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张爱玲临近毕业，传来的好消息是母亲回来了，而不好的消息，是母亲居然还领回个美国男友来。事情总是无法完美，张爱玲抑或会感叹：生活就像天上的月亮，今天缺了一角，明天又缺了一角，好容易盼来个圆满的，第二日还不是变得残破？再去纠结也没有用，莫不如趁那圆满时，好好欣赏一番。
张爱玲这样的心境是无奈的现实磨砺出来的。毕竟生活里把握不住的太多，磨难不会因为谁长得帅就不光顾他了。“把握住当下，不放弃未来”，这话不假，可未来会究竟会长成什么熊样子？恐怕没有人能说得准。张爱玲要把握的，只是眼下自己心爱的文学和学业。在文学方面，她最感激的要属汪宏生先生了。在那个灰扑扑的中学时光里，要挑选出难有的一丝亮色，怕只有汪先生对她文学上的鼓励和帮助了，也是他填补了她没有母亲的伤感日子。
1937年，张爱玲要从圣玛利亚女中毕业了。这件事让她很开心，每个孩子都有向往长大的情结，特别倾慕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潇洒而过的身影。而且对张爱玲来说，那段黯淡的少年时光也实在难熬，该到自己化蛹为蝶的时候了。她感觉自己的翅翼渐渐丰满且成熟了，该到了告别支离破碎的少年时光，向那间发着霉味的、空****的房间说再见的时候了，这该是多么痛快淋漓的感觉。她写道：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张爱玲决心尽早开始她的人生计划，离开这个让她伤心欲绝的地方。张爱玲先是挑选了一个吉日，认真准备了见面后如何说，然后，走近父亲的烟室，鼓了一下勇气便冲进去。一进屋，让迎面扑来的一股浓郁而焦煳的香味儿呛了一下，她慌张地清了清嗓子，开始她的演讲：“我要去英国留学……”《私语》写道：
我把事情弄得更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张子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里提到：
母亲为了姊姊出国留学的事，一九三六年特地回上海来了。她托人约我父亲谈判姊姊出国的问题，父亲却避而不见。不得已，才由我姊姊自己向父亲提出的。
此时张志沂经济上虽然情况好转，但是两人吸烟土，开销还是很大的。加上他只知贪图享乐、爱摆阔气、败家能力一流，靠房租地产收来的银钱出手也极快，让他拿出一笔留学的钱来还是要费点周折的。继母孙用蕃又当家主政，精于打算的她势必要用些枕边语来阻止。
还没等进一步争取，留学计划就被战争破坏了。1937年8月日本人开始进攻上海闸北，血红的弹痕划过天空，落在那昔日繁华如梦的上海。人们开始惊慌地蜂拥进租界，舅舅黄定柱一家也从芜湖逃难过来，住在淮海中路993号的伟达酒店里。这时张志沂一家住在康定东路老宅，临近苏州河。每天都能听到炮弹的呼啸和爆炸声，灰突突的逃难者拖家携子路过门口，成群地逃向租界，一片混乱。黄逸梵这时也同弟弟住在伟达酒店，还派人来将张爱玲接过去。
张爱玲在父亲那儿受了挫，到伟达饭店时情绪也很低落。要么静静坐着，侧着脸看人，给人画素描；要么跑一边用笔戳在下颌上，冥思苦想自己的小说。偶尔也会和表姐妹们一起逛逛街，吃一些老大昌的馅饼或小吃，抑或与姐妹们一起缩着脖子伫立在商店橱窗前，赏玩里面五光十色的衣服。
在伟达饭店住了两个星期，张爱玲便返回家。继母一见面，立即板起面孔劈头就问：“这么久，干吗去了？怎么你走了也不和我说一声？”
“我和父亲说过了。”张爱玲头一偏，干脆不去见她那张愤懑扭曲的脸。
“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你眼里还有我么？”说完一巴掌打过来。张爱玲本能地想打她，被两个老妈子拉住了。继母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啪哒啪哒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了。
张爱玲在《私语》清晰描绘当时场景，与弟弟张子静在其《我的姊姊张爱玲》里描写的出入不大。部分细节诸如“姊姊用手去挡，后母却说姊姊要打她……幸亏老用人何干拼命拉住父亲，姊姊才没真的被她打死”等内容，写得要比《私语》里父亲的角色更暴力和不通情理。
当然，笔者并非真的会去考证这一细节，这件事上子静也同情姐姐，姐弟俩对“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类扯淡的话深恶痛绝。在封建家庭男主人的**威下，姐弟俩的命运显得如此卑贱。倔强而独立的张爱玲跑进浴室里，看自己脸上、身上的伤痕，准备立刻报到巡捕房去。这时的张爱玲更像是一只被关在笼里的愤怒小鸟，恨不得一头将张家紧锁的铁门撞碎，她用力踢砸这个困住自由的牢笼……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弱小身躯与坚固的高墙相比，单薄而无助。
张爱玲只好回到黑沉沉的宅子，父亲气炸了，抓起一只青瓷瓶子向她头上掷过来，略微偏了偏，碎了一地青瓷。一阵不堪的羞辱后，父亲便怒冲冲地上楼去了，只留下屋子中间呆呆伫立的张爱玲。用人何干流下衰老的眼泪说：“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这时张爱玲才觉出满腔的委屈，气涌如山地痛哭出来。这惊动山云的哭泣包含了生来每一次遭受歧视的耻辱、每一次感触命运的不平……
何干却甘于这样的歧视，她比张爱玲胆小，担心得罪父亲会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心甘情愿地匍匐在父亲的**威下，甚至当他思想上的帮凶。
于是张爱玲宁可一个人哭，她躲在楼下空房子里哭了一整天，连空气里也夹杂着咸咸的潮气。晚上，在红木炕**悲恸地睡了。
何干还是担心张爱玲的，请姑姑说情。姑姑告诉了黄逸梵，黄逸梵当然不好出面，但弟弟黄定柱与张志沂交往还好，就托他与姑姑一起去说情。两人刚进屋，后母便冷笑地说：“你这姑姑，是来捉鸦片的么？”张志沂摔下烟枪，跳起来就打，也不容她辩解。姑姑脸上顿时流下血来，眼镜也碎在地上。舅舅连声说：“他疯了，他疯了……”便拉着姑姑去看医生。张茂渊回身发誓道：“以后绝不踏进你家的门！”
张子静谈起这段场景时说：“姑姑和舅舅本来是替姊姊说情，顺便提一下姊姊出国留学的事情。”
闹哄哄的局面终于结束了，那乌烟瘴气的卧榻上，孙用蕃诡异地说：“既然人也得罪了全了，不如将他们都打骂得服服帖帖，弄怕了才好。若服了半拉子软，这帮子人定会接着惹出事端来，到时白白出了学费不说，还会没完没了地找到头上来，是极麻烦的事。”
只顾自己欢快、浪**的遗少张志沂，阴险狡诈、挑拨是非、踩压家人的孙用蕃，这两人结合起来，接下来的事情发展自然是要坏得不能再坏了。
果然，第二天张志沂拽起张爱玲，一把将她扔进空房子里软禁起来，还恶狠狠地威胁说：“你若再惹事端，必要用枪打死你。”还下了令：“除了何干，剩下家里任何人都不许和她说话。”
张爱玲蜷缩在阳台上，看着那间生养自己的房子在黑暗中扭曲起来，青白的墙壁癫狂般压向自己，惨白的月光流进来，寂静地淌着银亮的血液。黑暗的手紧紧攥住她的脚踝，恐吓般狞笑着。此时，张爱玲深知父亲绝非是要杀掉自己的肉体，而是要消灭她渴望自由的灵魂。只消关她几年，那展翅欲飞的思想便会萎缩！张爱玲突然涌上一阵阵瑟瑟的寒意，绝不能在这阴暗的角落里枯萎掉！她要逃离！
她紧紧攥住阳台的栏杆，似乎要攥出水来。张爱玲内心的委屈化成满腔的愤恨，这世界也变成黑暗里鬼魅的森林。一阵狂躁的风扫过后，一簇簇可怕的黑色影子扭曲着发出阵阵狞笑，她甚至盼望一架飞机炸开这座幽暗的古墓，自己的灵魂也将会在烟与火里升腾。而归宿，便是那寂静的、蓝色的月亮！
愤恨和委屈后，张爱玲开始沉静下来，计划逃跑。开始想借譬如小说《基督山恩仇录》里爱德蒙·唐泰斯的越狱伎俩；或者用《三剑客》里侠客们灵活机智的身手逃脱；再不然学《九尾鱼》里，将被单子结成绳子的那样跑掉。可这所大房子孤零零地伫立在院子里，要翻过墙才行。若借着墙边的鹅棚爬上去，吓醒了那些爱追着人啄的大白鹅，呱呱地叫起来肯定会惊到家中的巡警来，也是行不通。
张爱玲站在阳台上张望，计划着逃跑路线。她发现这个院子里唯一高大的要数那棵白玉兰了。上面盛开着一团团大白花，黑夜下像脏兮兮的绢帕，一簇簇地扎在树上，垂死般绽放着，既丧气又邋遢。若不是寻觅逃跑的出路，怕是这辈子都发现不了——这院子里还生活着这样一棵死气沉沉的花树。
既然想要逃脱，身体须强健才行。张爱玲每日都会边练习健美操，边四处寻机逃脱。但是没多久，一场严重的“痢疾”打消了她的计划，这一病就是半年。张志沂不给她找医生，也不抓药，亲眼看着她慢慢地消瘦下去。张爱玲每日躺在**，看窗外透蓝透蓝的天，看对面门楼上的那几根草——由深绿变浅黄、由浅黄变成深黄，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了。张爱玲躺在**默默地想，或许自己是真的快要死了，即便是死了，也还是会被埋在这个院子里，一辈子都甭想出去，这怕是天底下最可笑的一件事了。
即使病得连呼吸也像抽丝一样了，张爱玲仍细细听着大门的开关声。每一次拉开门闩时“哐哐”的响动，煤渣甬道“沙沙”的走路声，张爱玲都仔细辨听着，去感觉那时间间隔的长短。或许现在自己病得要死了，他们会疏忽一些，若是自己剩下半条命能够跑出去，也还是划算的。想到这儿她不禁咧了一下嘴，可最终还是没笑出来，没力气了……
何干看着心疼，跑去找张志沂：“这样下去，小煐怕是会死的。”
张志沂不屑，继续抽他的烟土。
“女儿真要死在父亲家，又是有病不医死的。这家业大、人多嘴杂的，传出去老爷您怕是抬不起头啊。到时黄太太找上门来要女儿，您又该怎么招架？治不治老爷您拿主意，可先说好了，女儿死了不关我的事儿。”
张志沂听到这，干瘦干瘦的手抖了一下，烟土差点掉到地上。他凝思了一会儿便转身翻箱倒柜，不消片刻便拎出针管和药剂来：“走，我给她打针，记得一定不能让太太知道，晓得了怕是要发大脾气。”
张志沂打过吗啡，也晓得一些注射，给张爱玲打了几针抗生素后，她的身体渐渐好转起来。何干欣喜若狂，每日调理些膳食，张爱玲终于康复了。
何干见她好转，偷偷与黄逸梵通了电话，回来与张爱玲学话儿说了一遍：“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当时虽然被禁锢着，渴望着自由，这样的问题也还使我痛苦了许久。后来我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是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
张爱玲去意已决，刚刚能扶起墙走路便计划如何逃跑。从何干那得来家里的巡警换岗的时间后，夜半，拿望远镜盯着，见黑漆漆的煤渣路上没了人迹，便摸着墙走到铁门边，悄悄拉开门闩，只开了个门缝，便溜了出去。
冬夜一片寒峭，月亮斜挂在墨黑的空，边瑟瑟发抖边流出柔和的光来，淌得满街道都是。这是多么可爱可泣的土地呵，张爱玲急急地走着，每一步都像一个响亮的吻，直至发现一辆黄包车。
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时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张爱玲回母亲这后，弟弟子静也跟过来，夹着一双用报纸包的篮球鞋。母亲劝他回去，可他执拗地不肯。母亲只好耐心解释：“要听话，负担你姐姐的生活和学业已经吃紧得很了，不可能再养得起孩子了。你是家里的男人，以后张家自然要你顶门户的。姐姐不同，你父亲看不上她，即便张志沂以后吸毒死掉了，也不会给她半分毫的。”
弟弟哭了，姐姐也哭了，黄逸梵却很冷静。后来他到底还是走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也回皖西老家了。张志沂认定她是张爱玲逃跑的帮凶，重重责骂了她，何干拾掇拾掇东西，不伺候他了。临行前她还将张爱玲小时候用过的、玩过的小玩意偷偷运出来，给她做留念。还告诉她，那姓孙的女人自当人已死了，将她所有物件儿和衣服都送了人。
“分了也好，留在那里的，都沾着死灰气。想还给我，我还不要呢。”张爱玲恨恨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