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格与人格的对应问题上,刘勰提出了“因内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和“表里必符”的观点。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的“文如其人”的解释和发挥。《易》:“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是把人的心理和行为与人的言语风格联系起来考察的意思。其后有大家都熟悉的扬雄的“心画心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雄的“心画心声”说,可以说是最早把人的语言、书法与其作者的人品联系对应起来的,对后代影响很大。陆机《文赋》:“夸目者尚奢,惬心者富贵,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继承和发挥了前人的思想。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

在这里,刘勰以12个案例来证明他所强调的“因内符外”说或“表里必符”说,肯定了“文如其人”的观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看到刘勰的说法与法国学者布丰为代表的“风格就是人”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应该说,这种观点反映了文学风格问题的一般情况,也是真正的作家力求达到的境界。但在实际中,人格与风格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精神现象,人格与风格之间存在着千变万化的关系,难于一概而论。只看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简单地因人格而论作品,和简单地以风格推论人格,不考虑各种变动不居的情况,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人格与风格不一致的情况是存在的。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

心画心声总失真,

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

争信安仁拜路尘。

这是对扬雄的“心画心声”说的质疑,实际上也是对刘勰的“表里必符”观点的质疑。他举了潘岳的《闲居赋》为例,如果我们不知潘岳的为人,读了这篇赋,还真以为这位先生确实在宦海沉浮中感到厌倦了,他已不看重功名利禄了,决心闲居归隐,种花养草,还以为这位先生是一位人格高尚的、志洁行廉的高士。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晋书·潘岳传》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原来是一副溜须拍马、趋炎附势的小人相。元好问诗中写的“拜路尘”,即指此事。

清人黄叔琳认为刘勰说得太绝对,在《体性》篇旁批道:“有文辞得其情性,虽并世犹难之,况异代乎?如此裁鉴,千古无两。”纪昀也说:“此亦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百世以下,何由得其性情,人与文绝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耶?”如果我们联系现代作家的情况,人与文不相类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那么这个情况难道刘勰没有看到吗?实际上人与文不相类的情况,刘勰并非不知道。他在《情采》篇中曾明确指出:“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意思是有的人热衷于做官为宦,却虚伪地唱要隐居田园的高调;有的人内心为政务所缠,却假惺惺地抒发世外的什么情趣,不敢**真情实意,所说的恰好是相反的话。这不是人与文不相类吗?可见刘勰对人与文不相类的情况,是深有所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刘勰的确没有把人格与风格不相类的道理说清楚,于是后来学者对此就有不少补充。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纪氏谓不必皆确,不悟因文见人,非必视其义理之当否,须综其意言气韵而察之也。”黄侃的意思是,人与文是不是相类,不是看作品“义理”是否与作者相类,而是要综合地看,即综合“意”、“言”、“气”、“韵”四项来看。黄侃这个看法很有启发性。

钱锺书的看法基本上与黄侃的一致,在其《谈艺录》中谈道,“……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秉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钱锺书强调语言的“格调”必然是“因内符外”、“文如其人”。

我的基本看法是,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或“表里必符”说还是确论。在一般的情况下,人格总要这样或那样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这里我想从意识与无意识的角度,对黄、钱的观点做进一步的补充。

大家知道,人在说话或写作时候的口气、句式、语调和韵调等,甚至情绪、情感的表现方式,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形成的,它们深入到人们的无意识层面,成为人的不可改变和不可剥离的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想控制都控制不住。豪放者自然豪放,飘逸者自然飘逸,谨慎者自然谨慎,拘束者自然拘束。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只需比较一下李白与杜甫不同的诗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像李白的豪放的、自由的情感与语调,如“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蜀道难》)又如“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诗歌词语、韵调的这种悲壮、豪爽、自由和随意,完全是李白深层无意识的自然显现,装是装不出来的。杜甫的诗另是一样,如“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赠卫八处士》)杜甫诗的语调是舒缓的、顿挫的、十分讲究韵律的,与李白的诗句绝不相同。当然,像此处这样摘引个别的诗句来比较,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若是我们把李白和杜甫的诗作全部读过后再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会感受到他们的诗的用词、造句、口气、韵调、格式以及表达情感的方式,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为什么又说人格与文格有时不相类呢?主要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依存美”,即它要有具体的内容,不能不延伸到人的意识的层面,延伸到自觉的理性的层面。这样在作品的意识和理性的层面,作者是完全可以进行自我调控的,即他可以隐瞒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夸大自己的观点,这就有作伪的可能。所谓“巨奸为忧国语,热衷人作冰雪文”的情况也就这样发生了。潘岳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在作品的“义理”上面,是有明意识控制的,作者是否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会出现人与文不相类的情况,出现人格与风格不相类的情况。刘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把这道理讲出来。他生活在公元5~6世纪,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他。

刘勰十分重视风格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不但《体性》篇讲风格问题,《定势》《风骨》也是讲风格问题。刘勰重视风格问题可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评的风气有关系。人物的相貌与内在的气质如何,成为一个人物的独特性的标志。某个人有什么思想和说什么话,都可能转移到另一个人物的身上,唯有人物的品貌是永远属于自己的,任何人也不可能把品貌转移过去。刘勰可能受当时这种人物品评文化的影响,而想到作家的创作。作为创作的题材内容,完全是可以转移的,你有一个题材,若是经另一个创作高手拿去,可能写出比你更有魅力的东西来。唯有你的文字风格是属于你自己的,永远不会被人拿去。因此。刘勰认为一个作家应十分重视附丽于自己创作个性的风格。

(2001年改定,原载《福建论坛》2001年第5期)

[1]王元化:《释“体性篇”才性说》,见《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