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雅去世后，张爱玲一个人蜗居在公寓里，鲜有出门了，基本上谢绝来访。台湾学者水晶却是例外，水晶是台湾知名的“张迷”，他的好友便是王祯和。
20世纪六十年代末，台湾文学界开始了“张爱玲热”，她在美国的住所也成了崇拜者的向往之地。1966年，香港《星岛日报》连载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和《怨女》，让许多香港读者也回想起那曾红遍上海滩的女作家，华人文学界对张爱玲的关注开始多起来。
1970年9月，当水晶到柏克莱大学进修时，得知张爱玲就在这所学校，他喜出望外，寻机要登门拜访。第一次去张爱玲公寓时，摁响门铃了许久，门里才发出应答的声音，水晶忙说明来意。里面却答道：抱歉，感冒了，不能见。
水晶不死心，之后又打了几次电话，多次无人接听，偶然一次在深夜两点拨打，居然通了。想必此时张爱玲刚写完稿子，正在休息的当口，好奇这么晚谁打的电话，也许是熟人吧。当张爱玲问对方是谁时，水晶忙说当年王祯和陪导师您去花莲时，我就近在咫尺，却不敢见。如今在大学里又相遇了，希望导师指点迷津。张爱玲依然以不舒服来拒绝，不过这次要了水晶的电话和地址。
水晶一直等到1971年的初夏。此时进修期已满，他已然断了见张爱玲的念头，只是将自己《试论〈倾城之恋〉的神话终结结构》一文复印了一份寄给张爱玲，便收拾行囊准备走人。大概是张爱玲见水晶一片赤诚，这次居然主动回信提出见面。
其实上次打了电话没见，大概是因为水晶在电话里提到了王祯和。张爱玲与王祯和在1961年台湾一别的几年后，王祯和第二次约见张爱玲时，张爱玲以“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的”为由拒绝了。水晶再提次到王祯和，即便想见也要犹豫了。怕水晶见了王祯和会提起这件事，要惹人家见怪了。
总之，水晶终于盼来期待已久的时刻。7月里的一个周末，他装着一肚子问题走进张爱玲公寓。虽然之前见过张爱玲照片，也听人讲起过她，不过一见面还不免震动，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
张爱玲听了，笑笑并没有说什么。
在水晶心里，张爱玲大概是古典才女病怏怏的形态，还像胡兰成渲染的那样慵懒的女人。眼前这位五十一岁的女人虽然消瘦，却和蔼友善，笑容可掬，精神状态也很好。
张爱玲转身取出一瓶香水过来说，闻听你去年就定了婚姻，这香水是送给你爱人的。水晶立即受宠若惊般站起来，双手接过来。想想张爱玲如此细心，自己却空着手过来，真是有些失礼。张爱玲又问他喝酒么，水晶忙回答：不不，从不饮酒。张爱玲想了想，取来一罐可乐，又开了一瓶糖水番石榴。
两人坐下来，水晶说自己最近正看朱瘦菊的《歇浦潮》，张爱玲听了马上回应说这部书很好。她仿佛遇见了知音似的对水晶说，以前一直没人提过这本书，《歇浦潮》大概是中国本土“自然主义”风格最好的一部小说了。谈到《海上花》时张爱玲又说，《红楼梦》缺了尾巴，《海上花》是中段烂掉一块，这些都很遗憾。
另外两人还谈到五四之后的文学发展，说到鲁迅时张爱玲说：他是中国最具批判性的作家，张爱玲给出很高的评价：
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文学传统等到鲁迅逝世后，也突告中断了，这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两人还聊起老舍、钱钟书和吴祖光等大陆作家及其文学作品。但提到台湾作家时，张爱玲便不予置评了，只说台湾的文学界聚会简直太多了，难免会有争执。水晶回应说，夏济安先生也在文章中说，台湾作家是一群“声名狼藉的社交家”。
谈兴正浓时，张爱玲进厨房给水晶冲了一杯咖啡。自己将刚充好的咖啡一饮而尽后，又倒一杯走过来。边走边说，自己原是喜欢喝茶的，不过美国这里的确找不到上好的茶，也只得凑合着喝咖啡了，还要不停地喝。水晶又问起有什么写作计划时，张爱玲说：
“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顽强的。”
说到这，张爱玲语气变得坚定起来。
两人一直谈话到两点半，张爱玲还拿过一本英文版的《怨女》，题上自己的名字后送给水晶。最后还说：“这样的谈话，十年大概才能一次。朋友间会面，有时终身才得一次。”水晶真是不虚此行，能与张爱玲交谈这么长时间的拜访者，极少。
就在水晶拜访前的一个月，陈世骧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本来学术研究成果就很少的张爱玲，在东方语言学系研究所里失去了关照，自知再也无法待下去了，只好辞职。
张爱玲虽然失去了工作，可现在的稿酬已足够日常开销。她给住在洛杉矶的庄信正打电话，托他帮忙找个房子。此前她一直想在纽约定居，不过眼下纽约社会秩序异常混乱，犯罪率居高不下，也只好住在洛杉矶了。庄信正问她需要一间什么样的房子，张爱玲回道：要带浴室、一间房的公寓，最好附近还有公共汽车站且地点要好。另外房子要新一些，其余就没什么了。
第二天，庄信正和妻子杨荣华开着车子去洛杉矶好莱坞区，为她找了间符合心意的房子。
搬家那天庄信正的妻子杨荣华也跟过来，搬东西时她发现张爱玲的手受了伤，关切地询问。张爱玲充满歉意地解释说，是自己笨手笨脚，绑行李时不小心弄伤的。杨荣华见她纤细瘦弱的身体吃力地挪动行李，内心不禁涌出怜悯。
不过张爱玲带的行李并不多，只是那盏很高的台灯引起杨荣华的兴趣。进公寓里瞧下去，里面的家具和陈设很堂皇，看上去像有钱人住过的，只是陈旧了些，一副破落的感觉，不过房间里没有书桌和书柜。领他们进屋的是位很敦实的女人，不停地和张爱玲说话。张爱玲很客气地用中文讲：“我不会英语。”女人顿时语塞。
临走时张爱玲和庄信正夫妇讲：“来了洛杉矶，最好还是当我住进老鼠洞里。”庄信正夫妇知道，这是张爱玲交代不要说出她住的地址。
在美国奔波了十多年，终于有个安稳的晚年。近年来，她一直没间断过对《红楼梦》的研究。有个稳定的居所，经济上也宽松了，她计划着还完自己以前“欠下的债”，开始系统地对《红楼梦》进行考据研究。
1967年麻州剑桥开始，直至1969年柏克莱加州大学时，她一直进行着《红楼梦》考据研究，除了研究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外，她还研究了胡适、周汝昌等许多红学家的论文专著。张爱玲说：我所以能说一些自己的看法，是读过太多遍《红楼梦》了。由于她对不同版本都有过阅读研究，甚至可以分辨出其中很细微的差别。
另外她还不单单钻研理论，更多是从文学实践上进行体会和感悟，这是其他研究者不能比的。她十几岁就用红楼笔法写了第一篇小说《摩登红楼梦》。这么多年下来，文学心法多源于这部经典，她的视角更关注在《红楼梦》的文学神韵、故事及人物在“无常命运”上的把握上。此时回头再看它，理解上也能更上一层。张爱玲每每提到自己的文学历程时，毫不掩饰地说出这本书对自己的影响：
（《红楼梦》和《金瓶梅》）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红楼梦》。《红楼梦》遗稿有“五六稿”被借阅者遗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家人家去找出来，抢回来。
1972年从柏克莱搬到洛杉矶后，张爱玲将所有精力都放在红学的研究上，她说这是“一种近乎疯狂的豪举”。大洋彼岸的宋淇给张爱玲写信时也调侃：“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么样了？”
同年，她第一篇红学研究《未完》发表在台北幼狮文艺研究社出版的学术丛书《红楼梦研究集》里。1974年，台北《皇冠》杂志发表了张爱玲第二篇红学研究著作《初评红楼梦》，台湾的《中国时报》也刊出散文《谈读书》。
同年6月，庄信正要离开洛杉矶去印第安纳州，张爱玲得知后打电话请庄信正和他妻子杨荣华来家做客，还特意叮嘱二人要带上相册。庄信正是研究比较文学的博士，也是张爱玲最喜欢的后生。张爱玲这几次搬来搬去，都是讨扰庄信正。临走时庄信正还托付好友林式同照顾张爱玲。林世同是个热心肠，也极讲哥们义气。可他只是建筑师，并不懂文学。
在客厅里夫妇俩又看见了张爱玲那盏铜制台灯，那是一盏可以旋转的、有三个白炽灯泡的台灯。一打开，屋子里照得雪亮。或者是张爱玲一个人孤单地坐在幽暗的房间里太无趣吧，她喜欢亮堂堂的。张爱玲弄些西式的甜品和咖啡来，因为平日里只有自己，所以碗筷碟盘准备的也不多，眼下多找些餐具也困难。
吃罢后三人在沙发上团坐下来，杨荣华拿出相册给张爱玲看，聊一些过往。张爱玲看后抑或颇感慨，时光就这么流着，一转眼大家都变得老了。她也拿出自己的相册给大家看，那里从童年的光影记录开始，一直到青涩的少年和风华正茂的青年，最后停留在暮年。几个人在记忆里徜徉。是呀，人是不禁老的，这地方待两年，在那地方待两年，时间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有一天忽然不想动了，人也在衰老的回忆里，慢慢退出世界了。
张爱玲抚摸着母亲和姑姑的相片，娓娓道来，庄信正夫妇坐在两边静听……
1977年，倾尽十年心血的《红楼梦魇》终于完成，全书14万多字。张爱玲还精心地为这部书设计了一幅京剧脸谱的封面。8月份在台北皇冠出版社第一次出版，11月再版。而张爱玲也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房间里度过了十个年头。其间除了庄信正夫妇来过，她基本上就闭门谢客，不见人的。
对这个阶段，张爱玲用两句话来总结：“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
在这部书里收录了《未完》《插曲之一》《初详》《二详》《三详》《四详》《五详》等共七篇文章，张爱玲就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将《红楼梦》留下的悬疑一一进行了考据。
在《红楼梦》研究中，张爱玲首先以作家视角分析曹雪芹与高鹗的生活背景、写作背景及创作方法，这是一般红学研究者不具备的学术研究条件。曹雪芹的《红楼梦》，从初稿至截稿用了十年，且修改了五次，从张爱玲自身体会来分析，她认为曹雪芹刚写作时并非是成熟而专业的作家。随着自己年岁的增长和人生体悟的提高，曹雪芹又对不完善之处进行了大篇幅修改。这说明作家是抱着极认真的态度，以毕生精力来写这部书的。
张爱玲在研究红学时做了大量考据和论述，对社会文化、故事内容、作家写作心理、不同版本对比和考据等等进行了翔实的梳理和查阅，得出很客观的看法。
张爱玲对《红楼梦》表现出来的婚姻家庭主题，及社会和人性等问题也进行了重点说明，她认为很多《红楼梦》研究者仅将视线关注到悲伤的恋情上，不去探讨背后深层次的人性问题，这是最大误区。尤其在美国，有些人只是看见贾宝玉和林黛玉表兄妹之间的恋爱悲剧，却没见到深层次的社会及文化背景，这无疑是极其肤浅的。研究者需深入探讨《红楼梦》里传统的家庭本位与人性解放、社会伦理及爱情婚姻观的冲突等问题，这才是其重要的文学价值所在。
张爱玲的《红楼梦魇》，还是基于现代文学发起者胡适、红学研究学者顾颉刚、俞平伯、吴世昌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对《红楼梦》展开研究的。而其看法也得到中国红学界的认可，红学研究学者周汝昌看后说：
只有张爱玲，才堪称是曹雪芹的知己，我现今对她非常佩服，认为她是“红学史”上一大怪杰，常流难以企及。张爱玲之奇才，心极细而记极强。万难企及，我自惭枉做了红学家。
张爱玲《红楼梦魇》的独特之处，是她以小说家视角来看《红楼梦》，因而能从写作心理分析曹雪芹与高鹗的写作初衷。另外她也没有按照学术研究的写作规律和范式进行创作，虽然严密性差了些，但读起来却很轻松。当然，张爱玲也并不在乎所谓的范式和原则，只要说出自己的看法，大家读得明白就可以了。这在柏克莱加州大学研究学问时，大家也是领教过的。
写完《红楼梦魇》后，张爱玲便着手第二个计划了，即将吴侬软语的《海上花列传》翻译成中英文两个版本。翻译《海上花列传》期间，即1978年，皇冠出版社还发表了张爱玲的小说集《惘然记》。其中收集了《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等三篇小说。在这三部小说里，《色·戒》的争议最大。
小说故事源于胡兰成对张爱玲讲的一则故事：国民政府中统特务郑苹如接到暗杀汉奸丁默村的任务，身份暴露后被捕入狱。她坚称自己是为情杀人，这轰动了汪伪时期的上海，郑苹如也在1940年被秘密处决。这篇小说在1950年时就已完成初稿，故事梗概是：一群热血青年决定暗杀汉奸易先生，王佳芝用了美人计后终于寻到机会，然而却在易先生为她买了一颗粉色钻戒后变节，在王佳芝的提示下，易先生得以逃脱。后来汉奸易先生大开杀戒，将王佳芝和其同伴全部枪杀。文章一出，立即引起评论界一片抨击声。
张爱玲辩驳到：
“我反对人物脸谱化，将好人与坏人区分得十分清晰，即便爱国志士抑或伪军汉奸，他们都有人性的弱点，我写的只是人性弱点。”
另外她还说：
“我写的不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人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
在小说里，重点对男性及男权意识进行了批判。王佳芝失去贞洁后，很长时间易先生没有联系她，同伴也觉得她“不纯洁了”。王佳芝尤其恨梁闰生，是他的主意让自己沦落，而且自己爱的人也开始瞧不起自己，王佳芝认为上了当。这表现出一个女子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及集体下，有极度不安全感和无助感。
但是不论怎么说，社会伦理及道德底线、民族意识是大多作家不敢触碰的，尤其是张爱玲要揭示的是“男权”与“弱女”这样非常严肃的人性问题，却跑到了道德伦理及民族意识对立面。
另外张爱玲强调，作家并不去评判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和动机，她只尊重故事里的人物。这个故事也确有真实的人物蓝本，虽然小说故事必须要标新立异才能精彩，令人意料不到的结局才能令人震撼。但《色·戒》却将男性所有正当或不正当的行为心理和动机全部否定掉了，另外强化同伴对王佳芝这个女性的摧毁的同时，对易先生却用墨较少，这难免让读者产生误会。总之，文章突出女性意识的同时，也失掉了一些理性……
1978年后，除发表这三篇小说外，张爱玲更多时间是将吴侬软语的《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文和中文。英文版一直未寻到出版社出版。1981年皇冠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在书中，张爱玲全面描述了旧上海的社会生活、文化背景，以及民风风俗和生活习惯，细致描画了欢场里形形色色的人物。这是一本充满浓郁本土气息及人情俗礼特色的著作。不过张爱玲也认为：这本书由于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来支撑故事，一些隐晦笔法在读者阅来，并不能看出其中的暗示。张爱玲也对这部作品没有什么自信，在《海上花列序》中写道：
“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三弃海上花。”
由于张爱玲眼下的生活并无经济之忧，因而更看中自己作品的学术性，对普及与否已然失去了兴趣。不过，当她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怨女》《倾城之恋》改编成电影放映后，知道她的人越来越多。各大报纸也挖空心思去采访她，譬如台湾作家戴文采。
戴文采也是资深的“张迷”。1988年，戴文采在《美洲中报》新闻编辑部从事新闻工作。一天，她收到《台湾联合报》副刊编辑苏伟贞的信，要她做一个张爱玲非访问的侧写。戴文采也是《联合报》副刊作家群的成员，因此答应下来。
戴文采来到洛杉矶后，先找到张爱玲地址，写一封信恳求同意采访。寄出去后，和预计的一样杳无音讯。戴文采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她跑到张爱玲隔壁的房东那儿，说自己就要住这里，多少钱都租。房东见她充满了诚意，十几天后住户搬走，便通知她入住了。
戴文采与张爱玲住得这么近，又听见隔壁就发出了她生活里的声响，显得异常兴奋。不过这次她可没冒冒失失地去打扰，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然而做了张爱玲一个多月的邻居，只是一次出来倒垃圾时才见了一面。她写道：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佳洛水海岸的蓝裙子，女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
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匆匆开门下锁急步向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
戴文采眼瞧着张爱玲倒完垃圾回房间，这么近却采访不到让她甚是遗憾，她每日除了听见隔壁房间电视机发出很大声响外，就没什么有价值的讯息了。背靠着墙想了一阵子后，她突然灵光一闪，倾身子将张爱玲丢下的垃圾袋勾出来，蹲在垃圾桶边儿彻彻底底地鼓捣研究了一番，还真发现了许多生活小细节，比如平日里的吃喝，看过什么书报，在哪里购物等等，就连存款要去哪家银行，多长时间通一次信都弄得清清楚楚了。
戴文采望着一地的垃圾，心满意足地回自己公寓，写了一篇《我的邻居张爱玲》，兴奋之余还给住在美国的好友打了电话，告诉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这位好友和夏志清也很熟，一想这事张爱玲一点都不知情，就这样将人家生活隐私暴露出去似乎不合适，于是给夏志清打了电话，夏志清忙联系庄信正，庄信正当即打电话给张爱玲：“现在你隔壁房间住了一个戴小姐，据说是台北《联合报》副刊的记者。”张爱玲旋即挂掉了电话。第二天再打电话便没人接了。
隔几日，庄信正打电话嘱咐好友林式同，林式同说：“没问题，已经搬好了。”
戴文采发现“邻居张爱玲”的房间没了动静，忙向房东打听，才得知张爱玲已搬走了。戴小姐便将这篇《我的邻居张爱玲》整理后寄回去。副刊主编看了觉得这样不好，权衡一下，觉得还是“张爱玲百年之后，再发表这篇稿子”的好。戴文采闻听后当即失落。于是给台北《中国时报》主编季季打电话，希望得到帮忙，仍被拒。戴文采无奈，最后只得在《美洲中报》发表这篇散文了。
戴文采觉得，自己这样做也没有恶意，遭到别人的非议当然十分委屈，她在《我的邻居张爱玲》的结尾写道：
“我们何必像顽童般非要扔石头惊她一惊呢？这就是为什么我终于改变计划，没有蛮横地去敲她的房门，目的求得她露脸；这也是为什么自动放弃拍下她的身影，我有过那样好的机会——只是觉得没有资格。”
然而这的确给张爱玲带来不便，在她给司马新信中提到：
五月份我听见说有家台湾报馆记者住进我那幢公寓，要不择手段采访。刚巧我患感冒一个多月没出去，没碰上。一好了就搬家，累得筋疲力尽，不能再搬了。只好住址绝对保密，仍旧用旧有的信箱作唯一的通讯处（1626NWILCOX **E.，#645。HOLLYWOOD CA 90028）。否则一个告诉一个不告诉，会使人见怪。
1989年，张爱玲见到戴小姐的文章登出来，更是光火，又在与司马新的通信中发了牢骚：
那篇淘垃圾记还是登出来了。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正如你说的。所以我不能住在港台。现在为了住址绝对保密，连我姑姑都不知道，已经有好些人不高兴。一旦发现你来看过我，更要得罪人，无论我怎样解释，是因为实在感激，不亏了你热心，我还在住旅馆流浪。
这段时间，张爱玲一直颠沛流离在洛杉矶大小的汽车旅馆里，甚至一个星期就要搬一次。此时夏志清、庄信正和司马新也注意到张爱玲的境况，忙写信询问，得知是因蚤子引起的皮肤痉痒，为了躲这种恼人的蚤子所以要经常搬家。张爱玲生病的事还传到水晶的耳朵里，他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张爱玲病了！》。张爱玲看后又是恼火，认为他透漏了自己生活隐私。之后，为了躲媒体的视线，她的住所变得更加隐蔽，以至庄信正都无法联系到她。
得知张爱玲生病，焦急的宋淇想把她接回香港，让自己医生好友为其医病。张爱玲告诉他：由于经常搬家，自己护照丢了，无法回香港。另外《海上花列传》的英译本也不知去向，精神颓废到极点。司马新立即托人找来洛杉矶的名医，还专门写信让宋淇催张爱玲去看医生。没几日，宋淇便给司马新回了信，将张爱玲被医好的“喜讯”告诉他。
3月，张爱玲也给司马新回了信：
（司马斯找来的医生）Dr.X虽言语不多，给我印象很深，觉得是真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认出是皮肤特殊敏感。大概Fleas（跳蚤）两三年前就没有了。敷了药奏效如神，已经找了房子定居……吃了药便立即奏效。现已安稳下来了。宋淇来信提到过水晶那篇文章，大概知道我不想看，看了徒然生气，所以没寄给我。不管他怎样误引志清的话，我根本不理会，绝对不会对志清误会。
司马新看了这封信后，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庄信正还托付好友林式同尽力照顾张爱玲。张爱玲的几次搬家都是林式同给找的房子。垃圾事件后，张爱玲打电话问林式同是否有合适的房子。正巧他设计的公寓小区刚完成施工，里面有个单人套间很适合她。林式为她疏通并办好了入住，还叮嘱公寓经理，万一有紧要的事，要立即通知他。
林式同还帮张爱玲办好了她丢失的证件，张爱玲十分感激。她与林式同虽然见面少，但通电话的次数很多。一次在电话中，她说林式同与他的日本太太晚上在公寓里的**躺着看星星，一定是天底下最浪漫事了。
1991年，公寓里搬来不少移民，又吵闹又脏乱。张爱玲想搬出此地。7月初林式同便为她找好了公寓，开车陪她去看房子，这是两人第二次见面。路上，林式同问了张爱玲身体的状况。张爱玲说最大的苦恼还是牙齿，总是看不好。张爱玲还提到1月份发生的三毛自杀的事件，只是说她怎么会自杀了呢？三毛曾以她和胡兰成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了《滚滚红尘》剧本。
搬到公寓后，伊朗房东端详着张爱玲，林式同看出她对这个新房客心怀芥蒂，便安抚了一番。几日后，伊朗房东打电话给林式同，谈到张爱玲时牢骚满腹：“有几次忘带钥匙把自己关在了门外，要我去帮忙开门；还抱怨浴室设备有问题，要我去修理。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林式同哑然一笑说：“这位张小姐交房租及时得很，人也清静，不爱打扰别人，这样的好房客怕也不好找吧。”伊朗房东呆了呆，点了点头也认同了，林式同又交代房东有事找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