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一日，张茂渊接黄逸梵信，信中说到要回国的事。这个消息对困境中的张爱玲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惊喜。黄逸梵回来那天，张茂渊和张爱玲、张子静和表哥来码头迎接。张爱玲翘首盼望，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下舷梯。

看见那熟悉的身影，张爱玲掩身抹了把眼泪，像受了大委屈的小女孩儿，跟在张茂渊身后。张子静和表哥迎上去接行李。

黄逸梵嘱托张子静取托运的行李，张茂渊赶紧拉过黄逸梵瞧上瞧下，说：“哎哟，好惨！瘦的呦！”

张爱玲盯着母亲看，没有言语，只是眼睛红红的。

张子静和表哥推着十几个箱子，奋力地走来。张茂渊和张爱玲好奇地盯着那些沉沉的大箱子。

黄逸梵笑了：“那是没卖出去的皮件，手工的。”

黄逸梵喜欢匠人手工缝制的古旧感觉。黄逸梵无疑是超前的，但那时刚刚进入工业化，人们刚从手工中解放出来，机械缝纫更迎合当时的口味。

无疑，黄逸梵回来给了张爱玲莫大抚慰。这一年里，张爱玲几乎放弃了自己所有梦想。此时在中央银行无锡支行工作的张子静，也希望母亲不要再离开了。黄逸梵推脱自己不习惯这里了。张子静认为母亲的理由有些牵强，张爱玲知道母亲不喜欢回来的原因，她要与这个伤心之处决绝的割裂。

黄逸梵必须要回来的，她与张爱玲，就好似两片漂泊在风中的枫树叶子，越接近壮美的红色时节，越觉得离枯萎不远了。她能感觉到女儿的心境，她需在这个临近枯萎的季节，再见一次让她那么骄傲的女儿。而枫叶再美丽，终究是要枯萎了。她也是必须要离开的，她要沿着自己追求方向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国。

此时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继母已沦为贫民，仍时不时地去吸鸦片。1953年张志沂肺病去世，张子静匆匆赶回去送葬，且给姑姑打了电话，姑姑只应了一声：“晓得了。”

虽然张爱玲两部电影剧本反响极好，但之后又悄然无声了，1948年至1949年期间一字未动。没有稿费来源让张爱玲生活变得十分拮据，当她给胡兰成最后一笔钱后,便与姑姑搬出了郝德路19号。张子静回忆说：“姐姐的家是越搬越小了。”

这时民国政府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物价飞涨，物资短缺，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哪有心情读书。在极度窘迫的情形下，上海大多杂志社与报馆也悉数关闭，只剩下民国政府支撑的几家政治性刊物，一些作家即便想发表作品也无处可投，连闻一多这样的文学大家也要挨饿受冻。张爱玲与姑姑有间房子避开风雨、有果腹之食已属不易。

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左翼文学及进步作家作品开始大行其道。张爱玲对这些新文学形式感觉很吃力，虽然她政治敏锐性很差，但对文学感知还算强。张爱玲也清楚此番潮汛涌动大有不可逆转之势。

左翼文学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们更关注社会底层人的艰辛生活，更注重社会及政治的现实批判性。张爱玲并不精通此道，在她笔下更关注十里洋场里中产阶级和小市民的描写，虽然她对这些人也极尽挖苦讽刺和批判，而小情调统统被贴上腐朽糜烂的标签，写了必要遭到质疑，脱离了又不知如何下笔。眼前的情形，颇让张爱玲大为困惑。

6月，从香港归来的剧作家夏衍担任了上海军管会的文管会副主任。在这个前景极不明朗时期，上海的小报已全部停刊了，许多出版人去了香港。夏衍来上海后找到龚之方和唐大郎，对他们说，新中国的上海市不是不要小报，是要扫除低级趣味的小报，创建积极向上的小报。新小报要推行社会主义新风尚，一改过去颓靡之风。

此言一出，7月间龚之方和唐大郎创刊了《亦报》，原《世界晨报》也改组为《大报》。两刊一出，马上云集了丰子恺、周作人这些大学者和名作家，一篇篇华彩纷呈且风格明快的文章出现在这两家小报上，也立马解决了上海大批作家学者无刊可写，生活无着落的尴尬境地。小报能云集这么多优秀作品，这情景在以往简直不可想象。上海也因实施了新中国正确的文艺方针，整个文化氛围也变得清亮和昂扬起来。

龚之方和唐大郎创刊《亦报》时立即想起张爱玲，两人亲自登门拜访，极力劝说她加入《亦报》。张爱玲本意是拒绝的，但龚之方和唐大郎的诚意邀请也让她略显为难。既然是熟人，也不好太过推辞，便应承下来。但怕一时写不好又被人家抓住把柄，决定用个全新的笔名。龚之方与唐大郎听后稍有失望，可二人知道张爱玲是出了名的固执，也只好点头。

张爱玲有她的小算盘，想当时《连环套》写得稍微做作了些，便招来迅雨一顿训教，这次要写自己不熟悉的对象和类型，还是小心为妙。《亦报》则将张爱玲的《十八春》当作压轴好戏推出来，小说还没发表，《亦报》就开始推出专栏广告，让读者知道这篇小说出于名家之手，桑弧还写专题文章极力推荐。张爱玲的《十八春》尚未登报便吊足了读者胃口。

1950年3月，张爱玲以梁京为笔名在《亦报》上连载了小说《十八春》。这部长篇小说一直连载至1951年3月才完成。至11月，《亦报》又发行了《十八春》的单行本。

《十八春》又名《半生缘》，是一部横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八个春天里的史诗级爱情小说。全书十八章，背景在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之间，以顾曼桢与沈世钧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写了几个平凡人的恋爱故事。剧烈变革的社会背景像一张淡淡底色的画布，几对乱世男女在这张画布上演绎痴怨的爱情故事。

张爱玲用悲凉精致的笔触缓缓叙述了一段漫长的情缘：沈世钧突破世家大族的门第观念，与小家庭女孩儿顾曼桢热恋，而与沈世钧门当户对的翠芝又倾慕叔惠。可故事发展下去，姐姐顾曼璐为了稳住自己自私而花心的丈夫祝鸿才，设下圈套让自己男人强奸了亲妹妹。最后顾曼桢怀着自杀的心情嫁给了祝鸿才，而叔惠则孤身去了解放区……

沈世钧怀着绝望的心情娶了翠芝，两段姻缘产生的巨大痛苦，在十八个春天之后，像一抹细细的青灰般渐渐消逝了。那段撕心裂肺的痛在流年的冲蚀下变得清淡如水，而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恨，也轻如飞絮了。

十八年后当沈世钧与顾曼桢相遇时，往日刻骨铭心的恋情虽然变得模糊不清，可又隐隐地揪着心，不愿散去……张爱玲以对无奈人生的苦嘲，平稳地对人性进行了揭示和批判。譬如祝鸿才千辛万苦地得到顾曼桢，却像得了一碗素虾仁般索然无味。顾曼璐让自己的亲妹妹伤透了心，也没能拴住丈夫，还失去了妹妹的亲情。沈家大少奶奶极力拉拢翠芝，翠芝进了沈家后，两人却成了冤家对头。这一切的一切，透着那么清冷的一笑。

这一切苦难，皆源于爱情起始那一刻。张爱玲这样写道：“他站得很近，在那一刹那间，他好像是立在一个美丽深潭的边缘上，有一点心悸，同时心里感到一阵阵**漾。”这源于爱情的悲剧，最后的收尾更为苍凉。张爱玲描写了沈世钧与顾曼桢见面时的心理活动：当他清楚了她是真心爱自己的，她也清楚了他对自己的赤诚，两人心里顷刻间涌出苍凉的满足感。

这篇悲怆的爱情故事一发表，立即吸引了大批读者的关注。唐大郎原来办过鸳鸯蝴蝶杂志，弄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把戏很在行。小说连载过半时他又写了篇文章评析，署名“传奇”。文章最后还卖关子说作者是徐訏还是张爱玲呢？

很多人见了“传奇”这个署名，就会想——当然是张爱玲了。在那个资讯还不发达的年代，人们的业余生活远不如现在丰富，广播和报纸是许多人的娱乐选择。像张爱玲这样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作者，在大众读者眼里也是很引人关注的明星人物。一些读者经常写信或直接上门拜访。

小说连载时的一个夏日，张爱玲正端坐家里喝茶，外面忽然响起敲门声，张爱玲开门一看是公寓的管理员，说有一位女子找她，正在楼下等呢。张爱玲听完很诧异，自己住的地方很少有人知道，平时也足不出户的，能是谁找呢？

下到楼口，只瞧见一个容貌娟秀素雅的女子靠在楼门口低声抽泣，张爱玲上去问，是你找我的么？

那女子却不回话，只是哭。张爱玲一时乱了手脚，不知如何劝慰的好，慌忙回楼上把姑姑也请下来。在张茂渊柔声细气的询问和劝慰下，女子才说出原委，原来她与《十八春》里的顾曼桢有相同的不幸遭遇。读了文章后，她先是去了《亦报》编辑部，寻到地址后便找来这里来。女孩儿是可怜的，故事写得和她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说明了张爱玲小说的无限魅力，不得不佩服她那全景式的感性思维。

实际上张爱玲一直过着隐居闹市的生活，很少与人交往，对人生理解也主观得很，却能将故事写得如此真实自然，《十八春》也算她生平得意之作了。小说《十八春》虽然以梁京为笔名发表的，但行家一见便晓得其分量。夏衍看后马上询问龚之方作者是谁。龚之方颇为难地说，是张爱玲，她不让透漏名字。夏衍听了高兴地说，好，要重视她。

在《亦报》组织的《十八春》小说单行本发布讨论会上，编辑部同志介绍说，《十八春》连载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认为顾曼桢是个善良的女孩子，却遭受了那么多的人生不幸，作者要让她坚强地活下去。对此桑弧还特意撰文回应说，既然这位纯良的女孩子走进了新社会，自然不能让她继续受难，结尾也不会很凄惨的。同志们纷纷夸赞这部小说的社会反响极好。

会上，张爱玲也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作品能获得读者认可是她最大欣慰，不过还有忐忑，尤其是一边写一边发表的方式，的确让自己很担心。张爱玲的不安来源于傅雷对小说《连环套》的激烈指责，还有1946年起漫天飞舞的谣言。这事情才安稳不长时间，大家仍还记忆犹新的，如今自己又成了焦点，没准儿有些人会翻出老账来，找她清算。

《十八春》不仅引起普通读者热议，连周作人也极关注，在自己文章里多次提到这部小说。《十八春》是张爱玲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了，全书25万字。因为这小说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梁京这个笔名也被曲解，一些海外读者解释说，这是张爱玲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感受，即“凉”（梁）与“惊”（京）。张爱玲在一篇小短文里还专门解释说，“梁”与“京”实际上是“玲”的声母和韵母，没什么特别寓意。《十八春》在新中国的上海热度未减，《亦报》又开始向张爱玲预约下一部小说，这次张爱玲反对得很坚决，坚持要写完后刊出，免得落下小说发表后，一些瑕疵无法修改的遗憾。于是直到第二年的十一月，《小艾》创作完成后才让《亦报》连载。

《小艾》这部小说是张爱玲转型之作，她希望用这部作品融进左翼作家群体。因此讲述了一个对她来说社会文化背景并不是很熟悉的故事。另外一个转变是她摒弃了冷嘲热讽的写法，转向同情。故事讲了一个因家庭贫困被卖到富家当丫鬟的小艾和冷酷自私的席家五老爷、阴暗却懦弱的五太太、蛇蝎心肠的姨太太等几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小艾被五老爷强暴怀孕后又被五太太残忍地抽打，姨太太得知也找到五太太房间，将小艾踢打流产。小艾因此重病，席家也不管她死活。忧愤之下的小艾回到上海，遇见了一个也是“苦出身”的排字工人金槐，两人互吐衷肠后相爱。结婚后小艾发现自己不能怀孕，医生检查后说要切除子宫，需要一大笔钱。贫困的夫妇俩拿不出钱医病，只好在“蒋匪的最后一个春天里”领养了一个女孩儿。

新中国成立后，医院帮小艾治好了病，还为金槐生了儿子。小艾和金槐生活在社会主义阳光下，经常与自己的儿女讲起社会主义的好来。当然这部小说与之前的小说相比，人性揭露和批判的方式大不相同了，读者只看到情节曲折的技巧，却无法感受人物在时间上的发展深度，沧桑感差了些，因此反响没有《十八春》那么热烈。

这个故事更关注底层社会的小人物，然张爱玲对这部意图融进左翼文学思想的作品也不甚满意。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产生满意作品的土壤是沮丧的。另外左翼风愈演愈烈，人们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此时张爱玲也怕这火越烧越旺，最后不幸点燃了自己，此时，她也仿佛走近那美丽的深潭，心中有些悸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