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系到“丽词雅义”说的第二层面,可能是更重要的层面,刘勰回答了如何才能达到“雅义”与“丽词”相统一的问题,即如何克服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使两种感情包含在一篇作品中。刘勰认为:“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在这里,刘勰把“明雅”与“情以物兴”相联系,把“巧丽”与“物以情观”相联系,这也是发前人所未发,而且讲得非常有道理。

明雅之义从何而来?是从“情以物兴”中得来,而不是从经典或圣人的话中来,换言之,是主体从对物起兴,即对物的观察、体验、领悟中得来,这里的重点是“物”,是客体,客体与主体的交结产生明雅之义。从这里可以看到刘勰的思想的唯物求实的一面。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中,“情以物兴”的思想,有不同的说法。在《原道》篇中,刘勰讲“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但这心这言是如何产生的呢?刘勰认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又说“言之文也,地天之心哉”,“太极”、“天地”就是“物”,人的心与言,所表达的情意,就是“睹物兴情”的结果,没有太极、天地,人的文章就没有来源。所以文章的明雅之义就蕴含在太极、天地中。在《明诗》篇中,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七情”受外物的刺激而发生,人感受着外物,诗情勃然而生。这里的“应”、“感”与“情以物兴”中“兴”有一种逻辑的联系,因为有“应”、有“感”然后才有情的起“兴”,而所“应”所“感”就是外部世界,离开对外部世界的感应,“情”、“义”如何能产生呢?特别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雅义”如何能产生呢?在《物色》篇,刘勰认为“写气图貌”,“随物以宛转”,这是说作家写外在事物的精神和状貌,作家之心要随着外物而婉曲随顺。意思是说,作家在外物面前要毕恭毕敬,要随着外物的精神和状貌的运动而运动,这样你才可能获得物的精神与状貌中所蕴含的情感与“雅义”。

巧丽之词从何而来,也不是从经典和圣人的话中得来,而是从“物以情观”的过程中得来。所谓“物以情观”,就是主体释放出情感,以情感观照物、过滤物,在主体对客体的诗意观照中,巧丽之词必然油然而生。《物色》篇刘勰的相似的表述是“属采附声”“与心而徘徊”。意思是连缀辞采和附着声音,则要与心一起徘徊。这里,是强调心的作用,即“物以情观”。

特别要说明的是,刘勰在这里把“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命题是特别深刻的。这证明刘勰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创作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复杂运动,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关系,而不是物或心、主体或客体的单向关系。刘勰又特别指明明雅之义来源于客体对主体的兴的作用;巧丽之词来源于主体对客体的观的作用。虽然一个偏重物与客体,一个偏重心与主体,但无论雅义或巧词的产生,主体与客体都必须互相接触、交结、环流。

应该说,刘勰在《诠赋》篇所提出的赋的创作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一切文学艺术创作,因此刘勰本篇提出的思想对文学创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造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难道不是现在真正的艺术创作所应追求的目标吗?

(2007年8月改,原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9月,第1期,创刊号)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4页。下引刘勰《文心雕龙》文字均来自范本,不再一一注释。

[2]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3]龚克昌:《刘勰论汉赋》,见《文心雕龙学刊》第六辑,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24~345页。

[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1页。

[5]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48页。范说依据为《史记·平准书》。

[7]《论语·学而》。

[8]《论语·为政》。

[9]《论语·卫灵公》。

[10]《毛诗序·关雎》。

[11]《毛诗序·关雎》。

[12]《毛诗序·关雎》。

[13]《毛诗序·关雎》。

[14]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14~115页。

[15]列·谢·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