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为了确保和谈顺利进行，不惜把无辜的内阁大学士谢升免职，以摆脱言官的纠结。在言官把矛盾集中在陈新甲身上时，他又以言官所言，是毫无证据的望风扑影之谈为由，不予理睬。

以前，很多人对兵部遣使赴沈议和，都是半信半疑。现在，兵部把和谈之事，以塘报的形式公之于众，可以说证据确凿，毋庸置疑。于是，言官们再次将攻击焦点集中在陈新甲身上。

兵科给事中方士亮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崇祯皇帝严惩议和派头子陈新甲。他毫不客气地质问：“以前，各地都有塘报询问陈新甲私下和谈之事是否属实，皇上和陈新甲矢口否认，并以政府名义予以澄清，以公文的形式下发各部。现在塘报上突然冒出如此详细的和谈过程，难道还是假的吗？作为一国之兵部，如此出而反尔，迷惑人心，扰乱视听，其目的何在？如果和谈属实，就是陈新甲勾结外藩，丧权如国，必须予以严惩！”

有人带头，自然有人跟风。一时间，朝廷上下闹得沸沸扬扬。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光时享、倪仁祯联名要求，必须杀掉陈新甲，以泄民愤。

崇祯皇帝做梦也没有想到，陈新甲竟然如此马虎大意，把绝密级文件当作普通塘报四处转发，闹得天怒人怨，鸡犬不宁。现在可倒好，满城皆议和谈事，不杀司马天不容。司马，就是兵部尚书的别称。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无法收场。崇祯皇帝恼羞成怒，把陈新甲叫来，让他对这件愚蠢至极的事，给出合理解释。

这几天，陈新甲头大如斗，即使把那个有头无脑、有眼无珠的秘书扒皮抽筋，也难解他心头之恨。做出的事，如泼出的水，他恨也好，怒也罢，一切已成事实。他只有把心一横，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议和，是经过崇祯皇帝批准的，不是他个人擅自行为。下属执行一把手的任务，何错之有？想到这里，陈新甲还坦然、淡定了。

陈新甲见崇祯皇帝这么问，就把责任全部推到他的秘书身上，并强调说，他已经将秘书秘密处死。

崇祯皇帝心虚，也不好理直气壮地责备陈新甲，就绕弯子说：“现在不是追究谁是谁非的时候，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摆平那群吃饱撑得没事干的言官，转移众怒，宁事息人。”

崇祯皇帝这样说，就是在暗示陈新甲，希望他把议和之事，说成是他的个人行为，并承担全部责任，崇祯皇帝装作不知情。这样，话好说，事好办，崇祯皇帝可以巧妙地与言官周旋，在他们接受和谈之后，再把陈新甲由罪臣变成功臣。

陈新甲回家之后，反复考虑崇祯皇帝的话，也琢磨出他话里话外的意思。这个主意确实不错，但是陈新甲对朱由检这个人不放心。这个年轻人，说话办事不靠谱，当面做人背后做鬼，翻脸比翻书还快，杀人比杀鸡简单。

陈新甲心想，如果他按着崇祯皇帝的暗示，承担和谈的全部责任，背整口大黑锅，主动把自己说成遗臭千古的卖国贼，万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崇祯皇帝二话不说，把自己推出午门凌迟活剐车裂，自己不是比窦娥还冤吗？

官场险恶，做人不能太被动。在涉及生死的问题上，谁也不能信，皇帝更不能信。

陈新甲思来想去，想出一个自认为最保险的办法——拒绝认罪，实话实说，将和谈真相公之于众。在和谈问题上，他和皇帝是一丘之貉，或者是狼狈为奸。反正他是执行皇帝的命令，如果执行命令还要死，那是他的命。他就不信，朱由检在群臣了解和谈真相之后，还能敢杀他。

皇帝若敢不要脸，他只能不要命。

于是，陈新甲提笔写下洋洋千言的申辩书。在申辩书中，他详细陈述了和谈的始末，并多处标注崇祯皇帝的指示。他这样做，就是向朱由检和那些不明真相的朝臣说明，和谈，不是他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而是经崇祯皇帝批准并执行的政府公务。

在申辩书的最后，陈新甲强调说：在和谈过程中，他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任务，并达到两国罢兵、休战养民的目的，为明政府集中兵力镇压国内流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在和谈问题上，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崇祯皇帝看完陈新甲的申辩书，肺叶都快气炸了。好你个陈新甲，现在朝臣盯着和谈不放，你把我说成和谈的主使人，不是让我成为箭靶子吗？自古以来，有丢车保帅的，有舍帅保车的吗？真是要脸不要命！法和理，在权面前算个屁！明明给你一条阳关道，你却偏走奈何桥。既然你找死，那就成全你吧！

恰巧这时，给事中马嘉植上了一道奏疏，要求严惩陈新甲。崇祯皇帝摆出平民愤、顺民意的姿态，于1642年8月24日，下令将陈新甲逮捕入狱，交与刑部审查。

领导可以永远犯错，下属只能含泪埋单。

人一旦到了监狱里，就有时间琢磨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兵部尚书府里的兵部尚书和刑部监狱里的囚犯，即使是同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屁股决定脑袋嘛！

陈新甲穿着囚服，坐在监狱里，才意识到即使自己再有理，也不能跟崇祯皇帝较劲儿。臣子只能为君王背黑锅，哪有君王替臣子踩地雷？这是什么时代？这是君叫臣死臣得死的时代，并且还得为这种死备感荣幸。

为了活命，陈新甲在监狱里，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检讨书。在信中，他承认对马绍愉赴沈和谈之事没有严格把关，使绝密级文件泄露，给皇帝的声誉和官员的精神造成双重伤害，给天朝大国的尊严、权威造成无法挽回的不良影响。事发后，他对此事没有从大局的高度出发，没有从政府和谐稳定的广度认识错误，没有针对问题严重性的深度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导致皇帝在群臣面前无比被动，颜面无存。现在，他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请求皇帝再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立功赎罪的机会，允许他继续为国、为民奉献他有限的力量。

陈新甲的检讨书转交到崇祯皇帝手里，他却不为陈新甲真挚忏悔感动。现在他好不容易把真相掩盖、把自己洗白、把替罪羊的四蹄捆住，就不可能再让掌握和谈内幕的内鬼重返人间，因为他还想做一个高尚的人。

崇祯皇帝摆出公事公办、绝不通融的架势。即使首辅周延儒以“暴民四起，大敌当前，不宜杀大司马”为由，当面求情，崇祯皇帝也是义正词严地一口拒绝。

周延儒之所以为陈新甲求情，因为陈新甲是他的人。陈新甲每年从军饷里，按比例给周延儒提成，数目巨大。保陈新甲，也是保他的财路。

不过，老奸巨猾的周延儒，见朱由检一心想弄死陈新甲，就没有再坚持。陈新甲的死活，不是法律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路线问题。让皇帝不高兴，后果会比失去陈新甲更严重，周延儒还是能分清孰轻孰重的。

官场里的关键时刻，放弃，才是考验一个人的真正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