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对于在其之前的文学史,既作了简要的“质文代变”的描述,准确地指出其特点,又分析其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要言不繁,是不容易的。例如,对建安文学的特点,用“梗概而多气”来概括,是很得体的,后代的文学史家纷纷加以征引。特别重要的是,对于文学“质文代变”、“质文沿时”的发展与变化的原因,刘勰也做了恳切的分析,具有理论价值。

在《时序》篇中,作者对文学变化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分析和概括,形成了一个有联系的系统,即政治教化、社会心理、学术风气、文学继承、君主提倡和个人天才等六个因素。

(1)文学变化与政治教化。在刘勰看来,政治是否清明,是文学发展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以唐、虞到夏、商、周三代为例,讲治世之音和乱世之音的不同。治世之音,“心乐而声泰”、“勤而不怨”、“乐而不**”;但乱世之音则“怒”且“哀”。所以刘勰总结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所谓“风动于上”,指政治的变化,而“波震于下”则指文学随政治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认识,揭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物感”论又进了一步,“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只看到了文学与自然事物的关系,是不够的。单纯的感物,并不能说明文学发生的原因,因为人处在社会关系中,而这种社会关系又以政治关系为最重要。刘勰这种看法,实际上揭示了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但这并不是他的发明,前人早已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文学变化的原因。这一点本文开头已经谈到了。

(2)文学变化与社会心理。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里所说的“世情”和“时序”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理解得宽一些,那就是把上面所说的政治状况、社会状况、学术风气、君主的提倡等,都可以包括在里面。但也可以理解得窄一些,“世情”就是“世态人情”,“时序”即时间的次第、先后,因此用现代术语说,也可以把“世情”和“时序”理解为一种在一定时间内人们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对文学变化的作用最为直接,经济、政治对文学的作用都要通过社会心理这个环节。如屈原、宋玉等的辞赋,文思瑰异,辞采华丽(“故知炜烨之奇异”),其直接原因是“出乎纵横之诡俗”。这里所说的“纵横之诡俗”是指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合纵连横”成为一时的社会时尚,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在社会上流行,可以说当时街谈巷议,人心思变。连屈原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个纵横家,他主张连齐抗秦,未被采纳,内心不平,这样他写出丽辞诡诞的篇章也就可以理解了。像《离骚》那种上天下地,上下求索,是政治上合纵连横的艺术表征。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7]又如,东汉时期,崇尚经学,明帝在太学学习礼仪,章帝则到白虎观讲论经义,这就影响到社会心理,崇儒成为一时之风气,所以“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再如,建安风格的形成,也是社会心理的作用。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群雄割据,战争频仍,百姓哀怨,文人武士,想建功立业,统一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为百姓代言,又急切地想收拾残局的人物。这时候的社会心理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反映到文学上则是“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世乱、风衰与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社会心理常常是一个对立因素的结合体,所以它对文学的作用也是辩证的。再如东晋时代,“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这也是社会心理的作用所形成的反差,时世—艰难,文学—平和。这如鲁迅所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8]

什么是社会心理?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缺少完整的界说。他有时把社会心理说成是没有经过思想家加工改造过的普通社会意识,表现为“一切习惯、道德、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以及人们的“情绪”、“情感”和“趣味”,有时又说社会心理是“一定时间、一定国家的一定阶级的主要情感和思想状况”、“流行的情趣”、“社会舆论”、“风尚潮流”等。我们认为,完整的社会心理概念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自发形成的人们的社会性知觉、情绪、愿望、需要、兴趣、时尚等的总和,它的基本特征是原始性、群体性、易变性和无意识性。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两个不同层次的形态,意识形态是特定的阶级的职业思想家(也可以是作家)从低级的认识素材中,经过研究、加工和提炼,而提出来的系统的理论形态,它有明确的对象分工,如哲学、经济学、宗教学、法学、文学等。社会心理是未经思想家加工过的,带有原始性、混沌性的特征,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知觉或流行的情绪,未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而且它以整个社会的境况为对象,没有分工,是混沌一体的。由于上述特点,它常常表现出非系统化、非逻辑化、非理性化的亚特征。也正因此,它更贴近人们的生活经验,它显得比意识形态更具体、更生动、更丰富、更多样。虽然如此,一定社会语境中的社会心理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例如,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中流行的一句俗语: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不是什么理论,写不到正式的文件或社论中,它不是意识形态,但它很生动,反映了当前人们的某种社会心理,即从过去那种认为讲钱是庸俗的心理中摆脱出来,正视金钱对人的重要性,讲金钱的重要,已不是什么可耻的事,甚至在某些人那里有金钱越多越好的意思在内,因此它是有倾向的。同时这种社会心理完全是经验化的,每个人对此都能说出许多体会来。社会心理的这种原始性、经验性和具体、生动、丰富、多样的特点,使它与文学艺术产生更直接的关系,更能为文学艺术所把握。许多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把握,一般不是从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层面出发,而是从社会心理的层面出发,所以有时就出现这种情况:作家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可他笔下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又另是一种。巴尔扎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本来他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就他的意识形态而言,应该是属于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照理他的同情注定在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由于巴尔扎克强烈地感受到当时流行的社会心理,即大地主阶级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一旦他拿起笔,“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巴尔扎克对当时社会心理的正面接受,使他的作品成为了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无尽的挽歌。这一例子说明了社会心理不同于意识形态,也说明了社会心理比意识形态更直接作用于文学创作。上述两点,即文学变化中政治教化和社会心理,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教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心理则属于意识形态氛围,两者密切相关,但又有层级的区别。在刘勰生活的年代,他不可能有这样系统的理论,但他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表述,模糊地感到了这个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

(3)文学变化与学术文化。中国的学术文化无非是儒、道、释及其分支。在刘勰看来,这些学术文化的新状况,也会影响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如《时序》篇谈到“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儿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汉孝武帝推崇儒家学术,影响所及,文学也兴盛起来,作家们都得到重用。又如谈到西晋谈玄之风对文学的影响:“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这是说谈玄之风“流成文体”,即世道艰难,可文章的内容反而显得平和宽舒。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反差呢?这都是由于玄学文化影响的结果。

(4)文学变化与继承作用。刘勰认为,文学的发展有“通”与“变”两个方面。“通”近似于现在我们说的“继承”;“变”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革新”。他认为,文学发展过程中既要“祖述”前人、借鉴先哲,同时又要“变”化,发展为“新声”。刘勰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他认为文章体裁及其名理而言,这是有常的、恒定的,但“文辞气力”则是变化的。通是变的基础,变是通的目的。变通是不可分离的。他把《通变》篇的这个道理,用在《时序》篇来解释文学发展中的承继关系。他说的就是如说屈原“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则他们的“艳说”,则“笼罩雅颂”。意思是借鉴于《诗经》的雅颂。从西汉初到汉成帝,有百年之久,“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这里所说的“笼罩”和“祖述”都是对前代文学继承的意思。文学的发展当然要“日新其业”,要不断有新声。但凭借故实和经典,新声才能有不竭的源泉。

(5)文学变化与君主提倡。本篇所罗列的君主很多。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到周文王、周太王、周幽王、周厉王,然后是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汉安帝、汉灵帝到汉代最后一个帝王汉献帝,然后是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然后是晋宣帝、晋景帝、晋文帝、晋武帝、晋怀帝、晋愍帝,然后是东晋元帝、晋成帝、晋康帝、晋穆帝、晋哀帝、晋孝武帝、晋安帝、晋恭帝,然后是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然后是齐高帝、齐武帝、齐文帝、齐明帝。总共列了五十位帝王,可能令人以为刘勰所写文学史是帝王文学史,其实不是。这里有几种情况:有的纯粹是为了纪年,有的是作为时代背景,有的是作为作者。真正有意义的是由于帝王君主的提倡,而使文学受到呵护,文学兴盛起来。如说“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儿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汉武帝提倡礼乐,在柏梁台上和朝臣开宴联句,在黄河堤上作了忧民的诗,优待许多儒生文人,于是文学兴盛起来。又如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6)文学变化与个人天才。刘勰十分看重“才”。《体性》篇说:“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才、气、学、习这四者是刘勰所看重的。先天的才华,后天的习染,都是为文所不可缺少的。对于“才”刘勰有各种说法,如“才力”、“才分”、“才气”、“才华”、“才性”、“才高”、“才情”等。因此,他在谈文学的变化时,不能不把才华看成是文学演变的因素之一。如刘邦的《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所谓“天纵”即天使之然,是天才的作用。

上述六点构成了一个促使文学变化的外部和内部的系统。这些道理,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的,似乎没有多少新意,但在刘勰生活的时代,他是第一位如此全面论述这个问题的人,因此是难能可贵的。

(原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有改动)

[1]《孟子·万章下》,见《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页。

[2]《礼记·乐记》,见《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1页。

[3]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242页。

[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3~244页。

[5]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8页。

[6]对“质文代变”一语,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解释为时代有质有文,有的学者解释为文章有质有文的变化。本文采用后面一说。

[7]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见《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8]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