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对“隐秀”的文论和美学内涵的有不同理解。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四说:

第一,修辞说。自清代以来,把“隐秀”解释为“修辞”,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看法,至今仍然有许多人持这一看法。大概从清人黄叔琳等开始,仅仅把“隐秀”看成是两种修辞手法,他们把《隐秀》篇与陆机《文赋》中的一些句子相类比,如“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认为“隐”就是含蓄,“秀”就是“警句”。如黄叔琳眉批:“陆平原云,‘一篇之警策,其秀之谓乎?’”[4]其后黄侃、范文澜等都持这一看法。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言含余意,则谓之隐;意资要言,则谓之秀。隐者,语具于此,而义存乎彼;秀者,理有所致,而辞效其功。若义有阙略,词有省检,或迂其言说,或晦其训故,无当于隐也。若故作才语,弄其笔端,以纤巧为能,以刻饰为务,非所云秀也。”[5]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隐秀》篇,“重旨者,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陆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隐之谓也。独拔者,即士衡所云‘一篇之警策’也。”[6]都是认为“隐秀”问题是修辞技巧问题。在现代把这个观点说得最为明确的是周振甫:“隐就是含蓄,有余味,耐咀嚼。秀就是突出,像鹤立鸡群,是一篇中的警句。隐秀就是修辞学里的婉曲格和精警格。”[7]

第二,风格说。刘师培在《论文章有生死之别》的讲题中说:“有警策而文采杰出,即《隐秀》篇之所谓‘秀’。”又说:“刚者以风格劲气为上,柔以隐秀为胜。凡偏于刚而无劲气风格,偏于柔而不能隐秀者皆死也。”(见罗常培记录《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8]刘师培的意思是,“风骨”与“隐秀”是两种对立的风格,一偏于刚,一偏于柔。另外傅庚生在《文学赏鉴论丛论文学的隐与秀》一文中谈刘勰的《隐秀》篇时说:“这篇的主旨,不外两层意思:第一是论文学的风格有‘隐’与‘秀’的不同;第二是说隐可以‘润色取美’,秀却要‘自然会妙’。”[9]詹锳也主张风格论,但认为“‘隐秀’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风格类型。它具有‘隐’和‘秀’两种相反的而实相成的特点。《隐秀》篇说:‘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秘响旁通,伏采潜发’和‘状溢目前’是不是矛盾呢?表面上看来有点矛盾,但还是可以统一起来。因为‘隐’主要指篇而言,‘秀’主要指句而言。‘隐秀’这种风格是由‘隐篇’和‘秀句’所组成的。”[10]

第三,艺术表现方法说。钟子翱在《刘勰论写作之道》中认为,“隐秀”是含蓄与突出两种艺术表现方法。认为文章要做到“有隐有秀”,实际上是把隐与秀看成相互为用、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两种艺术表现方法……秀侧重于形象鲜明,隐侧重于意义含蓄,二者结合起来,就能刻画出生动如绘又意蕴丰富的艺术形象。”他的这一说法与后面介绍的意象说相呼应。

第四,意象说。持此论的主要代表为郁沅,如其认为《隐秀》篇集中论述了意象的特征,就意的方面而言是“隐”,就象的方面来说是“秀”,所谓“隐”就是“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或称“复意”,即认为意象中的意具有多重性。所谓“秀”,就是“篇中的独拔者也”认为“秀”不仅是指篇中的佳句秀句,而且是指十分成功的、具体生动的形象描绘。

不难看出,以上四说,前两说主要从文学作品的语言立论,认为是属于语言和文体层面的问题,后两说则从语言层面延伸到作品的艺术形象层面。我的看法接近第三、四说,但又有不同。我认为,应该再进一步把“隐秀”延伸到中国传统的美学层面,就是说“隐秀”已经是中国美学和文论的最重要的范畴——意境说的准备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