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我们必须限制知识，以便给信仰留出地盘。”（这里说的“限制”，德文是aufhenben，有人译为“否定”）[1]那么，我们应如何解读这句话？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阐述人的主体性问题时，全文贯穿着几种对立：第一表现为现象与本体的对立。他认为只有现象才是可能经验的对象，我们认识到的只是现象；本体是现象统一整体，是经验不到的，不是我们认识的对象。这里说的本体，也就是康德的“物自体”。第二表现为知性与理性的对立。他认为知性只能把握现象，而理性则要求把握整体，就是说知性认识的对象是有限范围内的东西，理性则要求认识无限整体。黑格尔说：“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与理性的区别的人。他明确指出：知性是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2]第三表现为必然与自由的对立。他认为我们认识到的都是现象界必然性的东西，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只能通过信仰来把握。第四表现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立。他认为理论理性所得到的是知识，而实践理性所追求的统一整体乃是信仰的东西。

这几种对立的思想贯穿《纯粹理性批判》全书，甚至可以说贯穿于其三个“批判”之中。它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在多种对立中，限制前一方为后一方留出地盘：限制现象范围为本体留出地盘，限制知性范围为理性留出地盘，限制必然为自由留出地盘，限制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留出地盘。一句话：限制知识，给信仰留地盘。康德这一著名论断，很明显也是针对旧形而上学家的独断论。他认为旧形而上学家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在建立形而上学体系过程中之所以陷入泥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现象与本体的界限，把只适用于现象界的范畴应用到超验的本体上去，结果就产生了纯粹理性的“先验幻想”。

纯粹理性的第一种“先验幻想”，就是纯粹理性的“错误推论”。旧形而上学家关于“灵魂是实体”的推论就是典型事例。因为“实体”是知性范畴，它只适用于时空中的现象，而灵魂是超时空的本体，笛卡尔把实体当作超时空加以应用，所以是错误的推论。纯粹理性的第二种“先验幻想”，就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康德指出，所谓“世界”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统一整体，旧形而上学家应用知性范畴去说明、规定“世界”，就是把知性范畴做超经验的使用，必然产生“先验幻想”。知性范畴有四类，用四类知性范畴去规定“世界”，产生四组“世界”的“二律背反”，即正题与反题同样可以得到证明，从而表明知性范畴无法超经验去把握无条件的绝对统一体“世界”。纯粹理性的第三种“先验幻想”，就是纯粹理性的“理想”——上帝。康德指出，旧形而上学家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有“先验证明”和“经验证明”。所谓“先验证明”是从概念出发论证上帝的存在（即“本体论的证明”），所谓“经验证明”是从有条件的经验事实出发来证明无条件上帝的存在。

康德之所以提出限制知识，给信仰留出地盘，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实践理性所把握的东西比理性所把握的东西要高。在他看来，光有理论理性，光有现象，光有知识，光有必然，不能满足人的理性的要求，因为追求最高统一整体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是出自其本性的要求，只有通过实践理性，通过信仰，才能满足人类理性的这种最高要求；只有做到这点，才能真正达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自由。

由此可见，康德这里说的信仰，并不是神秘主义者所说的灵感、启示之类的东西，而是确有其事，即确实存在、无所不包的整体。康德指出：人一方面作为感性的人，作为认识的主体，是受外界条件、自然规律制约的，受必然性支配的，这时人是不自由的。但是人另一方面作为道德的人，作为实践的主体，是不受外界任何东西支配的；人的道德行为是从“善良意志”出发，是“绝对命令”，完全“自律的”。“一个有理性的东西，就从两个角度来观察自己和认识自身力量运用的规律，认识他的全部行为。第一，他是感觉世界的成员，服从自然规律，是他律的；第二，他是理智世界的成员，只服从理性规律，而不受自然和经验的影响。……自律概念和自由概念不可分地联系着，道德的普通规律总是伴随着自律概念。”[3]

康德认为：道德的最高目标就是达到“至善”。所谓“至善”就是“至上的”、“无条件的”善，它包括德行与幸福两者合为一体，这也是实践理性的要求。那么在实践中“至善”如何成为可能？古希腊有两个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按照同一律寻求原则的统一，伊壁鸠鲁学派说：意识到自己的导致幸福的准则，就是德行。斯多亚学派则说：意识到自己的德行，就是幸福。这两个学派在幸福概念和德行概念之间挖空心思想出同一性来。按伊壁鸠鲁学派，德行的概念已经包含在幸福这一准则中了；反之，按斯多亚派，幸福的感情已经包含在人的德行的意识中了。实际上幸福与德行是“至善”在种类上完全不同的两个要素，所以它们的结合无论是通过分析还是综合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至善是幸福与德行结合为整体，意味着完满的善。“然而德行在其中始终作为条件而是至上的善，因为它不再具有超越于自己之上的任何条件，而幸福始终是这种东西，它虽然使占有它的人感到快适，但却并不单独就是绝对善的和从一切方面考虑都是善的，而是任何时候都以道德的合乎法则的行为作为前提条件的。”[4]就是说作为感性的人获得幸福是有条件的，从而在实践中产生幸福与德行的“二律背反”：有德行的人不幸福，幸福的人没有德行，那么如何解决？康德提出解决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悬设”：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上帝存在。

由于这个任务只有在永恒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而“导致了不朽的悬设”。这个“悬设”就是纯粹理性的“信仰”。“尽管这种假定本身是属于理论理性的，不过，就理论理性而言，这种假定作为解释的根据来看可以称之为假设，但在与一个毕竟是由道德律提交给我们的客体（至善）的可理解性发生关系时，因而在与一种实践意图中的需要的可理解性发生关系时，就可以称之为信仰，而且是纯粹的理性信仰，因为只有纯粹理性（既按照其理论运用又按照其实践运用）才是这种信仰产生出来的源泉。”[5]这就是康德在实践理性中所说的“信仰”。所以大家说康德把上帝从前门赶出去又从后门迎进来。这里有一个问题：康德的哲学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我们认为这只能从他所处时代中去寻找原因。正如苗力田老师在《德性就是力量》一文中所指出的：康德“先天论的道德论，宛如一束断了线的气球，高入云端，五彩斑斓，熠煌耀眼，但永远落不到实处。它对一切时代有效，对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效；对一切人有效，对任何一个人都无效。它要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因为永远得不到任何可能得到的东西。所以，尽管他把‘善良意志’、‘绝对命令’喊得震天响，却掩盖不住德国资产阶级实践的徒托空言，软弱无力。”[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马克思写道：“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取了欧洲大陆……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7]

[1] “我们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德]黑格尔：《小逻辑》，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0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172～173页。

[6]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3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