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秀》篇是不是残篇伪作,目前还有争论。清代流行的看法认为,《隐秀》篇是明人伪作,主要证据有三点。第一,清代学者纪昀认为“此一页词殊不类,究属可疑”,“似乎明人伪托”,即篇中一些用语似乎与刘勰时代的用语不合。[1]第二,黄侃发现,南宋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中还引过这篇中的话:“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可是这两句不见于今天的《隐秀》篇中。那么流行的《隐秀》篇是为赝品无疑。[2]第三,刘永济又发现,流传的《文心雕龙》本有“文中有‘彭泽之□□’句,此彭泽乃指渊明。然细检全书,品列成文,未及陶公只字。盖陶公隐居息游,当时知者已鲜,又颜谢之体,方为世重,陶公所作,与世异味,而陶集流传,始于昭明,舍人著书,乃在齐代,其时陶集尚未流传,即令入梁,曾见传本,而书(指《文心雕龙》——引者)成已久,不及追加……适足成伪托之证。”[3]根据以上三点断定本篇的大部分为明代人所补。这个说法从清人纪昀开始,成为一种主流的说法。但近人詹锳和周汝昌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张戒所引这两句不足为凭。张戒还引过刘勰的“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原话也无法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查到。张戒只是大体上用了刘勰的意思。他们还一一说明《隐秀》篇的用语在刘勰之前也是有人用过的,并非明代人才有的句式。詹锳近著《文心雕龙义证》对此有详细介绍,可参看。他们所讲,是有道理的。引人之文,按自己的记忆引大体的意思,这种情况不但在古人那里有,就是在今人这里也有。张戒引文出错,也不是不可能的。真伪问题目前还难以断定。值得庆幸的是《隐秀》篇所谓“残留”下来的段落恰好是关键的文字,还能看出刘勰的基本思想。因此根据这些段落对“隐秀”问题作出研究,虽然要受到一些影响,但仍然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隐秀”是中国古代文论、美论中独特的、重要的范畴,它提出了“文外重旨”说,思想很深刻,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其美学内涵值得我们好好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