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提出:“然才有庸隽,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故辞理庸隽,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认为“性”或者说“情性”可以分为四项:才、气、学、习。才、气是先天的“情性”,学、习是后天的“陶染”。就风格的形成而言,先天的才、气是潜能,后天的学、习是释放潜能的条件。这比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说法进了一大步。有的学者批评刘勰过分看重先天的条件,这个看法是不能说服人的。刘勰说:“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这就是说虽然先天的才、气是重要的,但就像做木器和染丝一样,做成什么木器,染上什么色彩,功夫还是在后面。这说明刘勰也是看重后天的努力的。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认为,先天与后天的四个要素与后面所讲的“八体”有关。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版中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刘氏所说的八体可以归纳为四类:雅与奇为一组,奥与显为一组,繁与约为一组,壮与轻为一组。这四组就是所由构成风格原因的四类。雅与奇只体式言,体式所以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就视其所习,所以说‘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奥与显指事义言,事义所以会形成两种不同的风格,有待其学,所以说‘事义深浅,未闻乖其学’。繁与约指辞理言,形成之因视其才,所以说‘辞理庸隽,莫能翻其才’。壮与轻指风趣言,形成之因视其气,所以说‘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在这里,雅奇、奥显、繁约、壮轻是两种相等的、不同的风格,雅郑、浅深、庸俊、刚柔又是两种相对的表示优劣的评语,两相配合,固然不能尽当,但是雅奇与习,奥显与学,繁约与才,壮轻和气,却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这样比附。在此四类之中再可以综合为二组,这即是他所说的‘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情性出于先天,所以才与气可以合为一组,所谓‘才由天资。’陶染出于后天,所以学与习又可合为一组,所谓‘学慎始习’。”郭绍虞先生列出一个表。

这是把“因内符外”和“表里必符”的思想,作了细致地对应描述。当然,这样机械的整齐对应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可大体而言是有道理的,其中似乎也有可以参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