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定势》篇的“定”,就是“确定”的意思,但要“确定”什么“势”呢?其实“定势”篇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势"”。什么是“势”?怎样来理解“势”?这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说来,有以下五种说法。

第一,“法度”“标准”说。这是较有权威的一种文字考证的说法。黄侃解释说:“《考工记》曰:‘审曲面势。’郑司农以为审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势之宜。是以曲、面、势为三,于词不顺。盖匠人置槷以县,其形如柱,倳之平地,其长八尺以测日景,故势当为槷,槷者臬之假借。《说文》:‘臬,射埻的也。’其字通作艺。《上林赋》:‘弦矢分,艺殪仆。’是也,本为射的,以其端正有法度,则引申为凡法度之称。”[1]这就把“势”训为“槷”。而“槷”为古代插在地上测日影的标杆。“槷”通“艺”。然后再把“势”引申为法度。范文澜同意黄侃的意见,并又提出:“势者,标准也,审察题旨,知当用何种体制做标准。”把“势”看成是“法度”、“标准”,主要根据文字学的考证,似脱离开本文的语境,很难成立。当然黄侃在解释“定势”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详见下文)

第二,“体态”说。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认为:“统观此篇,论势必因体而异,势备刚柔奇正,又须悦泽,是则所谓势者,姿也。姿势为联语,或称姿态;体势,犹言体态也。齐梁之文,以谐靡对偶取姿,竞为新巧。公干、士衡以慷慨激越为姿,不务悦泽。二者皆非,故舍人通斥之。观其圆转方安,水漪木阴之喻,非姿而何?”[2]从刘永济著作的前后文看,他所说“势”是“体态”、“姿势”,最后又归结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这样“势”就成为一种美的形态了。台湾学者多有从此说者。[3]这种看法是一种常识性的推论,可以理解,但似不完全可信。

第三,“表现形式”说。此说由陆侃如和牟世金提出。他们在解释“定势”篇中的“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这句话的时候,说:“这是对‘尚势而不须悦泽’的纠正,‘势’必须润饰,说明刘勰的体势论侧重于表现形式方面。”[4]又涂光社《文心雕龙“定势论”浅说》一文,说:“‘定势’是创作过程择‘术’的一部分,‘势’与现代文论中的表现方式在概念上有相近之处。”[5]这种说法虽然在解释《定势》篇提出,但基本上脱离开了文本的语境,很难令人信服。

第四,“风格倾向”说。詹锳在《文心雕龙义证》中说:“在《定势》篇里,‘势’和‘体’联系起来,指的是作品的风格倾向,这种趋势变化是无定的。《通变》篇说:‘变文之数无方’,‘势’就属于《通变》篇所谓‘文辞气力’这一类的。这种趋势是顺乎自然的,但又有一定的规律性,势虽无定而有定,所以叫作‘定势’。”[6]此说把“定势”与“文辞气力”联系起来考察,有一定道理,但仍然说得比较笼统,不能让读者体会到“风格倾向”具体所指。

第五,“文体风格”说。王元化《刘勰风格论补述》:“刘勰提出体势这一概念,正是与体性相对。体性指的是风格的主观因素,体势则指的是风格的客观因素。”[7]此外如寇效信在《释体势》中说:“对自然界事物来说,‘势’指它的一定的‘姿态’;对文章来说,‘势’则含有风格的意思,不是作家的个人风格,而是文体风格。”[8]认为势是“文体风格”,“不同的体裁形成的不同风格是势”,这种意见最多,除上面几人外,如周振甫、王运熙等都持这种看法。

在这众多的看法中第五种意见无疑接近刘勰的本意。刘勰《定势》篇说: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9]

这里举出了各种体裁,然后规定了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弘深、巧艳的六种格调。这就是说,把“势”理解为“文体风格”是从刘勰本文立论的,是有根据的。其他各说,都与刘勰的本意有点“隔”,不足以说服人。而且把“势”理解为“文体风格”还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即因体裁—风格跨度太大,缺少中介,于是他们就提出了体裁—文势—体性这样一个逻辑序列:“因情立体”—“循体而成势”—“体性”形成。这个思路有其合理因素,大体上也符合刘勰本意。

但是,用“文体风格”一词来解释“势”又欠妥当,同时也不足以涵盖“势”的内容。既然是“风格”,就必须与作家的创作个性相联系,因为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的显现,没有作家个性的投入,即没有刘勰所说的“体性”的“性”,是不能谈什么风格的。人们所理解的文体对作品的风格当然有影响,这是要充分看到的,但文体本身还不足以规定整个风格。而且从文类的角度来理解“文体”,也还存在问题(详下)。是否可以这样来考虑:用“文体风格”一词来解释“势”,就思路来讲大体上是对的,可用“文体风格”一词似不当。因为它忽略了风格形成的充分条件,与《体性》篇所讲的“因内符外”、“表里必符”的观点也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