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奴才好用不管用

周延儒上次被赶出内阁，很大原因是经常有人告他的黑状，闹得朝堂上鸡犬不宁，人鬼不安。这次，他好不容易杀回来，就特别注意团结的问题。

周延儒上任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八字做官方针：低调做官，闷头搂钱。众人都反对的事，他不倡议，绝对不惹众怒，激共愤。

他今天之所以一反常态，没有满足崇祯皇帝的要求，一是因为他清楚群臣对“议和”的反感程度，主张议和就是卖国贼；二是崇祯皇帝对于议和，立场也不坚定，持骑墙态度；三是崇祯皇帝这个人，反复无常，不敢担当，猜疑残忍，出现问题遇到麻烦就找替罪羊、替死鬼，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没有他不能杀的人。

周延儒当首辅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扶大厦之将倾，解国民于倒悬，而是为了掌控资源，批发兼零售合法伤害权，组团上骗君王，下刮百姓，最终成为刘谨那样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人。

江山是朱家的，银子可是自己的。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趁着手里有权，能捞则捞，能贪则贪。没好处的事公事公办，有好处的事胡办乱办，利国利民的事绝对不办。

周延儒关心的，是多少人经过他的提拔和照顾，成为他的揽财机器，家里地窖里每年能进多少银子，绝对不是国家一年丧失了多少领土，死了多少将士。只要江山不倒，他就可以花天酒地，天天过年。

当官，当最大的官，才能发更大的财。这个道理周延儒非常清楚。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要保住首辅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挖不尽、掘不绝的金矿。

为了慎重起见，周延儒决定在议和这件事上，坚持三不：不发言，不表态，不负责。

自从崇祯皇帝办了谢升，其他权臣在议和这件事上，也非常谨慎。他们见首辅都不说话，也跟着沉默。

崇祯皇帝多次向周廷儒挤眉弄眼，周廷儒视而不见，不愿主动站出来为他解忧。崇祯皇帝觉得这个会再开下去毫无意义，便怒气冲冲地拂袖离去。

马绍愉心怀万般忐忑的心情，一身便装悄然回京。当然，他对北京近来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马绍愉认为，他促成和谈，为明政府北部罢兵立下首功，绝对能升官发财。但他是陈新甲提拔起来的，属于陈新甲的人。这么大的功劳，他不能独占，要让给陈新甲。这是做下属的最基本要求。

因此，马绍愉没有直接去崇祯皇帝那里报到，而是把和谈过程写成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准备亲自交给陈新甲，再由陈新甲转呈崇祯皇帝。这样，既符合官场程序，也符合下属之道。

马绍愉兴冲冲地来到陈新甲家。由于万事皆保密，陈新甲事先不知道马绍愉回京，外出了。马绍愉在客厅里等了好久，也没等到陈新甲。

实在没办法，马绍愉只好将谈判报告放在陈新甲的书桌上，回家等候奖赏。

陈新甲入仕以后，一直重关系轻业务。这也不能怪他，在大明官场上，关系比什么都重要，条子比正式公文好使，面子比命令管用。不论办什么事，不论给谁办事，哪怕是十万火急的军国大事，公事公办基本办不成。

所以，陈新甲一直注重培养关系，疏于业务。他把自己应该负责业务，全部交与信得过的秘书处理。

当然，陈新甲的秘书自然是奴才而非人才，因为奴才执行能力强，听话又没有自己的想法，主人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不问原因不管结果。

不用大脑工作的兵部尚书秘书，每天按惯性工作。这天他将陈新甲办公桌上的材料，连看都不看，视为每日例行的公文，交与塘报官传抄给各个行政衙门。这些公文中，就包括马绍愉呈递给陈新甲的绝密级谈判报告。

马绍愉在报告中绘声绘色地写道：

绍愉这次奉命赴沈谈判，深知责任重大，因此在谈判桌上，抱着赴死的决心，与皇太极据理力争。他们开始开出停战的条件是：每年我国支付他们30万两黄金、200万两白银。我坚持只能支付1万两黄金、100万两白银。皇太极不接受，要我们每年支付他们10万黄金、200万两白银，态度异常坚决，不容更改，否则继续发兵，并叫嚣道，如果我们不答应，我国每年损失将不止这个数。我不为其疯狂所动，耐心地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两国交兵，损失是相互的。我们作为天朝大国，能接受此等条件，仅仅是出于两国百姓不受战争屠戮考虑，而非惧怕打仗。最后，他们不得不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明政府每年赠送清政府1万两黄金、100万两白银；清政府每年赠送明政府1000斤人参，1000张貂皮。

兵部的塘报官不管内容，只负责传抄转送。结果，传说中的明、清政府秘密和谈，在一夜之间，就被公之于众，满朝文武皆知。

这份秘密报告，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北京城爆炸，让向来代表正统、正义、正确、以天朝大国臣民自居的人感到无比的耻辱、愤怒和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