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与“文”和“质文”这几个词在《文心雕龙》中出现的次数很多,散见于各篇。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处。

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颂赞》)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情采》)

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情采》)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通变》)

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通变》)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时序》)

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时序》)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知音》)

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程器》)

以上九处出现了“文”与“质”相对,或“文质”并提,有谈体裁的,有谈作品的,有谈创作的,有谈欣赏的,其中《时序》篇两次出现“质文”并提,我觉得这些地方各自有其含义,又都可以互文见义。作家有文或质的区别,作品亦有文或质的区别,创作要文与质的结合,欣赏者喜好不同,或喜文或喜质。刘勰以“质文”的角度论作品、创作、欣赏等,这就使他在论文学发展的时候,也采用“质文”的角度,从而提出“文质代变”、“文质沿时”的观点,从而把这种归纳看成是文学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进而说明文学的发展就是质与文的变化,或由质到文,或由文到质,或文质并重。当然某个时代的文学出现“质”或“文”的形态和格调,一定有其时代的、社会的原因在起作用。所以我认为《时序》篇重点在说明“质文代变”的规律及其原因。

“质文”最早似来源于《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质地、实质、质朴,即有道德;文,是文饰、文华、文采,即有才华。孔子的意思是,一个人既要有道德上的质朴,又要有礼貌上的文采,那么这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了。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第一次把“文质”用来形容作家的内在品质。刘向《说苑·修文》:“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质美也。”把“文质”转而用来说诗歌的美。

刘勰深深受到孔子、司马迁、刘向等人说法的影响,用“文质”来表明他对文学的价值理想,最好的作品就该是“文附质”、“质待文”,即文质相副。而文学的变化和发展则往往是“质文沿时”,有的时代倾向于“质”,有的时代倾向于“文”。刘勰的这种思想在上面所引《通变》篇的文字已表露无遗:“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通变》)在刘勰看来,从古及今,文学的变化是走着一条由质到文的路线。刘勰在《时序》篇的“十代九变”的叙述,也沿用了《通变》篇的思路,所不同的是他强调“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即随着时代的变化,文章也按照或质或文的规律发生变化。[6]上面所引刘永济的关于“十代九变”的叙述,基本是按照“质文代变”的思路。这里,我们还可以根据刘勰的原文,进一步加以说明。如从唐尧时代的歌谣的质朴,到虞舜时代文学转为“雍容之美”,所谓“心乐而声泰”,这是从质到文的变化。夏、商、周三代之文,由歌功颂德到又怒又哀,似乎是从文到质。战国时代,诸子兴起,“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尚雄辩,楚富丽辞,这是从质到文的发展。东汉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渐靡儒风”,于是由丽词而为儒文,是又一次从文到质的演变。汉末大乱,诸侯争雄,战争频仍,“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曹操父子,“雅爱诗章”,出现了“梗概而多气”的建安文学,似乎出现了质文并重的局面。两晋时期,文家承袭前代文风,但苦其“轻淡”,出现了“结藻清英,流韵绮丽”之文,这又进入到一种由质到文的过程,这种过分的绮丽的“文”的倾向,正是刘勰所担忧的。正是在这个从质到文或从文到质的关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叙述中,刘勰得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的结论。这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