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勰叙述对偶历史发展三阶段

刘勰在《丽辞》开篇即叙述了汉语对偶的历史发展。刘勰似乎把汉语对偶的历史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唐虞文章到《诗经》《周易》阶段。刘勰认为这是一个“辞未极文”的时期,虽然文辞尚质,但对偶句已经产生了。刘勰说:“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舜的臣子)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舜的臣子)陈谟(计策)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1]这是刘勰所举的最早的对偶句。随后刘勰又引了据说是孔子所作的解释《易》的《文言》和《系辞》两篇中的对偶句,如《文言》“序‘乾’四德”: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刘勰认为这里的句子“句句相衔”,是孔子的“妙思”。下文接着点出孔子《文言》中的“类龙类虎”对偶句:“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接着刘勰又点出《周易·系辞》中的“乾坤易简”的句子:“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紧接着刘勰说:“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可以看出,刘勰对这一阶段的对偶句是完全肯定的。从儒家的“文质”观看,这是一个尚质的时期,人们说话、写文章、吟诵歌谣等,都是“率然而对”、“不劳经营”,不是刻意地去追求什么对偶,但对偶句却于无意识深处自然而然地从口中笔中流露出来,以表达自己的完整的意思。

第三阶段,魏晋到齐梁。刘勰说:“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对于魏晋以降的作家作品,刘勰认为是进入了一个“绮靡”的阶段,对他们及其作品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多有批评。本篇也不例外,认为这一阶段的文人对于对偶句过于迷恋,虽然也有“契机者入巧”之作,但“浮假者无功”的情况也很不少。那么什么是对偶句运用中的“浮假”呢?这就与刘勰的文章修辞观念有关。刘勰始终认为文章写作要符合“自然之道”,对于作为修辞手段的对偶的运用,也提出“自然成对”的观念,认为对偶要“率然对尔”、“不劳经营”,因此他所说的“浮假”就是与“自然成对”相反的做法,即刻意经营,勉强拼凑成对,出现虚浮现象,本来一句可说完的变成两句,三句可说完的抻拉成四句,这当然也就徒劳无功了。刘勰《丽辞》一篇点名批评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华,一个是刘琨,他们都是西晋时期的文人。刘勰说:“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这里张华和刘琨的诗,都是一句可说完的,硬拉成对偶,这岂不是“重出”和“骈枝”吗?所以刘勰这里所说的“重出”、“骈枝”,就是为“浮假者无功”寻找到的例子。

刘勰从“质文代变”观念出发,把对偶句运用的历史分成三阶段,第一阶段是重“质”的时期,对偶句“率然对尔”,符合对偶的自然本性;第二阶段是重“文”的时期,对偶句运用趋向巧密阶段,所谓“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对偶达到极致;第三阶段则是重文轻质时期,反映到对偶句的运用上,就不免出现“浮假者无功”的情况,对偶句的使用已经过分了。刘勰对三个时期的这种划分,反映了他的修辞观:即“奇偶适变”、“迭用奇偶”、“自然成对”、“不劳经营”;换言之,用奇用偶,视内容而定;若用对偶,则一定要自然而然,不要矫揉做作,勉强拼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