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作为大明官场的一把手，面对这种混乱局面，不能不管不问。清军一旦攻入北京城，那些大臣，换了服装依然可以坐在原来的位置，待遇不一定比现在差。崇祯皇帝作为明政府打班长，便会随着大明政府的消失而消亡。

明国官场，有事开会，没事也开会；能解决问题的会要开，解决不了问题的会也要开。阿济格在北京城外忙着抢掠，崇祯皇帝在北京城里忙着开会。

在平台，崇祯皇帝与大臣们针对如何对付城外的清军，召开第N＋1次会议，希望能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办法。

大臣们仍然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务虚不务实，只提困难，不想办法。作为兵部负责人，张凤翼实在找不到替死鬼，只好硬着头皮，心不甘、情不愿地做出姿态，自请担任各路援军总指挥。

明政府军备弛废，各路援军各有小算盘。他们认为，清军入关，只为抢财物、人口，而不是剿杀明军，占领北京。明军将领有了这样的想法，自然采取能守就守、能躲就躲、能跑就跑的作战策略，绝对不与清军殊死战斗。

正因明军采取这样的作战态度，导致阿济格一路势如破竹，连破房山、安肃、大城。9月，再陷文安、永清，漷县、遂安、雄县。然后，清军有折回来，攻香河，河西务，涿州，克顺义。再绕到京城东北，至怀柔、大安，西陷西和，分兵屯密云、平谷，再返回雄县，向北抢掠。

1637年10月18日，抢足掠够的清军，敲着得胜鼓，唱着凯旋歌，大摇大摆地从冷口出关，像媳妇回娘家一样。最可气的是，清军把抢掠来的汉族美女，打扮得花枝招展，逼着她们坐在马车上，做流动展览。

阿济格在出关前，命人找来一大块木板，上面书写“各官免送”，插在两国边界上。的确，在阿济格入关两个月内，明军除少数将领在某个地方抵抗外，各处守将几乎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击，对清政府的虎狼之师，大有迎来送往的意思。

此次清兵入关，发动大小50余战，连陷12城。北京周边各个县城、关口，均遭到重创，损失惨重。

兵部尚书张凤翼，明知袁崇焕被冤枉、拒不援救的宣大总督梁廷栋，感到崇祯皇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便先后服毒自杀。

清军主动离去，阉党人就像打了大胜仗一样，纷纷邀功请赏。崇祯皇帝对阉党人，出手也很大方，一一给予褒奖。同时，他也没有追究张凤翼、梁廷栋失职之罪。

不久，崇祯皇帝又翻出老账，后悔没有及时重罚张凤翼、梁廷栋。于是，张凤翼被免职，梁廷栋被处大辟。幸好二人了解他们的领导，及时自杀，否则也难逃重罚。

张凤翼、梁廷栋死后，兵部尚书、宣大总督出现空缺。崇祯皇帝听从结党营私、玩弄权术的高手、内阁首辅温体仁的建议，把在家守制的杨嗣昌调来任兵部尚书，调在湖广前线屡立战功的卢象升为宣大总督，负责守边。

就这样，卢象升便成为宣大总督，主要任务是整殇边备，镇守北京北大门。

1638年6月，卢象升的父亲去世，他请假回老家奔丧、守孝。

清军第四次入关，满朝文武无人可当大任，崇祯皇帝在无奈之下，把在家守孝的卢象升召回京师，命他为“督师”，指挥各地进京勤王的军队抵抗清军。同时，崇祯皇帝又命宣府、大同、山西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京，协助卢象升。

11月9日，崇祯皇帝在武英殿召开战前动员大会，听取卢象升和文武大臣的意见。

会上，卢象升向崇祯帝明确提出主战的基本方针。

卢象升说：“算上这次，建虏已经4次入侵关内。前三次，建虏军利用他们机动性强、转移速度快的优势，重在抢掠财物、人口，对于城池，采取遇弱则攻、遇强则转、占后再弃的原则，如泥鳅一样在我腹地游走。不论我们对建虏军实行追击，还是堵截，都非常困难，因为建虏军根本不想与我们打阵地战。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再消极防守、被动追击，必须采取关门打狗的策略，集中力量对入关的建虏军进行合围，一举歼之！”

崇祯皇帝觉得卢象升说得有道理，便赐他尚方宝剑，总督天下援兵，命他散会之后，与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督中官高起潜商议具体御敌之策。

崇祯浑蛋就浑蛋在这里。卢象升主战，杨嗣昌、高起潜主和，他们政见不一，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让他们在一个灶台上做饭，只能做出夹生饭。

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是个只会当官的官场万金油。他幼稚地认为，明政府真正的敌人，不是皇太极，而是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要明政府的财，李自成、张献忠要明政府的命。按照“欲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镇压农民军才是明政府当局紧要且重要的事。至于对付清军，是重要但不紧要的事。

主战派代表卢象升，主和派代表杨嗣昌、高起潜，3人在兵部因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与清军战与和上出现严重分歧，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

在杨嗣昌、高起潜看来，清军马快、弩硬、人剽悍，将士都是喝人血长大的，是披着人皮的狼，是不讲道理的嗜血魔鬼。以步兵为主、炮兵为辅的明军，与这样的军队硬碰硬，纯属以卵击石，自找难堪。

根据以往清军入关的习惯判断，他们根本不想夺城池，占领土，而是像一股飓风，虽有破坏力，吹过也就算了，刮走的不过是一些身外之物。农民军不同，他们的目标就是推到大明政权，重洗政治牌。现在，明军与农民军在河南、湖广激战，明政府根本无力两面派兵。如果各路勤王大军与清军浪战，即使侥幸获胜，最大的受益者也不是明政府，而是李自成、张献忠。

杨嗣昌、高起潜的主张是通过议和，先把清军稳住，即使赔点银子也无所谓，这样就能腾出手来，把主要精力和兵力用在镇压农民军上。可是崇祯皇帝似乎主战，他们不好违背、不能违背，更不想成为第二个袁崇焕。所以，他们主张对清军采取阻而不打、追而不击、围而不歼的策略，与清军耗时间，耗粮饷。清军长途奔袭，劳师远征，自然耗不过明军，将不战自退。这样，既满足了崇祯皇帝的需要，也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卢象升不同意杨、高二人的看法。他认为，予以清军重创，才是有效防止清军再次入关的办法。让清军轻易获利而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只能助长他们无底洞般的贪欲。

杨嗣昌、高起潜、卢象升3人各持己见，各不相让，结果只能不欢而散。卢象升返回昌平前线，决定以一己之力，与清军周旋到底。

第二天，一贯现用佛、现抱佛腿的崇祯皇帝，派遣中官从国库提出黄金犒劳卢象升麾下的将士，并且赐其军100匹御马、1000匹太仆马和银铁鞭500把。

卢象升误把崇祯皇帝的奖赏看作要与清军决战到底的决心。这让卢象升觉得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和信任，发誓与清军血战到底，收复失地。

卢象升太不了解这位领导了。这位偏听偏信、刚愎自用、极度自卑又极度自负、办事靠心血**、事后推卸责任的领导，只在乎下属说什么，不看下属做什么。像卢象升这种只做不说、又没人帮助说的下属，只能是崇祯皇帝面前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可以盖高楼，也可以砌茅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