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认为对偶自古就有。根据学界对刘勰《丽辞》篇的研究,认为汉语中对偶修辞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说。

(1)“依于天理”说。黄侃说:“一曰‘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明对偶之文依于天理,非由人力矫揉而成也。次曰‘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明上古简质,文不饰雕,而出语必双,非由刻意也。三曰‘句字或殊,偶意一也’。明对偶之文,但取配俪,不必比其句度,使语律齐同也。四曰‘奇偶适变,不劳经营’。明用奇用偶,初无成律,应偶者不得不偶,犹奇者不得不奇也。终曰‘迭用奇偶,节以杂佩’。明缀文之士,于用奇用偶,勿师成心,或舍偶用奇,或专崇俪对,皆非为文之正轨也。舍人之言,明白如此,真可以息两家之纷难,总殊轨而齐归者矣。”[2]黄侃借评论刘勰的奇偶修辞观,表达了汉语对偶起源于自然、天然、天理的观点。赞成此说的还有许多学者。

(2)汉字“单体单音”说。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如刘永济说:“文家之用对偶,实由文字之质性使然。我国文字,单体单音,故可偶合。”[3]所谓“单体”即方块字,所谓“单音”即一字一音,这样的文字性质使汉语的对偶成为可能。又王力也说:“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对偶,第二是声律……所谓丽辞,就是对偶。惟有以单音节为主(即使是双音节,而词素也是单音节)的语言,才能形成整齐的对偶。在西洋语言中,即使有有意地排成平行的句子,也很难做到音节相同。那样,只是排比,不是对偶。”[4]再又,启功在谈到对偶的产生时,首先提出的就是汉字的单音节问题:“我的想法,首先是汉字有这个便利。单音节而且字与字的空间整齐,它就可以追求对称的整齐效果。如果是拼音文字,多音节而且字母多少也不统一,就难说有这个条件了。”[5]启功先生就把道理说得更明白了。

(3)“联想”说。这是范文澜的说法。他认为:“原丽辞之起,出于人心之能联想。既思云从龙,类及风从虎,此正对也。既想西伯幽而演《易》,类及周旦显而制《礼》,此反对也。正反虽殊,其由于联想一也。”[6]此说比较勉强,因为联想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外国人运用他们的语言也能联想,可为什么他们的语言只有排比,并没有对偶呢?

(4)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说。这是启功先生的发明。他认为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中,喜欢把话说得“周到”,注重对别人的“叮咛”,影响到说法为文,对偶的用法也就产生了。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的口语里有时说一句不够,很自然地再加一句,为的是表达周到。如‘你喝茶不喝?’‘这茶是凉是热?’‘你是喝红茶还是喝绿茶?’表示是多方面想到了。还有是叮咛,说一句怕对方记不住。如说‘明天有功夫就来,要是没空儿我们就改日子’。这类内容很自然就形成对偶。对偶原来也不是那么严格,后来到了文人作文章,就出现了很仔细的对偶。”[7]这是启功先生从自己和周围人的风俗习惯里领悟到的,是很有道理的。

我觉得上面诸说(“联想说”除外)都是有道理的,都能说明汉语中对偶的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汉字“单体单音”说,是汉语产生对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这里我想补充的是,似应从中国古代整体文化特性的角度,来说明汉语产生对偶的历史文化根源。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是海洋文明不同的是,中国自古就是以黄河、长江为腹地,人们世世代代在这两河之旁耕作,很少想到在海里出没,是属耕文明。由于农耕文明的影响,中国古人哲学重视“两”项的联系思维和直观思维,再加作为文化的汉字的特性,以及启功先生所说的风俗习惯,这就展现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的特征。然后我们回到刘勰《丽辞》篇开头,看他是怎么说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这里的“造化”、“神理”都是指自然,即《原道》篇所说的“自然之道”。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然赋予人的四肢是成双成对的,从不孤立,这就影响到人写作的时候虽考虑很多,但文辞的运用则高与下相待,自然而然就成双成对。刘勰首先观察到的是人的四肢成对的状况,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最重视的就是人自身,自然赋予人的四肢成双成对,这才使得人有力量和能力从事耕作。农民在耕作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四肢。两手、两脚一左一右或一前一后的活动,成为掌握生产工具的基本动作。农民所守望的稻田或麦田,也是一垄对一垄,成双成对。耕作的基本工具,犁具一定是对称的,担子一定是两头的。家族的合作是农耕文明的基本单位,父与子、夫与妇、兄与弟、姐与妹,也是两两相关。农民的住房也是对称的,如南方的祠堂,正中是厅,厅又分上厅与下厅,厅两边是厢房,左厢房与右厢房。他们所面对的大自然,所看的也多是两两相成;日与月,阴与晴,风与雷,雨与雪,冬去春来,秋去冬来,寒来则暑往,暑往则寒来,一切都是两两相关,农民对这些特别敏感,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收成;树枝上的叶子,左一片,右一片;禾苗往上成长,那禾叶,也是左一片,右一片,农民对这些观察特别仔细,缺一个叶片都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因为这关系到庄稼的成长。农耕文明最重视的数字是一、两、三,中国字“两”不完全是“二”的意思。《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刘勰所谓“事不孤立”,就是起码要看到事物之间“两两相关”,只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达到“和”的境界,也才有利于农耕劳作,获得丰收。《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作者把这个过程称为“分而为二以象两”。“分而为二”就是一个对峙体分为互相联系的双方,故此说“象两”。“两”原意是“耦”,古代称车为“两”,因为车一般都有两轮,两轮同时动,车子才向前走,这叫“两轮相耦”。所以“两”字除表示数字二之外,还表示两者的关联。农耕文明中所有这些对自然和外界的观察,就逐渐形成了我们祖先的直感思维和两项式联系思维。《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又《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些立论都是典型的直感思维和两项式联系思维的产物。中国传统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意味着人的思维要以眼见的直接感觉到的事物为材料,离开感觉过的事物的抽象,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如前面所述的言论,中国农耕文明也追求“道”,但没有超越感觉的“道”,天地、男女、夫妇、父子、阴阳、刚柔、仁义都是我们感觉的对象。而且在“天地”等许多两项中,看了这一项,还要看另一项,特别是要看这两项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种直感思维和两项式的联系思维,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我们的汉字文化。汉字的单体单音是农耕文明本身的产物,而汉字的单体单音与中华古典文化的耦合,即诸如“满招损,谦受益”这类对偶也就应运而生,用刘勰的话说就是“事不孤立”、“自然成对”。所以,我觉得把汉语的对偶产生的原因放到中华历史文化整体视野中去考察,也许是更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