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一开篇就认为“知音其难”、“披文入情”有种种障碍。刘勰提出了“文情难鉴”的五种原因或“披文入情”的五种障碍。

五点原因,其中三点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一点是鉴赏客体的复杂性造成的;一点是鉴赏主体的复杂性造成的。

(1)“贵古贱今”。刘勰以秦皇对待韩非、汉武对待司马相如为例,说:“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战国时期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和《孤愤》篇等文章,秦始皇读了,觉得太好了。曾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韩非到了秦国,不久就遭到冷遇,后来竟然被秦始皇囚禁起来,最后被害。汉武帝读了《子虚赋》,也曾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觉得很遗憾。可后来把司马相如找来了,汉武帝始终视之如倡优,未对其委以重用。这就是说,离得远的人,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能客观看待,就会觉得他的文章好;一旦离得近了,各种利害关系就产生了,不能客观看待,那文章就不被看在眼里了,这就是刘勰所说的“贱同而思古”或“贵古贱今”。这一现象多有学者谈及,在刘勰之前,刘安主编《淮南子·修务》说:“世俗之人,尊古而贱今。”王充《论衡·超奇》篇说:“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在刘勰之后,白居易《与元九书》:“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他以韦应物为例,韦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这些说明了“贵古贱今”、尊远贱近,是人之大情,是品人评文中的普遍现象。刘勰把这一点看成是“披文入情”的一大障碍。

(2)崇己抑人。“崇己抑人”或“文人相轻”是“文情难鉴”的第二种原因。刘勰以班固、曹植为例说明此点。刘勰说:“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第一个例子是班固嗤笑傅毅的问题。刘勰可能是从曹丕《典论·论文》借鉴来的,曹的文章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这“下笔不能自休”的嘲笑是怎么回事?查《后汉书·傅毅传》:“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由此看来,傅毅在文学史上似乎没有留下太多佳作,可能是因为他太看重歌功颂德,没有反映现实生活,但文才还是不错的。班固自己也在朝廷上,所作的赋无非也是歌功颂德,他有什么理由嗤笑傅毅?原来傅毅曾因《洛阳赋》被拜为郎中,迁为兰台令史,但后来所作的《反都赋》内容文字重复《洛阳赋》,这才被自恃甚高的班固嗤笑为“下笔不能自休”。班固批评傅毅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背后嗤笑就显得过分了,的确是“文人相轻”。

至于陈思王曹植议论陈孔璋、丁敬礼和刘季绪三件事情,均见曹植《与杨德祖书》。对于陈琳(字孔璋),曹植说:“以孔璋之才,不闲(娴熟)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写文章)盛道仆(指曹植)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曹植认为陈琳对于赋体不够娴熟,硬要说自己与司马相如风格一样,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狗。而且前次,曹植也已有文章批评他。陈琳反而觉得曹植诗赞美他。这件事很可叹。曹植真怕后来的人会嗤笑他。应该说曹植论陈琳之才,是很允当的,而且光明正大,不是随便议论,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可刘勰把曹植对陈琳的批评视为“崇己抑人”、“文人相轻”,这个看法就未必是正确的。丁廙(字敬礼)是曹植的朋友,《与杨德祖书》中说:“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刘勰也把曹植评丁敬礼的这段话,当作“文人相轻”的例证,也不知他是何意思。是不是他把曹植批评陈琳与赞扬丁敬礼对比起来看,说曹植一方面赞扬跟自己关系好的;另一方面批评跟自己关系比较淡的人,这不太正常?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评论当时几位作家,都是比较客观的、得当的。刘勰所举的例子并不合适,但他讲的“文人相轻”的事情的确是“文情难鉴”的原因之一。

(3)信伪迷真。“信伪迷真”是“文情难鉴”的第三种原因。刘勰以楼护为例,说:“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咨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以上所言,并无事可考。不知刘勰当时有什么资料根据。但人们在鉴赏中“信伪迷真”的情况是有的。

以上三点是人为的原因,属于鉴赏过程中人为的障碍。鉴赏者只要端正态度,排除私念,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4)形器易征,文情难鉴。这一点是刘勰基于鉴赏客体的复杂性而提出的。刘勰认为,就是普通的物体,有时候都很难甄别,何况是具有情感性的文学呢!刘勰说,麒麟、凤凰和獐子、野鸡相差甚远,珠玉与碎石也大不相同,光天化日之下,谁的眼睛都可以看清楚它们的形状。然而,鲁国的家臣把麒麟当成是獐子,楚国有人把野鸡认成是凤凰,魏国的农夫把夜光宝珠看成是怪石,宋国的旅客把燕国的碎石当成是珠宝。由此可见,本来有形之器容易验明,还发生这些错误,那么文章是蕴含情感的事物,谁敢说容易分清优劣呢?事情的确如此,文学作品作为鉴赏的客体是很复杂的,古人反复提出的“言不尽意”、“文外重旨”、“意在言外”、“韵外之旨”等情况,或本篇所说的“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等情况,说明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很难说清楚、讲明白的。有的诗篇或诗句为什么会产生多种多样的解释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诗篇或诗句本身可能有多重所指。

(5)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文情难鉴的原因,除了鉴赏客体的复杂性以外,还有鉴赏主体方面的原因。刘勰说:“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者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这段话包含了三个意思:一是指人的性格不同,如慷慨者、蕴藉者、浮慧者、爱奇者等,对于作品的格调各有各的喜好;二是指人们所站的位置不同,不能全面地把握作品,出现“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情况;三是鉴赏者主观情绪的偏颇,合自己口味的就称赞,不合自己口味的就反感,各人持片面的见解,去衡量变化万端的作品。这就是所谓的“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总之是说鉴赏者个性和性格不同,审美趣味不同,对作品会有选择和排斥,会有不同的理解等。

上面四、五两点是说鉴赏客体和主体的复杂性,是很难避免和克服的,这是“文情难鉴”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