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一书中“体”字大概出现了八十余次。在不同的语境中其意义是不同的。这里考察的是“体性”之“体”及其相关的意义。
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一般把“体”理解为“体裁”和“风格”,这种理解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是一种很全面的理解。《文心雕龙》中的“体”字,有的地方明确是指“体裁”,如《论说》:“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檄移》:“陇右文士,得檄之体矣。”有的地方,明显是指风格而言的,如《体性》篇:“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风骨》篇:“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这都是直接谈风格的。但“体性”的“体”是什么概念,其范围就不确定。如果把“体性”的“体”理解为体裁和风格,那么这种理解就存在一个困难,即从体裁到风格之间跨度太大,似乎一下子就从体裁跳到风格,两者之间没有中介环节,而缺少中介环节二者就难以建立起联系。这一点在一些研究者那里也感觉到了,如王运熙教授。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文体风格”的概念置于“体裁”与“风格”之间,这个思路无疑是好的,但“文体风格”的概念能不能成立,是值得质疑的。他们所说的“文体风格”,是从曹丕、陆机、刘勰等人的相似的说法中引申出来的。曹丕《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又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他们认为,这是体裁决定的风格,是风格的客观因素,所以叫作“文体风格”。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单纯的体裁是无法决定风格的,风格的核心是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创作个性在语言风貌上的显现。在创作个性缺席的情况下,如何能谈风格呢?王元化先生说:“体裁只是规定结构的类型和作品的基本轮廓。”[1]这个说法比较符合实际,体裁至多只能规定作品的言语风格的大致的轮廓。
下面就来谈我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是一个系统,包括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层面。
第一层,体裁。
《文心雕龙》里一般用“体”或“体制”这个说法。它分成三十四大类,分在二十篇内。如《论说》篇,“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这里的“体”是体裁;《通变》篇,“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这里的“体”也是指体裁;《镕裁》篇,“设情以位体”,这里的“体”也是体裁;《知音》篇,“一观位体”,这里的“体”也是指体裁;《风骨》篇,“昭体,故意新而不乱”,这里的“体”也是指体裁;等等。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不用多说。
第二层,语体(或语势)。
具体说就是语言体式。一定的体裁要求一定的语言体式。在刘勰生活的年代,他所提到的几十种文章体裁,都各有其语体。《文心雕龙·定势》篇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在这里,刘勰具体描述了章、表、奏、议等多种文章体裁的语体。实际上,从第五篇《辨骚》至第二十五篇《书记》,对其中三十余种文章体裁的语体,都有具体的规定。应该肯定的是,像“典雅”、“清丽”、“明断”、“弘深”、“巧艳”等,都只是对某种文章体裁的、大致的语言体制(即语体)的简要概括,还远不能说是风格,即使是“文体风格”,也是不符合刘勰的本意的。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六朝时期的情况,把问题稍稍扯远一点,我们就更能确认“语体”这个概念。例如,叙述文、抒情文、议论文体裁不同,语言体式也不一样。如抒情文,凝练、含蓄、蕴藉、讲究韵律等一般而言是其语体的特征。叙述文中的小说,其语体则可以是杂语式的体制,口语、成语、土语、俗语、歌谣、书信、药方、账单等可以编织在一起,汇集于一篇,形成杂语喧哗的小说语体。实际上,在现代,语体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关系到各行各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电脑用语,就是一种特殊语体,像视图、窗口、格式、超级链接、保存、打印预览、复制、粘贴、属性等,不懂电脑的人,尽管认识这些字,却不懂它的意思。又如股市用语,其语体更是特别,什么筹资、市盈率、申购、走势、阴跌、围城、护盘、概念股、探底等,只有精通股票的人,才能明白这些股市语体的意思。现在,在西方还有所谓的语体课程,如法语语体学、英语语体学等。现代汉语语体学实际上也正在形成中,只是还没有人专门研究它而已。把话拉回文学方面来,我认为语体才是体裁到风格的中介环节。这个环节,还不是风格。这三者的关系是:一定的体裁要求一定的语体,上引《典论·论文》《文赋》和《文心雕龙·定势》篇的说法,就是体裁对相应的语体的规定。一定的语体需经过具有创作个性的作家的运用,并达到极致,才能发展为风格。风格是经过具有创作个性的作家自由运用一定的语体的结果。在这里,作家的创作个性对某种语体的自由运用,具有决定的意义,正是由于创作“赋颂歌诗”作家的创作个性渗透于“清丽”的语体中,才会产生带有不同个性印痕的“清丽”。例如,曹植的“清丽”,谢灵运的“清丽”,陶渊明的“清丽”,这才是作为风格的“清丽”。也就是说,某种语体经过作家的个性的自由的浸润,风格才有可能形成。
语体问题,在刘勰之前早就有所论述。“诗之六义”,赋,比,兴,风,雅,颂。“风、雅、颂”是诗的体裁问题,而“赋、比、兴”就是语体问题,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解释: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直陈其事”,似可理解为叙述语体。“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取物为比,似乎是一种抒情叙事中的明喻语体。“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托物起兴,似乎是一种象征语体。赋比兴是诗的内部不同体裁的三种不同语体。
《典论·论文》《文赋》和《文心雕龙·定势》的相关说法以及刘勰提的“昭体”、“晓变”的原则,是对语体理论的重要发展。
总之,语体又可分为体裁的要求和个人的自由创造两个层面,而后者是语体发展为风格的基础。
第三层,风格。
这是刘勰在这篇《体性》篇中讲的“体性”的“体”。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把“体”的风格分为“八体”。刘勰说:“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刘勰对这八体一一作了确切的描述。研究者对于这“八体”多有研究,但多注意探讨刘勰赞美的是哪几体,否定的是哪几体。对于刘勰“八体”说的弹性和无限性注意得不够。这里的问题是,刘勰为什么不说七体,也不说九体,而说“八体”?讲“八体”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其意义在哪里?实际上刘勰自己对此问题是有暗示的,而且字里行间流露出得意之情。刘勰说:“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显然,刘勰认为把风格分为八体犹如《易》中的八卦,八卦囊括了整个宇宙,那么他的“八体”如果加以变化,也就包括了全部文学的风格了,所以他得意地说“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那么,刘勰的“八体”说是否真有那种功能呢?我们可以用图示加以实验:
显然,这是一个八卦图的变形。实线相连表示两种风格可以相兼,虚线相连表示不能相兼,依此类推,我们可以变化出许多风格八卦图来。如根据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提出的四对八体的说法: 1.简约、繁丰; 2.刚健、柔婉; 3.平澹、绚烂; 4.谨严、疏放,我们也可以画出如下的风格图。
由此可见,刘勰虽然只列出“八体”,但如果加以变化,则可“八图包万变”。刘勰的风格形态分类,的确是一种发现,至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寻找出一种比刘勰更好的分类的方法。司空图的《诗品》把风格分为二十四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清代姚鼐把风格分为阳刚与阴柔,则又太简略,很难形成一个风格的形态系统。所以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陈望道选择了刘勰的风格分类,不是没有道理的。
风格是作家创造个性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是某种语体发展到极致的表现,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正是创作个性的成熟,促成了语体的自由运用,语体的自由运用,某种语体才能发展到极致,语体发展到极致,风格才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