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侵关内，正如卢象升所言，根本无意进攻北京。北京城大墙高，重兵把守，一旦他们久攻不下，双方必然陷入拉锯战中。各路驻军前来，誓死保卫北京，保卫皇帝，清军很难全身而退。

11月10日，卢象升率领3万兵马，在昌平严阵以待。

清军则绕过北京城，像飓风一样，向北京南面刮去。

清军专逮病鸭子、捏软柿子，不啃卢象升这块硬骨头。卢象升便决定主动南下，与清军主力部队血战。他命令麾下诸将，挑选精兵快马，组成敢死队，于11月20日夜里，分4路偷袭清军主力大营，并对所有参战人员下了死令：“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

总督中官高起潜对卢象升的作战计划非常不屑。他认为，两军作战，实力弱、不怕死的结果只有一个——输得更惨、死得更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陆地野战，明军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半夜偷袭和半夜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卢象升不怕死，他怕。

于是，高起潜便以他部骑兵少为借口，不肯出兵助战。

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主和派，根本不想与清兵交战。他们对清军态度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也要忍，不能以任何理由破坏和谈环境。清军抽明人的左脸，明人不但不能还手，还要笑着把右脸递过去。

高、杨二人，之所以不对清军宣战，是因为在明国官场上，主战、主和两派各持己见，各不相让，争论不休。是战是和，作为明政府一把手崇祯皇帝，一直是摸棱两可，没有鲜明的态度。

危急时刻，崇祯皇帝态度不明，群臣只能去猜。群臣都知道崇祯皇帝脾气不好，杀人如同切菜般不假思索。他们早已习惯先猜测崇祯皇帝的想法、需要，再决定他们该说什么，怎么说。

作为主和派，高起潜和杨嗣昌的所有行为，自然要围绕“一切行动为了和谈”而进行。一旦崇祯正式授权他们和谈，他们就不会因为上谈判桌之前，与清军撕破脸而被动。

卢象升不但不配合杨、高议和，还坚持与清军决战到底，这让杨、高二人非常不满。他们为了证明和谈是正确的，便对主战的卢象升，采取不支持、不配合的态度。他们利用手里的权力，处处给卢象升出难题，设圈套，使绊子。

杨嗣昌命高起潜担任援军总监，又把4万援军一分为二。山海关、宁远等诸路军，归高起潜指挥；宣府、大同、山西三地的援军，归卢象升指挥。

虽然崇祯皇帝任命卢象升为“各路援军总指挥”，实际上，归他指挥的兵力，还不足2万。但是，卢象升对此不生气，不抱怨，不改变他重创清军的决心。他命麾下军队驻扎北京城外，加强战备，严阵以待，做好随时打硬仗的准备。

杨嗣昌见分兵手段对卢象升不凑效，不免有些担心。他担心卢象升打败清军，让他在崇祯皇帝面前没面子、在崇祯皇帝心里失位置。因为他一直向崇祯皇帝强调，明军不是清军的对手，主战是自不量力、自取其辱的行为。为了证明他的预见正确，便通知卢象升到通州与高起潜开会，阻止卢象升的军事行动。

大战在即，卢象升根本没心情开那种全是官话、套话、屁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垃圾会。杨嗣昌不得已，便气冲冲、急冲冲地来到卢象升军中，劝说卢象升要以大局为重，不能轻举妄动。

卢象升是说实话、干实事的人，看不惯杨嗣昌这类打着官腔、唱着官调，却不干官事的官场万金油。他认为，各地驻军来北京，不是来公款旅游的。大炮一响，黄金万量，人吃马喂开销甚大。来之不战，花着纳税人的钱，却看纳税人被外敌抢掠、凌辱的热闹。这样做，上对不起领导，下对不起群众，中间对不起良心。

卢象升没给他的主管上司留情面，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坚持与毫无人性的清军议和，拿着纳税人的钱，为自己买平安，难道良心就不受谴责吗？你们入内如何面对圣上的信任，出外如何面对百姓的委托？圣上命我进京，不是要我用嘴谈判的，而是要我用刀杀敌的。所以，我必以杀敌驱敌为己任。家父新亡，作为人子，我不在家守孝，已是不孝；国家有难，我作为军人，不去以身报国，就是不忠。如果我主和，则是不忠不孝之人，还有什么脸面立于人世呢？！”

卢象升义正词严，问得杨嗣昌哑口无言。

过了很久，杨嗣昌才说道：“我知道你忠君爱国，但是，不论如何忠君，如何爱国，我们除了**以外，还应该用理性做支撑。作为世代享受皇恩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忠君爱国之心，但是，忠君爱国是需要条件的，同时还要具备忠君爱国的能力。不然，我们的忠君爱国，就难免会变成一场灾难。忠君爱国，其实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股冲动。现在，我们虽有忠君爱国之心，却无忠君爱国之力，最起码，暂时没有。你有与清军决战的**是好的，但是，你的**，就等于把尚方剑架在我的脖子上，把清军的马刀架在大明臣民的脖子上啊！”

卢象升对杨嗣昌的论调不以为然：“没有忠君爱国之心，就不可能有忠君爱国之力。自从我弃笔从戎那一天起，我就以战死疆场为荣。因为我是战士，所以我要战死。圣上把尚方剑交给我，我就一直把它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领命却不能歼敌，尚方剑哪会轻易架到别人脖子上？清军穷凶极恶，屡次杀我百姓，掠我钱粮，作为大明军人，不战而言抚，我做不到！”

卢、杨二人，虽同为官场人，但人生追求不同，政见自然不同。结果，两个人再次不欢而散。

不管怎么说，杨嗣昌都是崇祯皇帝身边的红人、卢象升的上级。卢象升惹恼了一把手身边的红人，触怒了直接主管领导，结果只能陷自己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1月20日夜，卢象升按原计划向清军发起攻击，因兵力有限，又无强援，结果以失败告终。

同一天，高起潜部的刘伯禄部，在卢沟桥与清军遭遇，没有任何作战思想准备的明军，险些全军覆没。

骁勇善战的“天雄军”都被清军打败，这让明政府里的气氛陡然紧张。

11月24日，崇祯皇帝担心清军攻打北京城，便把在京的所有大臣，分派到北京各个城门守城，并命人火速檄召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等人，率15万大军北上救援。

12月初，清兵依然没有攻打北京，而是转战良乡、高阳、涿州等地，然后分兵出击，在大明领土上，由着性子进行烧杀抢掠。

12月18日，崇祯再次召开殿前文武官员扩大会议，研究战局。

工科都给事中范淑泰说：“清军入关1月有余，在我都城周围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面对国难，朝廷内部讨论了1个月，是战是和，却无定议。城外各路援军将领，因得不到上级明确指示，均处于观望状态，战也不是，不战也不是。”

崇祯皇帝听范淑泰这样说，很不高兴，心里暗骂：你们这群白眼狼，平时说起齐家治国平天下，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现在敌人兵临城下，却都成了哑巴。现在败报频传，怎么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了？于是，他反问道：“谁主张议和了？”

范淑泰回答说：“现在朝中各个部门，都在竭力封锁所有战场上的消息。兵临城下，是战是和，连高层都忌讳莫深，秘而不传。各路援军虽到京城，对清军却是避而不战。下面的人，外面的人，除了认为政府想议和之外，还能想到什么？”

崇祯皇帝辩解说：“是战是和，是国家绝密级机密，岂能让每个人知道？”

崇祯皇帝把明政府当局对清军的态度，说成绝密级机密，保密范围限制到崇祯皇帝一个人。这让下面的是人，包括兵部的各级领导，也都无话可说。他们不知道一把手想干什么，只能持观望态度，等指示，听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