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通过以上的批评与表扬,最后的结论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刚)中,散采(悉)以彪外,楩柟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这段话,有如下两点是有意义的。

第一,坚持文德。作家应达到文章与德行兼备,起码要做君子,不能做小人。君子要讲文德,在道德上能立得住。当然这种道德是刘勰所推崇的道德,也就是“五经”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和圣人孔子所提倡的那一套道德伦理。落实到文章写作上。刘勰在《征圣》篇里说:“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辞巧,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即玉律),秉(写)文之金科(同玉牒,即金科玉律)。”刘勰心中的圣人孔子,在人格修养上就对自己有严格要求。君子道德上的最低要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高要求可能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于作家而言,主体的道德修养,是中国古人历来所强调的。这些都是基本道理,不必多言。刘勰自己一生的经历,就是“君子藏器”,没有机会就住在定林寺编撰佛经典籍,有合适的机会就出去当官。晚年他觉得官场已不适合于他,就干脆出家,老死定林寺。他遵循的是“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原则。

第二,持久积累。“君子藏器”的“藏”和“固宜蓄素”的“蓄”,都有“积累”的意思,“藏”是收藏,如秋获冬藏,引申为收藏、储藏。“蓄”,蓄积。养气也好,养德也好,都不是一日之功,都要一个持久的过程。过程到了,人的道德成为无意识,成为习惯,那就是一种极致了。以后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按照道德的要求,如此去做,而不会在遇到的事情面前有所犹豫。“君子藏器,待时而动”见《易·系辞下》,原文为“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蓄素以弸(刚)中,散采(悉)以彪外”一句,见于扬雄的《法言·君子》:“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弸中”,内心充实,“彪外”,外表美善。在“赞”,刘勰又进一步说:“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意思是说,瞻仰从前那些圣人、贤人,都具有美好的文才和道德。名声昭著在南国的楚地,文采却震动了北国的梁地。假如只有雕饰的文采,而德行未修,才具不足,还能做谁的榜样呢?如果不增进自己的品德,还能为国增光吗?从这些话语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刘勰思想中浓浓的儒家文化的底蕴。

如果把刘勰的“积累”说**开一步,理解为对生活的“积累”,就更不得了。对于生活的积累,天长日久,内容就会转化为形式。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在1957年的一次美学讲演中,就举过这样的例子,他说:“文艺家对于生活要有持久的了解和积累,时间长了,内容就转化为形式,如满人的披风,原本是他们生活于寒冷的地方,是用来御寒的;但是他们进关以后,生活已很富裕,不再用披风来御寒,可觉得披风很美,就变成装饰品,这就是美学上的内容积累为形式了。”[1]这不就是有的学者后来发明的“积淀”说吗?“积淀”说由“积累”说发展而来。在《程器》篇中也讲“积累”说,当然,刘勰是在讲品德和才能的积累,但要是我们把这“积累”理解为对生活的长久积累,在美学、艺术思想上就有提高到现代的可能。当然,我们要把刘勰的还给刘勰,我们无权把刘勰现代化,这是另话了。

[1]参见黄药眠:《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