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用“异质同构”理论来解释刘勰的“阴惨阳舒”的思想,也可能把刘勰的思想泛化了。刘勰为什么要提出“阴惨阳舒”作为文学创作的心理起源呢?他提出的“联类不穷”和“情往似赠”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否可以说,刘勰十分关注自然的绿色世界与文学创作的密切关系,这里已经有“绿色”文论的萌芽。

如前所述,刘勰觉得仅仅用《时序》篇来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不够的,因为文学与自然景物也有密切的关系,这样就设了《物色》篇,其旨趣是强调自然景物激发人的情感,人有了情感,才会有文学创作的冲动。社会与自然对于文学来说,是推动文学产生和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根源。因此提醒人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必须关注自然的绿色世界及其作用。

刘勰认为,自然景物是一个绿色的世界,春夏秋冬,四时变化不居,这种绿色的四时变化的世界,召唤着人的情绪的起伏变动。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一年四季景色不同,或“阳气萌”,万物复苏,生气勃勃,连蚂蚁都要出洞;或“阴气凝”,万物凋零,生气全无,连螳螂也要赶紧进食;至于有美玉般智慧之心的、外表上又有花朵般的清新气韵的人,面对这自然景色的变化,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用刘勰的话来说:人必然要在自然景色变动中感到外物的变动而产生出各种或舒畅或悲惨的情绪来,而文学也就随着这情绪的变动而产生了。用刘勰的更富有诗意的话来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在这种情况下,能不兴起文学创作的欲望吗?

但是,仅仅把自然景物忠实的描写下来就能成为创作吗?或者说怎样才能真正地达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呢?刘勰认为“阴阳惨舒”只是情感的产生,原始情感本身还不是诗。于是他又提出了“联类不穷”的原理。他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感物”即有感于物,“联类不穷”就是在面对自然景物的种种形貌声态的情况下,联想、类比不断。“联类”即是“联想、类比”。过去,我们在解读这段话的时候,过分注重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着眼,而往往忽略了“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这一最重要的提法。文学的产生从哪里开始呢?刘勰用《诗经》中许多诗句的例子力图证明,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是从人面对自然景物的联想与类比开始的。无论是写自然景物的气貌,还是表达自然景物的声音与韵律,都是从联想与类比开始。例如《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桃花盛开,用“灼灼”来形容,灼灼,就是鲜明的意思,这种描写是出于诗人的联想。又如《诗经·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用“喈喈”写黄雀的鸣叫,这种描写是从声音上用类比。一切的文学开始于阴阳惨舒、物我交感,问题是文学中的人物交感通过什么心理机制来实现呢?刘勰认为,要从自然景物的形貌和声音中的联想与类比来实现。只有在联想和类比中,描写物色的辞语,才能与自然景物的形貌和声音合拍。联想和类比应该是文学的最基本的创作原理。这也许是刘勰想告诉我们的。

但是,“联类不穷”作为联想和类比能不能达到文学创作的极致呢?刘勰又提出了“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精辟论点。在他看来,人与自然景物的交感孕育着诗情画意,孕育着文学。但文学创作的极致应该是“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物色》篇最后的“赞”中说:“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段话包含了许多十分精辟的思想,我们可以做出很多解释。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用“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的说法做出简明的解释。我们作为人,有目有心,面对着自然景物,我们的目与心在“往还”在“吐纳”,当我们与具有生命的活的自然景物融合于一体,人中有自然,自然中有人,景物中有情,情中有景物,而且在人与自然、情与景物之间,似乎彼此相拥相抱,似乎有一种“赠答”的友好关系。文学家如果达到这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了文学创作的极致了。

基于上面这些解释,《物色》篇的意义在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了人和自然都是生命体,因此物我之间不但可以“交感”,而且还可以相互“赠答”。《物色》篇所道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物之间的“交感”,人与自然物之间的“赠答”,这三点如此重要,不正可以理解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难道不可以把刘勰《文心雕龙》的《物色》篇看成是中国“绿色”文论的起点吗?

(2005年9月改,原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95页。

[2]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第180页。

[3]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79~280页。

[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7页。

[5]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增补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6]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7]姚鼐:《复鲁絜非书》,见《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8]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