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偶种类及其优劣(1 / 1)

刘勰在《丽辞》篇中,用主要的篇幅就对偶的类型作了划分,而且评其优劣,并提出了对偶运用的真意所在。这是前人未做过的事情,是刘勰的学术贡献。刘勰把对偶分为四类,四类中又分为言对与事对。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之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

首先刘勰把对偶分为“言对”与“事对”。所谓“言对”是“双比空辞者也”,“空辞”就是不用典故的文辞,即有话直说,不搬用典故。刘勰认为“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即偶辞从自己内心发出,这是比较容易的。所谓“事对”是“举人验者也”,“人”这里指人事、典故,“验”即验证;刘勰的意思是说“事对”是要征引人事、典故加以验证的,要有广博的知识为基础的,所以就比较难。刘勰举出了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的对子:“修容乎礼园(谓习礼),翱翔乎书圃(谓学文)”为言对的例子,又举出了宋玉的《神女赋》中的“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为事对的例子。刘勰的言对为宜、事对为难的说法,反映了当时文坛的一种不好的倾向,特别南北朝时期有的作者“文章殆同书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8]这里说的第二体,就是当时文坛的“文章殆同书抄”的倾向。刘勰本人或多或少也受这种倾向的影响,即认为体验是容易的,征引是困难的,他们把“经史”、“典籍”和“博见”看得很重,而把来自生活的体验看得比较轻。刘勰在《事类》篇中就说:“夫经典沈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这种看法反映到对偶上,必然认为言对易,而事对难。时人和刘勰这种看法对不对呢?不一定对。与刘勰差不多同时的钟嵘在《诗品序》中的看法,就比时人和刘勰的看法要高明一些。钟嵘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9]钟嵘的“直寻”说,就是重视对周围事物的观察与体验,因此钟嵘不可能得出言对易、事对难的结论,也许正好相反,认为言对要有个人的观察与体验,是“直寻”所得,是不易的,倒是从已有书本中东拼西凑才是容易的。刘勰认为言对易、事对难,无异于说体验不算什么,而旁征博引才是困难的。实际上,后来唐诗中许多佳句都是言对,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都是言对,都是体验的产物。刘勰的分类有意义,但其“难易”观点则可商榷。

其次刘勰又把对偶分成正对与反对。什么是正对?刘勰说:“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即所写的事物不同,而意思则相同。刘勰举了张载的《七哀》诗的句子:“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为例,汉祖,就是汉高祖刘邦,“枌榆”,今江苏丰县,汉高祖的老家;“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白水”,河流,发源于今湖北省枣阳县东,指刘秀的老家;刘勰认为这个对偶句,虽然所说的帝王不同,帝王的家乡不同,但全句意思是相同的,即汉代的帝王思恋自己的故乡。刘勰认为这种对偶描写的事物是一致的,表达的意思也一致,不是单调,就是多余,即“重出”或“骈枝”,所以“正对为劣”。什么是反对?刘勰说:“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即所写的事物或道理不同,但合成对偶句的旨趣则一致,他举的实例是王粲的《登楼赋》中“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的句子,意思是钟仪是楚国人,他被囚在晋国,晋侯命他奏乐,可他奏的仍然是南音,庄舄是战国时越国人,出任楚国的官员,但他生病时吟诵越音。刘勰认为“幽显同志”,即钟仪和庄舄一个是被囚、一个是被升,可他们奏乐、吟诗的志趣相同,“反对所以为优”。后人对刘勰“正对为劣”、“反对为优”的观点有解释:“因为‘反对’是用意义相反的或不同的词来相对,上下两句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同一的意境,内容一定比较丰富;‘正对’是用意义大致相同的词来相对,上下两句的词不免重复,内容一定比较单调。”[10]这些说法连同刘勰的观点看似有理,实则值得怀疑。第一解释者的解释有误。如说“正对”是“大致相同的词来相对”,这不符合实际,如刘勰所举的“正对”的例子“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按照常识,这里并没有大致相同的词,所有的词都是不同的,“汉祖”与“光武”是大致相同的词吗?“枌榆”与“白水”是大致相同的词吗?另外,“反对”也并非用“意义相反的或不同的词来相对”,“钟仪”与“庄舄”怎么是意义相反呢?“楚奏”与“越吟”如何是意义相反呢?刘勰之前或之后的诗歌创作的实践,一般而言,正对很多,反对很少,似乎都不能支持他的观点。像最早的《尚书·大禹谟》中“满招损,谦受益”,这是明显的“反对”,这样的例子很难找到,陆游的《秋夜读书》:“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律诗中也很难找到这种“反对”的例子,一般都是互相补充、映衬或前后对举的“正对”。“补充”即前句未说完,用后句来补充,使其完整呈现出来;“互相映衬”则是从诗的氛围上,相互融合成一片,以加强诗意;“前后对举”,两件事,很难说是一致的,还是反对,句中前后对举,以形成对偶的格局。这里我们可以集中找杜甫的一些诗歌中的对偶句来谈谈,就会发现“正对”多,“反对”是很难找的。

(未完成)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88页。下同,不再注明。

[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3]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9页。

[4]王力:《中国古代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载《文艺报》1962年第2期。

[5]启功:《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5页。

[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90页。

[7]启功:《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5页。

[8]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见《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页。

[9]钟嵘:《诗品序》,见《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2页。

[10]秋耘:《一得诗话》,载《诗刊》196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