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启功先生说:“汉字是单音节而且有声调高矮的变化,这就影响了汉语诗歌语法的构造。我常说汉语的诗歌像是七巧板,又如积木。把汉语一个字一个字拼起来,就成了诗的句子。积木的背面是有颜色的,摆的时候照着颜色块的变化来。由单字拼合成诗句,它也有个‘颜色’问题,就是声调的变化,汉语诗歌特别重视平仄、高矮高矮相间,如同颜色的斑斓,这样拼成的诗句才好听,才优美。”[1]又说:“汉字的字(词)不但在数目增减上有活跃性,而且在音调上也具有抑扬的灵活性。二者相乘,使得普通的表意的汉语和美化的艺用的汉语,平添了若干倍的功能。”[2]

问题是,古代汉语具有平仄的区别以及两者可以在写作中交错使用,增加作品语言的音乐美,那么,对此问题的认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一般认为对于汉语四声的区别的认识,和对汉字声音抑扬的运用,是从汉魏时期开始的。葛洪的《西京杂记》第44条记载:“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3]司马相如身处西汉,他在创作赋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赋的语言不但要有像锦绣般那样华丽,而且还要讲究朗读起来时的声音的抑扬顿挫之美,即以一宫一商交织成一经一纬,做到能悦耳动听。这里他已经意识到字音的高低起伏的问题,但还没有意识到汉语中的四声问题。

启功先生据《世说新语》“伤逝十七”说“王仲宣(王粲)死了,为他送葬的人因为死者生前喜欢学驴叫,于是大家就大声学驴叫。为什么要学驴叫?我发现,驴有四声。这驴叫有ēng、éng、èng,正好是平、上、去,它还有一种叫‘打响鼻’,就像是入声了。王仲宣活着的时候为什么爱听驴叫?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发现了字有四声,驴的叫声也像人说话的声调”。[4]启功先生的发现很有意思,但我认为这是讲课时的玩笑,不足为凭。但启功先生说“注意到汉字的四声,大概是汉魏时期的事”,则是可以相信的。如释慧皎《高僧传》十三《经师论》云:“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我国音韵学在魏晋时期的确得到发展,第一部韵书《声类》是李登著的,它开始用宫商角徵羽五声来分别字音。孙炎的《尔雅音义》开始用反切注音,吕静编《韵集》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汉字字音的认识,这就为后来的四声的发现及运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另外,晋代一些文论著作,都注意到写作与字音的关系。如陆机《文赋》中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帙序,故淟涊而不鲜。”[5]这是《文赋》中谈到为文时需注意声韵的一个段落。意思是说,事物的形态总是多姿多彩,文体也不断变化。立意需注意巧妙,用词也需妍丽。至于字音和声调的变化,就像五色相间那样相互配合。虽然取舍没有定规,但实在很难安排妥帖。如果明白变化,就好像开通河流容纳百泉。如果不按照韵律胡乱搭配,那么就会首尾颠倒。把五种颜色随意乱配,那就会污秽而不新鲜了。可以肯定的是,陆机已经意识到字有声、韵,写文章是必须把声韵搭配好的,就像五彩斑斓那样,才能使文章漂亮起来。但陆机仍然没有认识到汉语四声的问题。

到了刘宋时期,沈约撰《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犹)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6]启功先生对此段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摸到五言律调是从《宋书·谢灵运传论》开始的。”范晔也提出了语言中的“宫商”和“清浊”的区别,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自序》里说:“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会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7]范晔这里所说的“宫商”和“清浊”,已不是古代就有的乐律中的事情,而是作文中对语言声音的讲究,所以才有“观古今文人,多不会了此处”的话。但范晔的进一步的研究则没有留下来,谢、庄的声律研究也不可考。如果说,以上这些关于声律的论述,关注了汉字声律对写作的重要性,但对于汉字的声律本身却还是一种朦胧的认识的话,那么到了南齐时期,伴随汉语四声被发现,进入了对汉语声律规律的自觉的认识时期。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宋时期周颙著有《四声切韵》,这可能是最早的一部声律的专著,周颙也可能是发现四声的声律论研究专家之一。与周颙的同时或前后的是沈约。沈约撰有《四声谱》,《梁书·沈约传》说:“……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尽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8]这就是说,沈约已经写了《四声谱》,但梁武帝对此不感兴趣。关于四声发明的原因,陈寅恪发表了《四声三问》,认为汉语四声的发明是由于受当时佛经转读的影响:“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 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tta,二曰Svarita,三曰Azuda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具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k, p, 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9]长时间以来,学界都认为陈寅恪的说法是不刊之论,历来受到重视。但反对陈的观点的声音也很多,认为汉语四声的发明与佛经转读无关,有的论者认为四声的发明是前人声律研究累积到一定时候的必然结果;有的认为是这种发明来源于民间,只是思维方式上受声明论的影响。但显然,关于四声发明的原因,由于历史上无确凿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且是一个纯音韵学遗留的历史问题,应该由音韵学家去解决,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本文特别关注的是与四声发明相关的一个问题,即四声在文学创作中是如何被自觉应用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上面引述的沈约撰《宋书·谢灵运传论》那段话,再根据《梁书·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10]这两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早在曹魏时期的曹植、王粲等人,即十分注意汉语的音韵美问题,而在“齐永明”时期,为文作诗已经自觉地运用了四声,代表人物是王融、谢朓、沈约。永明年间骈体文的流行,诗歌方面“永明体”的形成,显然都与四声的自觉运用相关。至此,汉语的四声在诗文中的运用,为当时与隋唐时期的文学带来新变,特别是为唐代律诗的形成,准备了声音平仄相间的条件与可能。这是中国诗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刘勰的《声律》篇就是在这种背景中提出了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