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三准”主要是对镕意而言的,那么“裁辞”就是对辞的艺术处理来说的。刘勰对“裁辞”的看法比较通达,他认为繁与简各有好处,这要根据各人的创作个性来决定,他说:“谓繁与略,随分所好”,“镕裁而晓繁略”,“分”即“性分”,也就是个性。繁与略都可以,只要适合作家的个性。尊重个性的选择是刘勰的一贯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关于词语的繁与略的问题,刘勰在《征圣》篇就提出了“繁略殊形”的说法。他一方面称赞“《春秋》一字以褒贬”,认为这是“简言以达旨”,同时也肯定《儒行》“缛说以繁辞”,认为这是“博文以该情”(详情以包众意)。这里所说的《儒行》是指《礼记》中的一篇,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评曰:“据《礼记·儒行篇》郑注,则孔子所举十有五儒,加以圣人之儒为十六儒也。故曰‘缛说以繁辞’。”这就是说,刘勰认为,对“繁略”的问题要具体的分析,根据具体的情况和需要,加以变通和运用。有的内容因各种原因不宜繁复,那就要简略,如《春秋》是一个历史纲要,“《春秋》一字以褒贬”,“郑伯克段于鄢”,一个“克”字,就揭露郑庄公把兄弟当敌人的事实,这叫“春秋笔法”。但有的内容本身容量比较大,或因艺术上的需要,就可写得繁复而丰赡。刘勰举的例子是《礼记·儒行》,因为要介绍儒者的行为操守十六种,不繁复就做不到。另外一个例子是《诗经·豳风·七月》,这首诗是《诗经》里最长的一篇,它描写了当时的奴隶一年四季悲惨的桑农生活,必须要把一件事一件事罗列开来写,所以需用繁复的笔法才能展得开。这两个例子都是因为内容的关系,而采用繁复的写法。把刘勰的《镕裁》和《征圣》两篇联系起来看,繁略的问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看作家的个性(“性分”)是喜欢丰赡还是喜欢简约。这一点历代有见识的文论家也是这样看的,如清代李渔《闲情偶记·词别繁减》认为:“文字短长,视其人之笔性。笔性遒劲者,不能强之使长。笔性纵肆者,不能缩之使短。”如同中国画,画家性格不同,所选择也不一样,有的画写意画,有的画工笔画。第二看作品的题材是繁复还是简单。这一点历代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如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夫文贵于达而矣。”又金代王若虚《新唐书辨》:“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证,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交。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如清代顾炎武《日知录》有“文章繁简”一篇,认为“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其《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这些论述发挥了刘勰繁略论,意思是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是繁是略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在“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和“繁略殊形”的总的前提下,刘勰在本篇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要“善刪”;第二,要“善敷”。“善删”即“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这句话很有深意。就是说,善删的人虽然把多余的字删掉了,而其意则完整地保留下来,不会因字句删削而伤害了意义的表达。甚至“一章删成两句”都是可以的,但不“善删”的人“字删而意缺”,这一切还是与人的才性有关,只有“才核”的人,思维简洁,删字而不删意,反而更见含蓄,更意味深长。“善敷”即“思赡者善敷”,“善敷者辞殊而意显”,这句话也有深意。意思是说,善于敷陈的人,尽管用了许多不同的词句,不但不显累赘,其意义则更显豁。甚至“两句敷为一章”也是可以的,但不“善敷”的人则“辞敷而言重”,当然这也与人的才性相关,“思赡”者才能“善敷”。总之“善删”与“善敷”的总的要求是“权衡损益,斟酌浓淡”。

(2009年12月30日又改,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刘勰:《文心雕龙》,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44页。下文所引《文心雕龙》句,均见范注本,不另注。

[2]陆机:《文赋》,见《文赋集辞》,张少康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3]陆机:《文赋》,见《文赋集辞》,张少康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4]《隋书》列传第三十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4~1545页。

[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6]对“镕”字的含义,参考了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一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

[7]王念孙:《广雅疏解》,卷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