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兰成分手后，张爱玲与姑姑搬了两次家，1950年又搬到卡尔登公寓（长江公寓）。1946年时，张爱玲被人污蔑为文化汉奸后便开始心生遁意。给了胡兰成那笔巨款后经济也开始拮据起来。此时大规模金融危机又起，张爱玲与姑姑更是入不敷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去哪里。1948年母亲返回英国，张爱玲也想与母亲团聚，英国和法国是她首选。因此1951年张爱玲创作小说《小艾》时，张子静问姐姐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姊姊默然良久，不做回答。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淡漠，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地方是神秘而且秘密的，她只能以默然良久作为回答。

这时期，姑姑正张罗为张爱玲办出国，虽然去什么地方是个问号，但转地香港几乎可以断定了。当《十八春》和《小艾》在《亦报》连载完毕后，张爱玲也完成了向左翼作家靠拢的过程，再次树立她的地位。可张爱玲知道她的辉煌已经过去，要赶在“更大的破坏来临”之前离开，留下来，等待她的只有无边的苦难。张爱玲对自己人生旅途的预言之精准，可能是很多人无法匹敌的……

此时上海文学领袖夏衍正关注她，抗日时期就听说上海有个张爱玲，来上海后更是命唐大郎这些人“要爱惜人才”。1950年7月24日，上海召开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夏衍，亲自指示大会组委会给张爱玲发去邀请函。夏衍任还是这次大会的主席,戏剧名家梅兰芳和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冯雪峰任大会副主席，戏剧名家周信芳为执行副主席，剧作家陈白尘为秘书长。大会召集来上海市文学艺术、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翻译等专家学者、作家约500人，真可谓盛况空前。

张爱玲接到邀请函后欣然前往，可一进会场，便觉察自己与大会的氛围有些格格不入。参加会议的男女都穿着中山装，颜色也是单调的蓝灰二色。只有张爱玲穿一身旗袍，外面罩上一件白绒线的衫，坐在最后排静静地听。大会一直开到7月29日才结束。六天里她压根儿没想去换一件单调色的中山装，那件衣服要穿在张爱玲身上，简直是噩梦。

虽然张爱玲没换装，但是她给自己故事里的人物都统统换了身新衣裳，《十八春》里有“将头发剪短”的翠芝，她希望翠芝用这样的方式向沈世钧和家庭宣誓。不过张爱玲却不敢这样做，这不是换件衣服那么简单的事，要是不爱美了，自己还剩下什么了。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灰扑扑的世界，不过这次不是心里感触，是那灰扑扑的现实情境就飘在眼前。张爱玲抑或叹息一下，看来自己真是难融进去了。她想起苏青，或许她现在也弄了身灰呛呛的衣服穿吧，想想都傻气。

大会结束后，张爱玲又赋闲在家没动笔。一日龚之方找到她，说柯灵现在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副所长了，夏衍当所长。夏衍很想让她去任编剧，现在事情还在研究中。龚之方接着问，你日后有什么打算么，要准备出国？张爱玲还是没作声，只是笑了笑。

龚之方回去向夏衍做了简短的汇报。然而让右派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先例的，1949年8月周作人回北平后，给周恩来写信作了深刻的检讨和解释。毛泽东就批示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的，况且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周作人这么大的文化汉奸都行，何况一个和政治没什么瓜葛的张爱玲，夏衍便命唐大郎请张爱玲出来当编剧。

唐大郎找到张爱玲住处，姑姑对他说，她去香港了，我们约好了不通信的，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唐大郎立即回去向夏衍汇报，夏衍直叹可惜。

此时张爱玲已从上海坐火车到广州，再由深圳罗湖桥进香港。车一停下来，人们拥挤成一堆儿等着通关检查，张爱玲也挤在里面。守桥的战士是个北方农村来的小伙子，淳朴敦厚，简单而阳光。他对等待通关检查的人群说：大热天的就把你们搁在这里了，到阴凉处歇一会儿吧。烈日下，挤在栏杆边的人们都客客气气地笑，也不动，怕耽误了过关检查。张爱玲觉得那战士的心要比太阳还热乎。

等了许久，终于开始检证放行了。张爱玲将证件递进窗口，一位面容肃穆的女检查员看了一下她的证件，仔细想了想，说：“梁京，你就是作家张爱玲？”张爱玲吓了一跳，几天来船车辛苦，行了几千里来到罗湖桥，眼瞧着要进香港了却被人认了出来。张爱玲也只好认命般应了一声。女检查员将证件递过来，只是若无其事地笑了笑，便转头和后面排队的人说：“下一位。”连她的行李也没检查，张爱玲惊了一额头的汗。终于过了罗湖桥，张爱玲每走一步，都有一丝紧张的喜悦。

过了几个月，张子静回来，探望姐姐。张茂渊欠开门缝，说了一句话便关上了门：“你姊姊已经走了。”

张子静下了楼，忍不住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