共同语言，从而使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交往成为可能。但又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生活方式的不同，形成语言的差异，因此我们想要融入世界大家庭中去就必须学习别的国家、民族的语言，使交流成为可能。所以，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看成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是很深刻的，它把语言从形而上学的神秘中解放出来，回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应该说这也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的一个重大贡献。

最后我们还要简述一下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反对本质主义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在研究语言问题时，总是有意无意中要找出语言的共同点，总是想找出语言本质、命题本质，但是语言本质不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而是隐藏在内部的东西，因此是只有深入其中才能找到，经过深入分析才能挖掘出来的东西。所以有人提出似乎语言形式有所谓最终分析，对每个词、字有一个完全解析的形式，认为这样做，把隐藏在语言之中的东西挖掘出来，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传统语言观企图解决所谓语言本质问题，对于“什么是语言”、“什么是命题”，企图给予一劳永逸、独立于任何未来经验的回答。而我们的方式与此不同，“本质隐藏不见了”，这就是我们对问题采取的形式。“当哲学家使用字词——‘知识’、‘存在’、‘客体’、‘我’、‘命题’、‘名称’——并且想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必须时时这样问自己：这些字词在一种语言中，在它们自己的老家中是否真的这样使用？——我们所做的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6]实际上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共同点，不过是表达它们可以用许多不同方式相互联系着，正因为有这些联系，我们才能把它们称为“语言”。例如我们所谓的“游戏”，指的是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奥林匹克游戏，等等。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可能有人会说：它们一定有某种共同点，否则它们不会都叫作“游戏”。其实只要你睁眼看看这些游戏，你不会看到所有游戏的共同点，你只会看到它们联系之后的相似之处。例如我们看一看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等，我们可以看见它们的相似点是怎样出现又怎样消失的。其结果是我们会看到相似点重叠交叉的复杂网络：有时是总体相似，有时是细节相似。所以我们以“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来表达多种游戏这些相似的特征。正如一个家庭成员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相似性：身材、相貌、眼睛、步态、禀性，等等，而且这些相似性可以重叠和交叉。维特根斯坦指出“家族相似性”说明“语言游戏”，是为了消除传统语言观把语言看作有固定的共同本质的观点，从而说明语言游戏的意义和使用不是固定永恒不变的，它是多样性和开放性的。

[1] 参见舒炜光：《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35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2]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3]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9页。

[4]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50页。

[5]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9～20页。

[6]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