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写道：“理性必须一只手拿着原则，拿着那些唯一能使符号一致的现象成为规律的原则，另一只手拿着自己按照那些原则设计的实验，走向自然，去向自然请教，但不是以小学生的身份，老师爱讲什么就听什么，而是以法官的身份，强迫证人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1]这是一场思维方法的革命。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认识都是必须按照客观对象的规律而获得的，但是现在我们却设想，我们假定客观对象必须按照我们的认识来进行，就是说不是人的主观认识围绕客观对象，而是客观对象围绕人的主观认识的原则而旋转，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因为“这个设想同哥白尼当初的想法非常近似，他原来认定整个星群围绕观测者旋转，可是这样解释天体运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想到换一个法子试一试，假定观测者旋转而星群不动，看看是不是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2]

康德这场思维方法的革命，作为范例首先是从数学、自然科学开始的。康德认为，数学、自然科学的知识要获得普遍必然有效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质料与形式。质料是通过后天感觉经验获得的、给予的，形式是先天（a priori）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因为，如果不通过对象激动我们的感官，一则由它们自己引起表象，一则使我们的知性活动运作起来……所以按照时间，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是先于经验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3]一切知识虽然从经验开始，但并不等于经验的东西就是知识，因为从经验中得到的东西，没有普遍必然性。“经验永远也不能给自己的判断以真正的或严格的普遍性。”所以具有严格的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不能从经验中引出，而是“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4]这就是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成立的“先天形式”条件。例如数学知识能够成立，必须具备空间与时间的先天直观形式。这就是说空间与时间的先天直观形式是数学普遍必然性知识（数学的先天综合判断）成立的决定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时空的先天直观形式？先说“直观”，这是指主体与客体直接发生关系。例如，几何学中“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这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原理，但是从“两边之和”分析不出“大于第三边”，而是靠直观，比方借助一些工具（尺子）实际加以测量的结果。又如，算术中“7+5=12”，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命题。但是“12”不是从“7+5”中分析出来的，而是通过直观，比方借助5个指头或5个点的帮助一个一个地从“5”加到“7”，从而得出“12”这个数。可见数学缺少直观，它就寸步难行。

再说“先天”。康德把自己的哲学叫作“先验唯心主义”，这种哲学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强调先天形式在形成科学知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与意义。“纯粹数学，作为先天综合知识来说，它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它只涉及感官现象，而感官现象的经验的直观，其基础是（空间的和时间的）纯直观，即先天的直观。”[5]康德认为“先天”有两种。一种是指相对先天知识。它不是直接由经验得来，而是根据一种普遍规律而获得的，但又不能完全地绝对地离开经验，而只是相对地独立于经验。例如一个人挖掘他的房屋地基，他会先天性地知道这房屋将要倒塌下来，无须等到这房子实际倒塌。这种“先天”他称为“相对先天”。另一种是指绝对先天知识，这种知识是绝对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它有严格的普遍必然性，即不可能有例外。康德说形成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决定条件的“先天”，就是指这种“绝对先天”。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康德把数学知识何以成立的问题，放在感性阶段，只是为了证明要获得数学知识必须以空间与时间的先天形式作为前提条件，否则数学知识就无法成立；但这并不是说数学知识成立只要有此条件就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把数学知识成立看得太简单了。实际上数学知识的成立不能只靠直观形式，而没有思维。没有高度的抽象思维，数学家是无法做出数学的先天综合判断与命题的，所以数学知识的成立既要有经验直观，又不能没有抽象思维。康德在这里只是为了说明人类认识从感性到知性的发展过程，空间与时间是数学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全部条件。

纯概念即先天范畴如何应用到对象上去成为客观有效性，这是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以空间和时间的先天直观形式为中介，对象才能向我们显现，并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以此证明空间与时间是一切感性知识何以可能的条件，可见时空的“先验阐明”比较简单容易。但是知性纯概念（先天范畴）的“先验演绎”就不同了。因为知性范畴是先天的主观的，而经验对象却是外在的客观的，那么先天的主观的知性范畴如何应用到经验对象上成为普遍客观有效性？康德认为这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即我们有什么权利能够这样做。例如原因（A）不能分析出结果（B）来，我们有什么权利在原因（A）与结果（B）之间建立起普遍必然联系。之所以有这种权利，是因为纯概念（范畴）是先天的，没有纯概念（范畴）这个先天条件对杂多、混沌的经验对象进行综合统一，也就没有客观对象，所以知性范畴和外在对象必然相符合。“不通过范畴，我们就不能思维任何对象；不通过与那些概念相符合的直观，我们就不能认识任何被思维到的对象。”[6]

可见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的根本原理，就是因果性、必然性、实体性等十二范畴作为一切可能经验的先天条件，是自然科学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知识的先天条件。在康德看来，我们平时对事物的判断是一种“知觉判断”。例如，我们通过视觉看见太阳晒在石头上，我们通过手触摸感到石头发热。这只不过是“太阳晒”、“石头发热”两个孤立的知觉判断，发现不了它们之间的必然性。但是当人们把因果性、必然性的先天范畴应用到对象上去，就使这两个知觉判断成为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知识：由于太阳晒在石头上，所以石头发热了。由此可见，自然界的法则是人们强加给自然界的，从而得出“人为自然立法”的结论。这是康德先验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康德之所以提出这种看法，也许是他看到人类认识中的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在实践中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从而认定“凡事必有因”，当人们概括出来这个结论以后，后人自然沿袭、继承下来加以应用，无须亲自去实践一遍。康德把人类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概念、范畴，看成人类主观、先天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们认为康德之所以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理论，是康德深刻论证了人的主体性思想的必然结果。

康德具体论证了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是怎样进行的。感觉直观到的东西是杂多的，没有形成知识的统一性。经验对象、认识对象的统一性靠人的主体的综合。康德称之为“知识的三种主观来源”：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想象中再生的综合，概念中辨认的综合。但要做到以上的综合统一性，还必须靠自我的统一性，即“先验统觉”。由此康德得出结论：先验统觉是一切知识可能性的根据，这是人类认识范围内的“最高原理”。

康德在“原理分析”中详细阐释了知性范畴如何应用到现实中形成自然科学的最高原理。其中提出“图型说”，即通过既与范畴同质又与现实同质的“时间图型”当中介，使纯概念（先天范畴）同直观对象结合起来，成为知识的最高原理，它构成了自然科学的根本规律。知识最高原理共有四类：直观原理，直觉预测原理，经验类推原理，一般经验思维原理（包括实体性原理、现实性原理、必然性原理）。前两类属于“数学原理”，后两类属于“力学原理”。这是一切科学必须遵循的一般原理与基本原则。

强调人的主体性是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根本所在。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全面论述人的主体性的哲学家，这是他对哲学的一大贡献。康德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人在实践方面的主体性，以及人在认识方面的主体性。前者是强调人的独立自主性，后者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认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是他强调人在认识上主观能动性的集中表现，正由此他得出“人为自然立法”的结论。

我们知道，人在认识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强调人的思想、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强调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那么康德的先验哲学是怎样阐释此问题的？

首先，康德强调人在认识过程中的“先天形式”的决定作用。在构成人的认识、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的质料和形式两个条件中，先天形式起着决定作用。人的感性认识必须有空间与时间的先天直观形式，否则人就无法获得感性认识。例如，当人见到一个物体时，为什么会感知此物体的长宽高的广延性和新旧先后次序等？这是因为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具有空间与时间的先天直观形式，否则根本谈不上有感性认识。又如，人们之所以能把那些判断形成知性认识，即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因为在认识过程中人的主体应用了必然性、因果性等先天范畴，把这些知觉判断加以联系与统一起来，没有这种先天形式条件，这些杂多的知觉判断就是“盲”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阐述清楚，康德说的“先天形式”是认识决定性条件，不是指“时间在先”，就是说不是指主体在时间上先有形式然后才有认识；而是指“逻辑在先”，就是说“先天形式”是认识的基础与前提，无此基础与前提，一切认识、科学知识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康德强调指出，他的先验唯心主义与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要划清界线。因为贝克莱唯心主义“在于主张除了能思的存在体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我们以为是在直观里所感知的其他东西都不过是在能思的存在体之内的表象，实际上在外界没有任何对象同它相对应。而相反，我说：作为我们的感官对象而存在我们之外的物是已有的，只是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们的现象……因此无论如何，我承认在我们之外有物体存在”。[7]我的先验的唯心主义同贝克莱神秘的唯心主义不能混为一谈。“因为我的这种唯心主义并不涉及事物的存在……因为在我思想里我对它从来没有怀疑过。”“不过‘先验’这一词本来是可以防止这一误解的，因为这一词在我这里从来不是指我们的认识对物的关系说的，而仅仅是指我们的认识对认识能力的关系说的。”[8]

其次，康德强调人认识过程中自我的综合统一能力的创造作用与意义。康德批判笛卡尔把自我（灵魂）看作一种实体性的东西。他指出：如果自我是一种实体，那么自我就成为认识的对象，可以用概念去规定或说明它，但实际上自我永恒都是思维能动的主体。自我作为能动的主体具体表现为两次综合统一的能力。第一次综合，是把感性获得的杂多、混沌的材料纳入空间与时间两种先天直观形式中；通过这次综合统一，我们获得感性知识，使数学知识成为可能。第二次综合，是把感性认识纳入知性先天范畴中，使我们获得自然科学知识。自我是这两次综合统一的根源。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阐发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能力，是值得赞赏的。正如英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指出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告诉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只是消极的观察者，坐待自然界把它的规律性强加给我们。相反，我们必须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在消化我们的感觉材料时，总是主动地把我们的理智的秩序和规律强加于这些材料。我们的宇宙带有我们心灵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我们的宇宙是围绕我们而旋转的；因为我们从中发现的秩序（至少其中一部分）正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正是我们创造了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我们是发现者，发现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9]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241页。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243页。

[3]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3页。

[5] [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43页。

[6]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10页。

[7] [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50页。

[8] [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56～57页。

[9] [英]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258～25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