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喜的是刘勰的论述没有停留在“知音其难”、“文情难鉴”这一命题上面,他又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命题,这就是:“知音”会有、文情可鉴,“披文见情”是可能的。刘勰如何来论证这个命题呢?刘勰提出了“术”(“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和“律”(“独有此律,不谬蹊径”)的论点,认为文情可鉴是建立在鉴赏者的起码的修养、观察的方面、合理的方法、鉴赏的关键、鉴赏的**的认识、掌握的基础上面的。

刘勰从以下四点来说明“披文见情”的路径或文情可鉴的原因。

(1)鉴赏者的修养——“务先博观”。刘勰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含有多阅读、多实践、多比较的意义。“博观”,则含有多积累、多观察、多体验的意义。他的意思是看过高山大川的人,才会知道土堆的矮小;了解大海的宽广的人,才会知道水沟的狭窄。这的确是说出了鉴赏者应有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评价作品不存私心,憎恨的态度不带偏见。按照现代审美心理学的艺术投射的观点,我们在鉴赏的时候,是把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投射到鉴赏对象上面,因此往往是“所见出于所知”。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能同情林黛玉,是因为我们了解自由爱情的可贵和争取之不易。在《红楼梦》刚刚开始流传的时候,许多人满脑子的封建思想,还是男女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观念,因此那时候对于林黛玉争取自由婚姻的理想就很难理解,更谈不到欣赏。

(2)鉴赏应考察作品的各个方面——“六观”。刘勰认为“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这“六观”说历来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重点。有的说“六观”是鉴赏的标准,有的说“六观”是方法。其实,这种争论意义不大。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刘勰说的“六观”分别指什么,然后我们才会知道它的性质。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解释说:“一观位体,《体性》等篇论之。二观置辞,《丽辞》等篇论之。三观通变,《通变》等篇论之。四观奇正,《定势》等篇论之。五观事义,《事类》等篇论之。六观宫商,《声律》等篇论之。大较如此,其细条当参伍错综以求之。”[1]范文澜的解释,从思路上看,大体是正确的。解释“六观”不能局限于字面意义,要从《文心雕龙》全书来解释其意义。有的学者认为,这“六观”不涉及作品内容问题,只涉及作品形式问题,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和机械了。

“一观位体”。就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那样纯粹是安排体裁问题。《镕裁》篇:“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可见观“位体”的意思就是根据文章的情理内容来确定文章体式,文采上则运行于这个体式之中。“位体”似可理解为情理内容在文章体式、文辞上得到怎样的艺术处理的问题,即整体上文章是否做到了“櫽括情理”,是否做到了“规范本体”。可见“一观位体”就包含了对文章内容的安置问题。

“二观置辞”。“置辞”问题与《丽辞》篇有联系,而且与《文心雕龙》全书中所有谈到的修辞问题都有联系。如《情采》篇提出的“文附质”和“质待文”的问题,“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的问题。又如《镕裁》篇提出“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体有本,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也是“置辞”所包括的文辞表现情志是否做到繁略选择的问题。《章句》篇所提出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意指如何积字成词、积词成句、积句成篇中的修辞问题,也属于“置辞”问题。还有《丽辞》所提出的对偶问题等,都包括在“置辞”范围之内。大体说来,观“位体”更多是考察如何处理内容方面的问题,观“置辞”则更多考察如何处理形式方面的问题。

“三观通变”。这是与《通变》篇所阐明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这种考察是把作品放到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加以把握,看看这篇作品与前人的作品有何承继关系,有何独创之处,如《通变》篇所讲的“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就是考察作品的作者是否根据自己体验到的感情去理解前人的作品,并加以继承,同时又要考察作品是否根据自己的独特气质、性格有新的变化等。

“四观奇正”。这与《变骚》篇、《定势》篇所提出的相关内容有密切关系。如《变骚》提出《离骚》的特点是“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失其实”,即在追求奇特而不失雅正,追求华采而不失质朴。这应该是“观”作品“奇正”的一个重点。《定势》篇说:“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强调要以雅正之思想去驾驭奇特的文体,而不要为了奇特而失去雅正之思想,更是刘勰考察作品的一个方面。

“五观事义”。“事义”狭义地说就是典故。考察作品如何运用典故,在古代的作品接受论中,是一个重要方面。《事类》篇提出作品要“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问题,在考察作品的时候,要看它是否达到“表里相资,古今一也”的程度。

“六观宫商”。“宫商”这里指文章的声律。六朝时期随着汉语“四声”规律的发现,人们自觉地感受到汉语声律之美。因此考察作品的声律运用,也成为一个评价作品的重要层面。人们开始用很挑剔的眼光来看作品中声律安排的好与坏。《声律》篇说:“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刘勰对于作品声律的重视。但刘勰对于作品的声律并没有提出过于繁琐、苛刻的规定,仅提出“声得盐梅,响滑榆槿”的自然要求。所谓“观宫商”也就是对作品声律要做上述考察。

由此看来,“六观”并不是什么标准,因为标准一定要考虑到准则和严格的规定,如现在我们说的“标准时间”、“标准语”,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刘勰提出的“六观”并无严格的规定。“六观”也很难说是什么方法,因为它并非是解决问题的路径和程序,如我们现在说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都是要循着某种路径和程序的意思,刘勰的“六观”并无这种意思。我的看法是“六观”是指作品的六个方面或六个层面,意思是考察作品要从这六个方面入手。至于有的学者把“六观”与“新批评”的批评方法相类比,更是牵强附会,有“过度阐释”之嫌。

(3)鉴赏的方法——“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刘勰有没有提出鉴赏的方法呢?有。刘勰在《知音》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刘勰显然认为,创作与鉴赏的“程序”是不同的,创作者先“情动”后“辞发”,先有感情郁积于胸中,然后用文辞去加以表达;而鉴赏者则是“披文以入情”,先阅读文辞篇章,然后通过感受、领悟、分析,到达对于作品所蕴含的“情”的理解。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如前文所说,刘勰非常重视“文”与“情”的关系,在《体性》篇提出了所谓的“因内符外”、“表里必符”的说法,这里就暗含了对“文”与“情”关系的理解。即认为“情”是“内”是“里”,而“文”是“外”是“表”。没有内心的“情”,谈不到外面的“文”;反之,没有外面的“文”,内心的“情”也表现不出来。根据文与情的这种关系,刘勰认为鉴赏是“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或“觇文辄见其心”,也即由外而内,有表及里,用比喻的说法就是“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从江河的流水的波浪,溯源而上,最终就会发现江河的源头在哪里,这样作为源头的幽深的“情”最终就会自然显露出来。刘勰所说的这种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鉴赏者,所面对的就是前人和别人的文本,通过对文本的各种症候的感受、研究、分析,很自然地就会形成对文本的理解。但这种理解是否就是知音式的理解呢?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难说的。因为我们的理解不会,或不完全会与作者的创作意图相一致,达到心心相印的地步。但刘勰对此很有信心,他说:世代久远的作者,无法了解他们的面貌,但观察他们作品的文辞就能窥见他们的内心。未必是前人的作品过于深奥,只怕自己的见识太浅陋。弹琴的人心里想着山水,其情就在琴声中表现出来,何况把自己的情理形诸笔端,他怎么能隐藏得了呢?刘勰甚至说:读者用心去理解作品中的情理,就像人用眼睛去看物体的形状,只要眼睛明亮,那么物体的形状就无法藏匿,只要读者心思敏慧,文章的情理就无不明白了。所以,刘勰认为他的“披文见情”、“沿波讨源”的方法是可以化解“文情难鉴”而达到文情易鉴的。

(4)鉴赏的关键——弃“俗鉴”,取“妙鉴”。刘勰没有停留在鉴赏方法的阐述上面,又进一步提出了欲使这种方法有效,还必须掌握鉴赏的关键。在这里刘勰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这就是“俗鉴”与“妙鉴”,并论述这两者的区别。刘勰说:“俗鉴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沈博绝丽之文’,其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泽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在这里,刘勰首先认为,有一种鉴赏可以说是“俗鉴”。这种“俗鉴”是怎样一种状况呢?总的说,就是“深废浅售”,即不接受深刻的作品,只欣赏浅薄的作品。他举出了四个例子来说明“俗鉴”之不可取。第一个例子是庄子嘲笑人们对《折杨》的欣赏。《庄子·天地》篇:“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折杨》《皇华》都是庄子当时流行的俗曲,欣赏的人很多。可是真正有深刻内容的高言、至言则不被人欣赏。第二个例子是宋玉伤叹高雅的《白雪》无人欣赏的例子。宋玉在《对楚文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2]宋玉是用这个故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刘勰则引这个故事来说明“俗鉴”之不可取。第三个例子是屈原抱怨自己不同于众人的才华不为人所理解。他在《九章·怀沙》中说:“文质内疏,众不知余之异采。”意思是,我性格质朴疏阔,大家不了解我的独特才华。第四个例子是扬雄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才会说“我心里喜欢深沉渊博而又绝美的文章”。总之,刘勰认为文学鉴赏一味欣赏肤浅的、没有深意的作品,这就是“俗鉴”。那么如何来拒绝这种“俗鉴”呢?刘勰提出了“妙鉴”与之对抗。他说:“良书盈箧,妙鉴乃订。”满箱子的好书,要通过“妙鉴”才能正确地加以评定。那么这“妙鉴”与“俗鉴”相比,有什么特点呢?刘勰的意思可能就是特异、深刻、享受、玩味这四点。刘勰认为“妙鉴”应“见异为知音”,这就是要看出一篇作品与另一篇作品的特异之处,像屈原的作品与《诗经》确有很大的不同,鉴赏者能“见异”,看到屈原作品的独特之处,这样才有可能成为屈原的“知音”。刘勰又认为“妙鉴”应是“深识见奥”,这就是鉴赏作品的深刻性问题,真正的鉴赏者应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作品的深意,这样的鉴赏才能使自己感到内心的喜悦。这还不够,刘勰认为“妙鉴”应该是一种享受,读书就像过节一般,众人熙熙,如登春台,像听到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和吃到最可口的菜肴一般,高兴无比。最后“妙鉴”应该有鉴赏的**,这就是刘勰说的“玩绎方美”。所谓“玩绎方美”不是在读作品的时候,而是在读过作品之后,觉得余香满口,回味不尽,这才是鉴赏的**时刻。因为,在读作品的过程中,你为其中的人物、事件所吸引,还来不及用超然的态度来欣赏它,一定要等到作品读过之后,把书合上之后,笑也笑过了,哭也哭过了,心情已经平静了,这个时候才能够回味那文章的妙处、美处、含蓄处、淡而有味处、有深意处,有独特魅力处……这才是鉴赏的**。刘勰认为这种“妙鉴”才能达到“知音”式的理解。

刘勰从“博观”作为鉴赏者的修养,从“六观”提示鉴赏作品的方面,从“披文入情”、“沿波讨源”的方法的论述,从弃“俗鉴”,取“妙鉴”的鉴赏关键的层层解说,来说明知音不难、文情可鉴,阐明了他的“知音”鉴赏论,不可谓不煞费苦心。

刘勰的《知音》篇是《文心雕龙》中构思比较完整的一篇,他先提出“文情难鉴”,分析了“文情难鉴”的种种障碍;接着又提出了文情可鉴,提出了文情可鉴的种种条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知音很难,知音不难。我们读了《知音》前半段,看他那样呼喊“知音其难”,似乎觉得他好像要推翻了他自己提出的“知音”作为鉴赏的高境,真替他捏了一把汗。可是读了《知音》的后半段,觉得他找出了种种的理论来证明“知音”并不难,又觉得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我们真是在替古人担忧。刘勰是一个高明的舞蹈家,他先向左转,然后向右转,一切都那样自然,那样优美,因为他有一个“务为折衷”的舞蹈操练法在帮他的忙。

但是对于博学的刘勰来说,他为什么在这一篇完全没有谈到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观点呢?如果他在本篇里面不忽视孟子的文学接受论,岂不更有历史感吗?看来,我虽然写了这篇文章,但还不是他的“知音”啊!“知音其难哉”!

(2008年2月2日,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17页。

[2]宋玉:《对楚王问》,见《文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