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刘勰的《情采》篇的确如王元化所述,是“情志互渗”,似乎是《诗》《骚》两种传统的融汇,但是我们还是要简要地通过对中国文论发展历史的考察,来看刘勰的“情采”说是属于汉代经学的教化论,还是属于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的讲“气”、讲“丽”的审美论?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观念的确出现过一次转型,从道德教化论转到“缘情”的审美论。诚如鲁迅所言:“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变化。”[6]那么究竟起了怎样的变化呢?鲁迅认为,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文章清峻、通脱。曹丕则主张“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7]当然,魏晋风度的出现,不仅仅是文章风格的变化。在文章风格的变化后面,是文学观念的变化。汉代儒家的经学文学观念在解读《诗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有鲁、齐、韩、毛四家解诗,前三家属于今文经学,后一家属于古文经学。但这四家解诗并无根本不同,四家都是用“美刺”解诗,立意在说明诗不过是王道政治和礼俗风教之工具。不论是什么诗,都不过“美刺”两端,而且这两端都是符合王道政治和礼俗风教的。目前保存得比较好的《毛诗》,几乎每一篇都要点明是“美”还是“刺”,这种“美刺”即所谓的“顺美匡恶”,都不离“王道”、“礼义”与“政教”。所以在汉代经学兴盛时期,虽然表面上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毛诗序》)。但一具体到解释作品时,就暴露了他们所讲的“志”与“情”,不外乎还是王道、礼义、政教,如同是在《毛诗序》中前面说了“志”与“情”,后面解释《关雎》时却说:“《关雎》,后妃之德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意思是此篇赞美后妃的美德,赞美她心胸竟然如此开阔,为自己那做君主的丈夫能与淑女相配而高兴至极,不但无丝毫嫉妒之心,还为此感到思贤若渴。这种对于诗的意义的曲解,完全反映出诗人的个性、情感和语言并没有进入这些经学家的视野。汉代经学家的文学观念的泛政治化由此可见一斑。

汉末魏初,随着社会的动乱,经学的式微,这种文学观念开始发生变化。魏代的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诗人的个性、气质,语言文字的表达,被突出地提出,这不能不说是文学观念的大转变,是对文学理论的新发展。所以鲁迅说: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8]

《情采》篇首要的是“情”字,“情”字在《文心雕龙》里出现一百四十多次。本篇共出现十余次,其中特别突出的有“情”字的句子如下所示。

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五情发而为辞章;

文质附乎性情 ;

辩丽本于情性;

情者文之经;

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

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

为情者要约而写真;

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情”字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如此频繁地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许可以说这是真正的、文学自觉的标志。从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和“诗赋欲丽”的说法,到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的新见,再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国诗论从道德教化的工具论,到抒发个人情感的审美论的转折过程。《情采》篇是强调诗“缘情”的审美论的成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为什么说刘勰的“情者文之经”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审美论的成熟呢?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审美就是情感的评价。当人们不是通过认识的眼光,而是通过情感的眼光来评价周围的事物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一种判断—这是美的,那是丑的;这是崇高的,那是卑劣的;这是悲剧,那是喜剧;等等,这就进入了审美的境界。汉代儒家的“美刺”论,以儒教的教化理论去判断周围的事物,必然以儒家的理性为标准,产生这是值得赞美的,那是值得讽喻的判断,这是一种非情感的理性的判断。刘勰提出“以情关物”,提出“情者文之经”,提出“为情而造文”,这就意味着从儒家的理性的判断转向情感的判断,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刘勰这里审美论趋于成熟。虽然刘勰也讲理,认为“理者辞之纬”,但刘勰显然认为经线比纬线重要,所谓“经正然后纬成”,情是第一位的,理是第二位的,理是情的补充、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