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水晶、朱西宁等人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大量讨论张爱玲的文章，副刊主编桑品载每次都要写信征询张爱玲意见，因此两人长期保持联系。一次，桑品载得知张爱玲要将一篇描写北方军阀的英文小说翻译成中文，大喜过望，马上跑去董事长那里汇报。董事长责成他用尽全力去弄到稿子，并欲先寄5000美金做定金，稿酬也相当丰厚。张爱玲委婉地说稿子还没写好，且也不愿意接受预付。不过桑品载既然受了董事长的托，拿不到稿子也不好向上交代，于是旁敲侧击地向张爱玲要文章，张爱玲也被他的诚意打动了，后来寄来了三万字的《谈看书》，又怕不符合报纸刊登条件，便在信中嘱咐说：

久以前说要写篇散文寄来，迟到现在才交卷，真太荒唐。这篇又实在太长，如果与报纸体裁不合，请千万不要跟我客套，寄还给我，以后有较短的再奉上。

这段时间，张爱玲正在翻译《海上花列传》，其他创作很少。因此桑品载不太可能争取来张爱玲的新作。在翻译《海上花列传》英文版和中文版期间，年轻学者司马新闯入张爱玲的视线。他的论文选题也选择了《海上花列传》。不过导师与周遭人均不懂吴语，虽然自己懂苏州话，但是无法确认研究是否正确。导师认为如果想写好这个论文，需一位懂得吴侬软语的学者帮助自己。司马新找到夏志清，夏志清立即想起张爱玲并推荐给他。司马新接受了夏志清的建议，当即写信向张爱玲讨教，还希望借阅她手中的资料。

张爱玲在回信中，先谈了自己《海上花列传》的翻译进展，还解释说自己的资料极少。随后司马新便将自己部分论文寄给张爱玲，希望她能批评指正。两人一来二去的，联系便开始频繁起来。一次司马新信中提到自己想要翻译张爱玲的小说《年轻的时候》，以发表在自己任编辑的杂志上。张爱玲看了信后立马犯了难，在回信中委婉的推辞说：

未能遵嘱从速作复，其实写信并不费时间，不过实在为难。前一向台北P.E.N杂志要登我一个短篇小说的译稿，又有人要翻译一篇编入印大印刷所的一个选集，我都回掉了，声明一定要自己译，不过日前没工夫。如果出尔反尔，去登在别处，太说不过去了，要得罪人。只好请不要发表，希望你能原谅。总之如果先写张便条来跟我说一声就好了，不致让您在百忙中再浪掷时间，使我歉疚到极点，祝海上花论文一帆风顺。

1980年司马新毕业后，在波士顿任职。公司与香港和上海有业务往来，司马新回国前，经常问张爱玲是否有什么事情要办，或捎带给谁什么讯息。而此时中国业已开始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僵化的思想也开始变得更开放和包容。于是司马新劝张爱玲回家看看，会发现更多惊喜，张爱玲不置可否。1982年，北京大学留美访问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文化系研究员乐黛云十分欣赏张爱玲，希望能通过司马新请张爱玲去北大进行私人访问。张爱玲回信婉拒：

承向乐黛云女士我的作品，非常感谢。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去过的地方太少，有机会旅行也想到别处去，请代向乐女士婉辞，替我多多致意，多谢！是真忙得透不过气来，在别人不算忙，我是因为精神不好，工作时间不够用。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陆文学界开始重新认识张爱玲。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教材，提到了张爱玲的文学贡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首个站在中国文学史角度，客观系统地论述了张爱玲及其文学作品地位的文献。而大陆普通读者对张爱玲的喜爱，还与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有很大关系。这篇发表在1985年上海的《收获》和《读书》杂志上的文章，回忆了柯灵与张爱玲从接触到交往的点滴经历。该文先以“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为开篇，并引用《金锁记》开篇“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来铺陈入叙。文章结尾写道：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张爱玲是否收到老友柯灵的问候就不得而知了，但张爱玲及其文学作品因这一篇极感性的祝福文章的推荐，开始风靡中国大陆。红学家魏绍昌来美国讲学时，在洛杉矶碰到了张爱玲的邻居。邻居说自己也很少见到本人，但如果寄信，倒是可以帮忙的。

魏绍昌早听说张爱玲不爱见人。不过自己是红学家，另外还通晓吴侬软语，因此与张爱玲在《海上花列传》的研究上有共同语言，同道之人没准能见一面。于是请邻居帮忙转交一封信。不过等了数日仍无音信，他也不抱什么希望了，便离开洛杉矶回国。

又过了半年，洛杉矶的老友打电话来说：你走后一个月左右，有个姓张的老太太打来电话问，是魏先生么？当得知魏绍昌已经走了，那边回一句“我刚看到信呀”便撂了电话。魏绍昌听老友的一番描述，暗自想：

“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毕竟与上海有感情。”

张爱玲自然是牵挂故乡和亲人的，此时她已开始与姑姑、弟弟通信了。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时与张茂渊约好不通信。张茂渊一直过着平静的日子，1979年与李开弟结婚。李开弟曾受托做过张爱玲在港大读书期间的监护人。“文革”开始后，李开弟因“帮助外国人进行经济侵略”被打成右派。挨斗期间，“没有人敢来看他，唯有张小姐”。因此李开弟在1979年改正后，两人在李开弟女儿李斌的撮合下结成黄昏恋。八十年代初，张茂渊在宋淇的帮助下，与张爱玲重新取得联系。

张爱玲对这个姑父的印象也非常好，得知两人结合十分高兴，并在信中送上祝福。张茂渊收到侄女的信，十分高兴。不过两人通信也不多，主要是张爱玲经常搬家，为保密总是租用邮箱，信件到达也不及时。

进入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开始升温。1981年末，记者张葆莘在上海《文汇月刊》刊出《张爱玲传奇》。张子静看了这篇文章后，得知姐姐的状况激动异常。张子静一直未婚，继母病逝后便搬到仅有十四平方米的小屋内独居。得知姐姐尚在，便通过美国朋友和台湾的亲戚帮忙联系姐姐。直至1983年才联系上，还将张葆莘的《张爱玲传奇》一并寄过去，在信中，张子静劝姐姐回国团聚。张爱玲认真指出张葆莘文章中的史实错误，且决然表示不会回上海。

与姑姑一样，虽然张子静经常给姐姐写信，但总是泥牛入海。直到1989年两人才重新联系上了。这段时间张爱玲一直颠沛在洛杉矶大大小小的汽车旅馆中，甚至一个星期就要搬一次。

不过远在大洋彼岸的张子静并不知道这些，连寄了几封信均被退回，又失去了姐姐的联系让他紧张起来。一天一位知道两人关系的街坊拿着报纸慌慌张张跑进屋，张口便说：你姊姊可能出事了！张子静抢过报纸，上面刊出张爱玲过街时被撞伤住院的新闻。张子静心一下跳到嗓子眼儿。可转念一想：姊姊也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要是有个好歹定会传的满城风雨，还是问问再说。忙打电话向上海亲友询问，还给远在美国的亲戚写信，皆一无所获。焦急的张子静通过上海华侨事务办公室联系到洛杉矶领事馆，巧的是领事馆正好有人和戴文采很熟，七转八折这封信终于寄到张爱玲手里。

张爱玲回信说自己虽然身体多恙，但也不很严重，不要挂念。在给病重的姑姑写信时也谈到过街被人撞伤、右肩骨裂的事，信中写道：

三月间，过街被一个中南美青年撞倒，跌破肩骨。一直遵医嘱每天做运动和水疗。最近医生才告诉我可以不用开刀了。

一直想写信问那边情况。上次来信伤臂写字不便，只写了便条。姑姑千万让姑父写信，让我做些能及的事，我也稍微心安。

张爱玲在回信中再次婉拒了回上海探亲的建议，她已断了回大陆的念头。1990年台北的《中国时报》创刊40周年时，第十三届报告文学奖扩大举行，张爱玲被推荐为决审评委。且报社还答应在评审会结束后，派专人陪张爱玲回上海探望生病的姑姑，张爱玲也回信回绝。

不回上海，不能说张爱玲对生养自己的故乡无眷恋之情。一次林式同说他要去上海，有什么托付的事时，电话这边，张爱玲听后沉思半晌，顿一下，细声说：“哦，上海，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