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采》篇的研究虽然不太充分,分歧不多,但前人的研究仍然有参考的价值。这里综述以下三种不同角度的研究。

(一)“情采”主从说

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篇的关键词是“情”与“采”两个字。长期以来,一般的论者研究《情采》篇也就在“情”与“采”的主从关系上做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是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

舍人处齐、梁之世,其时文体方趋于缛丽,以藻饰相高,文胜质衰,是以不得无救正之术。此篇旨归,即在挽尔日之颓风,令循其本,故所讥独在采溢于情,而于浅露朴陋之文未遑多责,盖揉曲木者未有不过其直者也。[1]

黄侃的意思是说,当时文坛文风不正,重视辞采而轻视情感的表达,结果是作品空有辞采而缺乏充实的情感内容。刘勰为了纠正这种“文胜质衰”的弊端,拼命讥讽“采溢于情”的作品,对于“浅露朴陋”之文倒是放过不管了。意思是说,刘勰强调“情”是主,“采”是从,主从不可颠倒。黄先生之论我认为是对的,既然是“情经辞纬”,“经”当然是主,“纬”自然是从。但他只看到了刘勰写此文的部分动机和针对性,对刘勰在《情采》篇所阐发的理论,则多有忽略。

(二)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说

更多的论者则往往把“情”等同内容,“采”等同形式,于是借刘勰的论点大讲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如牟世金在谈到《情采》篇的时候说:

刘勰既反对“务华弃实”,也不满于“有实无华”,而一再强调文学创作要有充实的内容和美好的形式,并以“衔华而佩实”、“文质相称”为纲来建立其整个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根据,就是《情采》篇说的:“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文’与‘质’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水的波纹必须有水才能出现,木的花萼必须依附于木才能产生。这就是‘文附质’的道理。如果虎豹没有花斑的皮毛,那就和犬羊一样,难以表现出虎豹的特点来;犀兕的皮革虽然坚韧,还必须涂上一层丹漆,才能美观实用。这就是‘质待文’的道理。另一方面,这段话还说明,事物的表现形式,是由内容的特质所决定的。只有‘水性虚’的特质,才能产生‘沦漪结’的形式;只有‘木体实’的特点,才能产生‘花萼振’的形式,犬羊是不会出现虎豹的皮毛的;只有坚韧的犀兕之皮,才有必要涂以丹漆。特定的内容决定了与之相应的形式,这正符合‘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的‘自然之道’的观点,也与刘勰主张文学创作应以内容为主提供了理论根据。”[2]又,郭绍虞、王文生《文心雕龙再议》一文就比较具有代表性:“关于内容与形式,他意识到二者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浮虚的水可以产生波纹,坚实的树木才能开放花朵,说明特定的内容决定特定的形式。”又如台湾罗立乾、李振兴《新译文心雕龙》《情采》篇“题解”有五点解释,其中第二点说:“既认为文采必须依附于情感,而情感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文采才能表现出来,两者是相依相存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概括为‘文附质’和‘质待文’的命题,从而,揭示了情感与文采的统一性;同时,又认为华丽的文采根源于作者的至性至情,并提出了‘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的命题,从而,特别强调了情感是决定文采的根本因素。”[3]这些解释都是可以的,揭示了刘勰对“文”与“质”的关系中哪个更根本,谁决定谁的问题,不能说错。但是把“情采”归结为内容与形式则不能不说还不够贴切。因为内容与形式是现代文学理论术语,内容涵盖了题材、主题、思想、感情等,形式涵盖了语言、结构、手法等,而刘勰所说的“情”是内容的部分因素,“采”则是形式的部分因素。因此“情采”只能说涉及了内容与形式,不能说等同于内容与形式。

(三)情志互渗说

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释《情采》篇情志说”一文中提出此说。王元化不满于以前有些学者把“情”与“志”两者决然分开,在“情”与“志”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指出在刘勰这里情与志是互相渗透的。他说:“事实上,刘勰认为‘情’与‘志’这两个概念不是彼此排斥,而是互相渗透的。《情采篇》先后提出的‘为情造文’、‘述志为本’二语,就是企图用‘情’来拓广‘志’的领域,用‘志’来充实‘情’的内容,使‘情’和‘志’结合为一个整体。根据传统说法,‘志’渊源于《尧典》的‘诗言志’,偏重在国家的礼俗政教的美刺方面,是《诗》的创作路线的理论概括。‘情’脱胎于《文赋》的‘诗缘情’,偏重在一己穷通出处的抒发方面,是《骚》的创作路线的理论概括。……刘勰首先是在这种意义上把‘情’和‘志’综合在一起的。他总结了《诗》的创作路线,也总结了《骚》的创作路线,兼取前人累积下的经验成果,加以融汇,成一家之言。”[4]对于文学创作而言,绝对的抒情,或绝对的言志,一般是很少的,总是情与志互相渗透、互相交融,所以王元化把刘勰的“为情造文”与“述志为本”两语联系起来考察,提出“情志”互渗说是很有道理的。更进一步,王元化又从文学创作的构成因素提出“情”为感性的范畴,“志”为理性的范畴,“照刘勰看来,属于感性范畴的‘情’和属于理性范畴的‘志’是互相补充彼此渗透的。”[5]王元化后面所论补充了前论,形成了对刘勰的情志互渗的文学观的理解,应该说,这符合刘勰的“务为折衷”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