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状况:一致中的不一致

《时序》篇主要讨论文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但这种讨论不是刘勰的首创。早在《孟子》中,孟子就提出了“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清楚地说明了诗歌与时世的联系。又《礼记·乐记》中也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也。”[2]

《礼记·乐记》的重点在说明时代的政治与音乐的关联,也是很有见地的。《毛诗序》中除了继承了《礼记·乐记》的思想外,也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俗殊,而变风变雅作矣。”这是说明一代的诗风与一代的政教变化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讲文学发展与时代的联系。刘勰显然是继承了前人的这些观点,并加以系统地发挥,形成了《时序》篇的论述。

近代以来关于《时序》篇的研究很多,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在一致中又有不一致。这里主要评述三家的研究。

(2)郭绍虞的“文学史观”论。郭绍虞认为《时序》“是一篇关于文学史方面的专门论文,它集中地反映了刘勰的文学史观,比较全面地叙述了自陶唐至齐代的文学发展过程……作为刘勰的文学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社会现实,影响、决定文学的发展;时代的政治,必须要反映在文学创作当中。所谓‘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一观点,贯串在全文的具体论述中。从这一观点出发,刘勰叙述了每个时代的文学,举出一些代表作家或代表作品,来说明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面貌和特色……文学的发展是受社会现实制约的。同时,文学本身有自己的内在发展规律,即前后继承的关系。这一观点在本文中表现得也很明显”。[4]郭绍虞强调的重点是刘勰的文学史观念,即认为文学发展既有社会现实的影响,也有文学本身前后的继承关系,刘勰并不是完全客观地叙述文学的历史发展,对其中的一些作家及其作品依据自己的文学观加以褒贬。郭绍虞的论述当然是有道理的。

(3)刘永济的“文章风气”论。刘氏曰:“本篇总论十代文运升降之故,文皆顺序,区段分明。然赞有‘辞采九变’之言,详审篇旨,盖除宋齐不论外,自上古至两晋,文章风气,约有九变也。今释如后:陶唐世质,民谣朴野,及虞廷赓歌,有雍容之美,乃心乐声泰之文,此一变也。三代之文,由咏功颂德,变而为刺**讥过,此二变也。战国诸子朋兴,齐楚称盛,齐尚雄辩,楚富丽辞,皆出纵横之诡俗;西汉文变虽多,不外屈宋余响,此三变也。东汉中兴以后,顺桓以前,稍改西京之风,渐靡经生之习,由丽辞而为儒文,此四变也。灵帝以后,学贵墨守,文亦散缓,其时作者,类多浅陋,比之俳优;文章风气,由盛而衰,此五变也。汉末大乱,民怨沸腾,魏武雄兴,志存戡定,文帝纂业,雅好词华,影响所及,文风亦慷慨而多气,此六变也。魏明以后,玄言渐盛,慷慨之气,至此稍衰,‘篇体轻澹’,此七变也。西晋承流,文家苦其轻澹,乃有‘结藻清英,流韵绮丽’之文,此八变也。元帝南渡,君臣晏安,士气颓废,加以玄风大扇,故‘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此九变也。”[5]刘永济之论完全按照刘勰叙述的“十代九变”的文章发展历史,加以论列,看出社会时代的变迁如何影响文章风气的变化,这是符合刘勰的原意的。但这文章风气是什么呢?似乎刘永济没有完全点破。

以上三家之说具有代表性,他们的一致处在于肯定了文学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但又各有强调的方面。实际上,刘勰此篇论文学的发展、兴废,似乎什么都说到了,但强调什么呢?仍然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