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一个著名哲学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1]恩格斯指出：无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这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2]因为既然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那么就从哲学上为当时以威廉三世为国王的普鲁士政府的存在的合理性作论证，其存在是神圣的，任何人都不得加以反对或反抗，所以这个命题得到普鲁士政府的热烈欢迎与感激。与此相反，既然把普鲁士国认作现实的存在的东西是合乎理性的，即合理的，那么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反对普鲁士专制统治的主张，是违反理性的，即不合理的，这个命题理所当然地遭到资产阶级激进自由派的强烈指责与愤怒。

但是无论是普鲁士政府还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是“近视”者，都没有看到黑格尔这个著名命题中的辩证的革命性质。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东西绝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只有“同时是必然的东西”才是现实的，才是合理的。如果它失去必然性，那么它就失去其现实性，它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这样黑格尔这个命题在应用于普鲁士王国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普鲁士政府虽然是现存的东西，但是由于威廉三世是“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普鲁士王国成为腐朽的专制制度，它的存在已经失去必然性，因而也就失去其现实性。所以我们说黑格尔这个著名命题蕴含着革命内容。恩格斯指出：黑格尔这个命题的革命性，不论是政府还是自由派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3]海涅是19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和杰出诗人，他在1844年发表的《论述德国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有一天对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感到不高兴时，他怪笑了一笑，然后对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他连忙转过身来看看，马上也就放心了，因为只有亨利希·贝尔（贝尔是黑格尔的朋友——引者）听到了这句话。只是在稍后我才懂得这套话的意思。”[4]

黑格尔《小逻辑》再版时，在该书第6节中对这个命题做了进一步解释和发挥。他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尽管人们都将这些叫作现实，但这些都是一个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这个命题里讲的现实，不仅把现实的与偶然的加以区别，而且进而还对于“现实”与“实在”、“实存”的范畴加以准确区别。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不能把一切存在都看作是现实的东西，只有当其存在具有必然性时，才能配得上“现实”的美名。

我们知道，事物存在的必然性，是指事物存在的内在根据（实质）和外在条件；如果一事物失去了内在和外在的存在条件，其就要走向灭亡。所以任何事物的现实必然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会失去其现实必然性，走向其反面。这意味着事物的发展不断地由新代替旧的过程。这就是黑格尔这个命题的辩证法得出的结论。“在发展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失去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法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成为不合理的……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成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5]

由此我们认为：黑格尔这个命题中所包含的辩证法为我们正确观察与认识事物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整个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到高级、由新代替旧的发展过程，每个社会形态都有它存在的历史条件，有其必然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现尖锐矛盾，即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它就逐步地失去现实存在的必然性，为另一级社会形态所代替。例如奴隶社会必然为封建社会所代替，封建社会必然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这是社会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新代替旧的辩证的必然规律，是任何力量都是无法阻挡的。

但是黑格尔哲学中所蕴含的革命思想、闪烁着的革命火花，都隐藏在“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隐藏在“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限制在抽象思维活动的范围内。例如黑格尔这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从表面上看来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普鲁士祝福。那么为什么黑格尔哲学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这只能从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条件、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去寻找答案。我们知道德国资产阶级出现得太晚，比先进的英法国家要晚一二百年。在17世纪的英国，在18世纪的法国，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已形成，而在德国则只是从19世纪初才开始有所谓资产阶级。当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诞生于世的时候，它面临的敌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封建阶级和无产阶级。“现代德国是一个时代错误。”在英国和法国行将结束的事情，在德国才刚刚开始；在先进的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高于自己的阶级”——封建阶级，正在同“低于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做斗争；而在落后的德国，当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时，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因此德国资产阶级为了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一方面要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夺取政权；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又没有强大力量，并不敢联合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害怕他们发动起来，会调转枪口对准自己。这样就使德国资产阶级既想要革命，又害怕革命；既反对封建专制的统治，又把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企图通过妥协、改良的办法发展德国资本主义。黑格尔哲学的矛盾性正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两种性格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所以恩格斯说：“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们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庸人气味。”[6]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谈及18世纪法国哲学与19世纪德国哲学的区别时写道：“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道。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7]黑格尔在评论康德哲学时写道：“法国人具有现实感、实践的意志，把事情办成的决心，——在他们那里观念立刻就能转变成行动。因此人们都很实际地注重现实世界的事物。……在德国，同一个自由原则占据了意识的兴趣；但只是在理论方面得到了发挥。我们在头脑里面和头脑上面发生了各式各样的**；但是德国人的头脑，却仍然可以很安静地戴着睡帽，坐在那里，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8]实际上这也是对黑格尔自己哲学特点的一种生动写照。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德]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256～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