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看完调查组与多尔衮等人的谈话记录，火冒三丈，说话也不背着人了。“他们这是想干什么？犯这么大的错误不但不知悔改，还百般找借口推卸责任！自己脑子进水也就算了，还拿我当白痴！你们马上回去，命令他们自议其罪，认为自己实在没罪，就别回来了！”

范文程等人不敢怠慢，又返回舍利塔，向多尔衮等人传达皇太极的指示。

多尔衮等人见皇太极动真格的了，认识到做无罪辩解不如乖乖认罪。这是啥年代啊，领导说你有罪就有罪无罪也有罪，说你没罪就没罪有罪也没罪。大清国所有人的身家性命，全在皇太极的喜怒之间。

在官场里，没有绝对的情谊，只有绝对的权力；没有永恒的信任和欣赏，只有永恒的利益和需要。

多尔衮可不是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他认为，在官场混得好坏，不在于你犯不犯错误，也不在于你犯多大的错误，而在于能不能让领导满意。主动承认错误，是对领导决定的认可和接受，是让领导满意的一种办法。认不认错是员工的事，罚不罚是领导的事。只要让领导高兴，再大的错误，死刑可判无期，无期可判有期，有期可判罚款，罚款可判无罪，无罪可判有功。

这一次，面对级别比自己低很多的调查组官员，多尔衮的态度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但率先主动承认错误，还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并清求组织给予重罚。

多尔衮按皇太极的要求自议其罪。“我作为前线总指挥、主要负责人，对这次作战，主观上没有彻底领悟此战的重大意义，对皇上的战略部署没有给予高度重视，没有把皇上的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把兵力部署在锦州城下，没有给锦州守军足够的压力。在两军僵持的关键时刻，我犯了轻敌的错误，违背圣意，移营后撤，遣兵回家，导致我军在短时间内不能攻破锦州城。

“我手握前线军队指挥、调遣大权，对麾下将士没有严格要求，却存妇人之仁。撤兵30里，分批次安排将士回家探亲，是我提出和安排的，与其他人没有关系。

“我这次犯下了违背圣意、主观武断、贻误战机等不可饶恕的错误，给我大清政府的管理造成极大的麻烦，给我军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我深知罪不可赦，按罪当诛，肯请圣上成全！”

多尔衮自请极刑，豪格、阿巴泰、杜度等人也纷纷请求责罚。

豪格在认罪书里写道：“睿亲王是王，我也是王，只不过他是长辈，圣上才命他担任前线总指挥，因此不能让他承担全部责任。所有的过错，我都参与了决策并执行，按罪应诛。”

阿山、谭泰、叶克舒参赞军务决策，自请死罪。

阿巴泰、杜度、罗托、硕托、屯济等人不参赞军务决策，自请削去爵位，罚银若干。

其余34名各级将官，也纷纷为自己请罪。

范文程等人依据众人的罪状书，连夜形成处理报告后，回沈阳请皇太极批示。

皇太极对这些人的认罪态度非常满意。但他非常清楚，大战在即，清军正是用人之时，他再生气，也不能将这么多的王、贝勒、贝子、国公、大臣依照他们自议之罪，杀掉或者革职。如果真的那样，就等于消灭掉清政府一半的军政要员。如果那样，他一句话对明政府做出的贡献，将比洪承畴率10万人马、花掉几百万饷银干两年还要大。他不能像朱由检那样，干一些自断臂膀，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如果真的杀掉这些人，也寒了前线将士的心，谁还会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

于是，皇太极做出如下批示：

一、众将均免去死罪；

二、多尔衮降职一级，贬为郡王，罚10000两白银，剥夺2牛录人口；

三、豪格降职一级，贬为郡王，罚8000两白银，剥夺1个牛录人口；

四、阿巴泰、杜度各罚银2000两，罗托、硕托、屯济、谭泰、阿山、叶克舒各罚银1000两。

……

众人按要求如数交完罚银后，皇太极才允许他们入城回家。

免去死罪，众人要进宫向皇太极当面谢恩。没曾想皇太极根本不想见他们，他们只能在大清门外磕头谢恩，感谢皇上不杀之恩。

过了几天，众人以为这一页翻过不提了，便到各自单位上班。皇太极对锦州放心不下，便找来相关人员，向他们详细询问锦州城下兵力部署情况。

皇太极在地图上看到多尔衮安排的各军驻地情况，比原先调查报告里描述的还糟糕。他当时气火攻心，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嘛，想怎么摆就怎么摆，哪是打仗啊？

皇太极当即命范文程、刚林给多尔衮传话：“你们马上到吏部议政衙门，对那群大爷说，你们在外，心里只想着如何吃得香，睡得甜，怕明军打扰，就远离锦州安营，等混完3个月，赶紧回家和老婆孩子过大年。既然这群大爷心里有家无国，咱好事做到底，让他们安心回家搂着老婆孩子过塌实日子吧！”

多尔衮等人被皇太极轰出议政衙门，回家反省。没有宣召，不得上朝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