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是何含义,我们先要考察这两个词的原始意义。《易·系辞上》:“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刘勰对《易》十分熟悉,在诸种典籍中借鉴也最多,他在把“通”、“变”转化为文学发展的术语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这两个辞的原始意义。“通”就是门一开一合的意思,“变”则是往来不断的意思,这两个词的共同的意思就是非静止的“动”和“运动”。在哲学上,《易》使用“通”、“变”要表达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即“穷”而后思“变”,“变”而后则“通”,“通”而后则“久”。从“变”到“通”,从“通”到“久”这是一个运动变化过程。刘勰的《通变》篇运用“通变”,是想把文学放到运动变化中去考察。《文心雕龙》多次用到“通”,都有流动之意。如《奏启》篇的“通畅”:“理既切至,辞亦通畅”;《书记》篇的“通塞”:“庶务在政,通塞应详”,这里的“通塞”即流动与堵塞。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变”是变,“通”也是变,“通”与“变”都是变化运动。
文学创作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刘勰认为就是“会通”与“适变”。我们似可以按照《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样的顺序来解释刘勰的《通变》篇。这顺序就是:穷——变——通——久。
其一是“穷”。刘勰遭遇到的是“穷”的问题,所谓“穷”就是当时的文学创作单调匮乏实在令人担忧,这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种总的情绪。在本篇中,刘勰在叙事“九代”文体的演变后,他的评论是这样的:“搉而论之,则黄唐醇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可见,刘勰认为他所处的“宋初”时期的文体是“讹而新”,“新”也许是好的,但“讹”即不正,那就走错路了,甚至可以说是“穷途末路”了,这就是刘勰面临的文坛的“穷”。所以研究者都说刘勰的《通变》篇提出的思想是有现实针对性的,这自然是不错的。
其二是“变”。刘勰面临着当时文坛的“穷”,那怎么办呢?这就要思“变”。可是哪些该“变”呢?如何来“变”呢?刘勰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呢?这就是《通变》篇开头的话: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
目前一般的研究者多像前面介绍的陆侃如、牟世金那样,把“有常之体”解释为文类、体裁的名称和写作特点,而把“无方之数”的“文辞气力”解释为形式技巧。这种解释,与目前流行于《文心雕龙》研究界的,把文体与文学体裁(即文类)混为一谈的情况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先把“文体”与“体裁”做一个区分。文体在刘勰的观念中,包含体裁,又大大超越体裁。按照我的理解,刘勰的文体(体性)概念包含三个层次,即体裁——语体——风格。体裁是比较稳定的,所谓“设文之体有常”;而体裁要求一定的语体,《定势》篇所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诗歌,则羽仪乎清丽……”,其中“典雅”、“清丽”,都是体裁所要求的语体,但语体中还有由创作个性所决定的自由语体;一定的语体(包括自由语体)达到极致,那么就是风格了,《体性》所说的“数穷八体”的中的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等八种,就是刘勰所理解的风格。所以总的说,文体不仅是体裁,它是整个的语言体式,这种语言体式折射出社会历史精神和作家个性特征。[8]文体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刘勰所说的“无方之数”的“文辞气力”也不仅是形式技巧,“文者情之经,辞者理之纬”,“文辞”所表达的是情理,“气力”是生命的颤动和心灵的力量,因此“文辞气力”不能不体现出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和作家生命及个性的千姿百态。更具体的说,“文辞”主要体现了时代的、社会的、文化的内涵,“气力”作为生命的勃发和力量,是作家心智的果实。所以刘勰所说的不“变”的是为文的法度,而要“变”的是“文辞气力”,除体裁的名称和语体的规范部分外,几乎整个文体的系统,如体裁的某种改变,与作家个性相适合的自由语体,最后形成的风格,都要作出变革。简单地说,刘勰所要“变”的“文辞气力”只是形式技巧,是一种误解。
那么,刘勰认为应该如何来“变”呢?他说,“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又说,“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刘勰显然认为,文学体裁的名、理是基本稳定的,是变中之不变,只有这样文学的“变”才有法度可依,这样就要“资”、“故实”;但文学创作文体的“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不是复古。所谓“体必资于故实”、“数必酌于新声”,不但不是把“新声”全部排斥掉,而是要在“质”与“文”之间,“雅”和“俗”之间,“故实”和“新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刘勰显然认为当时流行的文体要么太过“文”、要么太过“俗”,因此要在“质文”、“雅俗”之间寻找一个度,这个“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这就是刘勰所希望的“变”。他认为唯有在“故实”与“新声”之间的“资”与“酌”,在“质”与“文”之间“斟酌”,在“雅”与“俗”之间“檃括”,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不难看出,他的“变”首先是一种文学创作发展中的横向运动,即按时代的需要和创作个性所展开的横向运动,或者说是寻找“度”的运动。更进一步说,变是出发点和归宿点。因为当时文学创作的实际是出现了“讹”和“浅”的问题,从这里出发,提出了“变”的要求;而最后通过“变”改变当时的文学创作现状,这就是归宿点了。所以刘勰的“变”是“适变”,适应于现今文学创作变革需要的“变”。
文学创作的“变”是一条规律。在《通变》篇中,反复强调“变”是不可避免的:“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这就是说,从古老的文学发展的历史看,历代都有新变,这种新变是时代更替的结果,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在最后的总结中,刘勰又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这是从理论的角度说明“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有规律的运动,如由质到文,或由文到质。考虑到刘勰在《时序》篇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以及“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等观点,那么我们可以说,刘勰的文学发展观是立足于“变”的,而不是立足于“通”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变”(“变”是必然的,无法阻挡的),而在于如何变?刘勰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才认为“变”的条件(或者说前提)是“通”。
其三是“通”。在刘勰看来,怎样“变”才会获得成功呢?其中有一个条件,这就是“通”。刘勰提出“会通”的思想,即让现时的文学创作与古典文学接“通”,以利于现时的文学创作。他是怎样提出“会通”的呢?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茜,虽踰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这意思是说,当今一些才华出众的士人,用心学习文学创作,这自然不错,但他们对于汉代名篇,多有忽略,而对于刘宋时人的作品则多加模仿学习。虽然他们对古今作品都有阅读,但总是亲近现时的作品,而疏远古代的作品。他们似乎不明白这样的道理:青色是从蓝草中取得的,赤色是从茜草中取得的。这两种颜色虽然从蓝草和茜草的颜色里取得,可再不能变化了。所以,蓝草和茜草才是根本。桓谭说过:“我阅读新进作家的华丽文章,美是美,却没有收获。等到读了刘向和扬雄的旧文,就常有所得。”所以,真要提炼蓝色和赤色还是要靠蓝草和茜草。要纠正讹浅的风气,还是要推重古典的经诰。对于刘勰这种“会通”理论,我们似可做两点阐释:第一,我们经常说要变革,这当然不错。但常把古代文化置于脑后,认为“变”就要往前走,怎么能往后看呢?其实文化是一种积累,一种财富,因此要加以传承,如果不加传承,那么也就不能积累,不能积累连文化都没有,哪里还谈得到变革呢?针对文化财富,有两种人,两种态度。两种人:一种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一种是生命僵死的人。两种态度:对于具有生命活力的人,他的态度是认为文化是财富,要积极去传承、去积累,从这里衍化出新的文化财富来;对于生命僵死的人,他的态度是认为文化是一种包袱和负担,一定要尽快甩掉它、摆脱它。刘勰显然是属于前一种人,所以他认为古代的文化是“蓝草”和“茜草”,它是“不竭之源”,从这里可以不断变化出新的“青”和“绛”来。第二,刘勰为什么开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的药方呢?这是因为刘勰有与桓谭相似的感受。在刘宋时期,文坛上充斥着刘勰所说的“讹”、“浅”、“文”、“俗”的作品,华美之极,每天都接受这类华美的作品,就必然会出现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所说的那种“自动化”心理状态,对于这些讹、浅、文、俗的作品熟视无睹,甚至没有感觉,也提不起兴趣,不再觉得新鲜,这时候如果回到久违了的古典(刘勰称之为“经诰”),阅读古典,那么就会从讹、浅、文、俗的包围中,回到与讹相反的“正”,与浅相反的“深”,与文相反的“质”,与俗相反的“雅”中来,人们立刻会感到新鲜、奇特、陌生,感觉兴趣恢复了。中外多次的“复兴”运动,如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都是以复古为旨归。刘勰的“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就包含了这层意思。只是他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无力发动文艺复兴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所说的“经诰”,只是古典的代称,在这里象征着“质”和“雅”,并不具体指某篇“经诰”。另外,刘勰的“会通”也是一个运动过程,从今出发,回到古典,借鉴古典,然后带着古典的滋养,再回到现时文学创作的革新中,这是一个纵向的运动。
其四是“久”。文学创作的发展如何才能长盛不衰,刘勰认为这就需要掌握通变之术。刘勰在谈到“通变”的意义时说:“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或说“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刘勰注意到“通”与“变”的辩证关系。他提出了“参伍因革,通变之数”的重要观点,黄侃解释说:“彦和此言,非教人直录古作,盖谓古人之文,有能变者,有不能变者,有须因袭者,有不可因袭者,在人斟酌用之”[9]。黄侃的解释是不错的。需要补充的是,刘勰的话,还提示我们须了解“变”与“通”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的关系。不“变”,“通”就成为陈陈相因,复古保守,所谓汉初“夸张声貌”而“五家如一”,就是相互因袭而不能持久的例子。这就是说,“通”若离开“变”,文学创作就僵化,就走向死亡,就不能“久”。但不“通”,不吸收文化传统的滋养,就像枝叶离开了根干,则“变”就无所依据,失去了补养,最终是无源之水,也不可长久下去,或者要迷失方向。“变”是“通”的目的,“通”是变的必要条件。当然我们知道文学创作的发展有多个条件:一是社会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二是受异质文化的影响;三是对民间文化的吸收;四是文学自身的演变;五是会通古代文化传统。“会通”古典文化传统,必然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条件之一。“变则其久,通则不乏”,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