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软禁生活，加之重病不医差点丢了性命，张爱玲对张志沂抱着切齿的恨；挨了哥哥打的张茂渊自然不会说什么好话；望着拮据的钱袋，对今后生活忧心忡忡的母亲也抱怨不务正业的张志沂是个极不负责任的男人！如果两个女人一台戏的话，那三个女人凑在一起，会是一场大戏。
三个同仇敌忾的女人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将张爱玲这段痛苦经历登上报纸，好好恶心一下张志沂。张爱玲将其写成英文文章，投给美国侨民创办的《大美晚报》。编辑看见后，还给这个凄凉的故事起一个好听的英文名字《what a life,that a girl’s life》（多么悲惨的生活，一个女孩儿的生活）。张志沂一直订阅这份报纸，看见这么充满诗意的标题，以及里面痛斥封建家庭抹杀自由的内容后，大为光火，但生米已煮成熟饭。张志沂骄奢**逸、败家子的做派原本还只是在亲戚和同事的圈子里小有名气，这下要传遍上海滩了。而1944年，张爱玲在《私语》中又重提此事，凭借张爱玲这时如日中天的名气，张志沂的大名可不是传一传那么简单了，而是轰动了整个老上海。面对张爱玲**裸地报复，此时张志沂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躲进屋子里抽大烟解闷去也。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眼下的张爱玲生活状态可不那么乐观。十六岁的花季少女，虽说之前还生长在条件不是很好的温室里，可毕竟也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即便在圣玛利亚女中时，她也从来不喜欢打理自己的小天地，房间和床铺是最凌乱的。就像张子静所说：“姊姊张爱玲天生就是个思想家，她只为文学和思想而活。生活对她来说，极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小企鹅，永远在为向左走、向右走而纠结着。”
张爱玲是个路痴，平时她又很喜欢看电影。跑到影院在光影的世界里痛痛快快流连一圈后再跳出来时，望着外面刺眼的阳光，以及阳光下的街道，张爱玲总是显得无所适从，永远不会记得现实世界里她是从哪儿来的，要回哪里去，只有等家里的车夫载着她回该回的地方。可若到时不来，她便只能站在原地乖乖地等。幸好车夫是个蛮负责任的大哥，总会按时接她回家。正是长时间的坐车出行，让张爱玲养成了不记路的习惯。即便坐公交车，她也是极简单地记住站牌的位置，记住下车时附近楼房和街道长得高矮胖瘦的形象，可是从来都不会记住路名。然而若碰见一家好商店，抑或宽大漂亮的橱窗里立着标致身材的模特，那她一定会将里面所有的衣服款式和名牌包包详记在心里。
一次弟弟去工部局图书馆，向她打听。张爱玲茫然回想一番，将路上经过的风景描述了一番后说，要在一幢什么什么样的房子面前停下来，之后，要再向前走几步，向左拐几步后，就到了……
终于描述完了，姐姐那略显迷茫的眼神，一下子如释重负地释然下来。
子静问：“完了吗，这就到了？”
“对呀，这就到了呀。”
“我倒是稀里糊涂了，你说得再仔细些，譬如在哪个站口下车之类的。”
“车站啊，你记车站干吗？记得下车时附近的样子不可以么，我怎么会知道车站名字。”
“可是你说得我好糊涂。”
姐姐一听急了：“我再重说一遍，你要记得。怎么连个路都听不清楚、走不好呢。”
又细细描述一阵子后，子静见时间不早，再听下去怕是临吃晚饭前也未必弄清楚，摆了摆手：“算了，还是和路人打听吧，去那里读书几百次，居然连怎么走路都说不清楚，居然还有你这种人！”
这里笔者小小地演绎了一下，读者若追究和考证史实，以《我的姊姊张爱玲》或其他史料描述为准。当然，这番描述也不全然为了有趣，更多是描绘张爱玲的生存状态。很多天才在生活里，即便是在最基本的常识方面，应付的能力也大致为零。张爱玲除了学业和文学，最关心的就剩下时尚的衣服了。做些女红、拾掇房间这些小事，在她灵动的思维里可以说是空白一片的，她会木讷地看着母亲做，听着她教自己，第二天**的形象往往还是会大大出乎母亲的意料。张爱玲连苹果都要等母亲削完，摆在面前方能吃进嘴里。即便是在这个房间住了两年，每次走到门前，仍然需要去猜想这座楼的电铃究竟躲在哪里。三个月里，每天都去医院打针，若问起医院在哪里？张爱玲依然会用茫然的眼神回应你。
终于和倾慕已久的母亲住在一起，这些小突兀并不影响张爱玲的心情，她默默模仿着母亲。看见她仪态万方地因自己显露出各式愁容的样子，张爱玲也会觉得自己颇为无用。其实生活啊，很像北方那波澜壮阔的雪原，看上去千里银白，美若仙地。若真进去了，那极寒无边的气候会让你想着退出来，因为那里太寒冷，会冻得你手脚也不晓得摆放在哪里才好。
母亲开始她雄心勃勃的培养计划，先从教会张爱玲拾掇房间、补袜子、洗碗刷碟做起，甚至还希望她织绒线，可这确实需些时间，最后还是放弃了。但煮饭和洗衣服这些还是要学会的。夜晚点灯时得拉上窗帘，免得被路人瞧了便宜，每天要注意。当寂静的夜悄悄爬上大地，一天的忙乱终于有了结尾时，母亲会和张爱玲交流些心得，教她走路的仪态、如何看人眼神，还有些其他的有关社交的礼仪。母亲还特别嘱咐她，若没有幽默感千万别去说冷笑话，那将是极尴尬的场面。
“你怎么不敢去理发店，量衣服也扭扭捏捏的，这样看起来很滑稽。”母亲边给她铺床，边关切地问。
“我讨厌别人碰我的身体。”张爱玲低头嘟囔一句。
“你要学着和人交际，若到了舞厅之类的地方，人家请你跳舞该怎么办？”
“那地方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去。”那语气里，分明有些小叛逆。
黄逸梵叹了一声：“你以后要长大的，也要有社交圈子，还要交男朋友，这样子怎么出得去？”
黄逸梵是想将女儿培养成一位仪态万方，有着知性和西方雍容的女性，至于她的知性里包含什么，她是不在意的。她还希望女儿有一张文凭，即便没有钱，也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生存下去。这是中国大地上七十多年前一位母亲的想法，和今天是有多么雷同。而张爱玲心里只有文学和她的学业。至于拥有仪态万方、迷倒众生仪态，她并不奢求，有漂亮的衣服穿就可以了。
因此女儿的不配合，也让母亲烦躁起来，且张爱玲生活上惊人的愚笨也让她极为恼火。黄逸梵甚至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意看见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黄逸梵其实不了解，一个天才永远在只会一件事上做得极为出色，其余的全然是白痴，而且会很固执。如同在张爱玲第二部小说里，一个女子因为失恋跑去西湖自杀，黄逸梵看后甚是不理解，她反对道：“若自杀，她是绝不会坐上火车，大费周折地从上海跑到西湖去的，上海有很多地方可以做这种事……”张爱玲还是固执地保留下来，因为西湖毕竟太诗意了。
天才，永远不会了解普通人的思想……
《私语》说：
在父亲家孤独惯了，也没人管。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里去做“淑女”，这真是一件难为人的事情。母亲为这事感觉很困惑，以至于怀疑我能否真正成为淑女。我自己也怀疑。母亲还怀疑为我牺牲到底值不值，我看出母亲在为我牺牲，我也怀疑是否值得她这些牺牲。我常常一个人跑去公寓的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也不复温柔了。
母亲的爱，像极了春日里的蜜蜂，飞来飞去辛劳地照顾园里娇嫩的花朵。她会极细心地扫除掉花瓣上的细灰，将花蕊一根根地清洗干净。但她做这些活计的时候，也会嗡嗡地叫，会让你心烦。这样的爱确实显得有些尴尬。但你离了她，就会感觉春天是那么不完整，甚至还有些粗鲁。
张爱玲目前的状况，最大的尴尬还不是如何生活，是缺钱。
父亲家是不缺钱的，张爱玲也没为这事犯过愁。但这时却不同，没了钱让雍容华贵的母亲也略显尴尬。之前一个人还能将就，现在多个既要上学，又要人照料生活的女儿就窘迫了。而此时，姑姑的境遇也不好。
母亲说：“如果想早早就嫁人，那不必读书，可以用学费来打扮自己。若继续读书，就没余钱买衣服了。”
嫁人是不行的，张爱玲宁可穿灰旧的衣服，也不会放弃学业。她最坚定的想法是出国留学。英格兰和法兰西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就那么韵动和诗意。试想一个晴朗的天气里，走在石块铺成的街道上，去看欧式洋房子；或坐在街边一条很有艺术感的椅子上，边读书边倾听教堂传来悠远的钟声。这些，大概是她自己全部的梦想了。
放弃漂亮衣服对女孩子来说也是憾事，可为了学业也只能忍痛割爱。对张爱玲来说，中文底子尚好，但数学就犯了难。补习费用也昂贵得要命，母亲下血本找来一位犹太裔的英国教师为她补习，每小时居然要收5美元的费用。补课后张爱玲站在商店橱窗前躲雨，后悔没在圣玛利亚女中时好好钻研一番数学，可以省下这笔可观的钱来用做别用。橱窗里流光溢彩的世界也转移了张爱玲的注意，她紧贴在清澈的玻璃上，痴痴地欣赏里面一件西式的晚礼服。那呼出的热气在玻璃上凝成白色的雾气，让那件晚礼服朦胧起来，在七彩灯光照射下闪着光晕。张爱玲有些冷，便缩起身子抱紧书本暖和一下。她感觉自己像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要是这件衣服能穿自己身上，那该多闪亮和温暖。她比量着尺寸，然而却不敢奢求真的拥有它。抑或张爱玲会突然有一个想法，要是那件衣服一直留下去，终于穿到自己身上该多好。
张爱玲知道，美丽的留学梦要远比一件衣服更让人提气，优秀的学业会成就她一切理想。这是张爱玲与母亲一致的想法，因此凭借她的睿智和勤勉的学习，1938年张爱玲在参加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考试时得了第一名。这个成绩，是母女二人在艰难而尴尬的生活里，遇见的最最美妙的事情了。
1938年夏季，张爱玲参加了圣玛利亚女中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的毕业典礼，汪宏生也在场。这时的上海已处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之下。为了躲避战火袭扰，学校一年多没开课了。汪先生见到依然木讷的张爱玲,像见到分别许久的孩子，怜爱地问候：
“个子长高了。”
“嗯……”
“最近怎么样？”
“算好……学校还要开么？”
“这败家的战争，这没安好心的日本人。”汪宏生侧过脸，呆滞地望着远处，那尚未熄灭的硝烟在刺白的阳光下嬉皮笑脸地升腾着，使他心里极不痛快。
“嗯……”
“好好学，好好写。”
“嗯……”
师生的对白或许很简单，汪宏生看着她木讷而冷漠的面庞，里面还透出些笃定和沉静，他略显宽慰地拍了拍张爱玲瘦弱的肩膀：
“老成了，老成了，好事……”
张爱玲咧开嘴，想笑一下回应。
可反应还是慢了些，此时汪先生，已转身离去了……
这里，有些社会背景是要说的：
圣玛利亚女中的毕业典礼，也是张爱玲向灰扑扑少年时光的告别典礼。与一群新生代的西洋式小姐说再见后，张爱玲抑或想，你们去结婚吧！我要单独去追求美丽又艰辛的独立人生了，那才是我要的“新生活”。
“新生活”这个词，在民国时是极时髦的口头语，不亚于今天的“逆袭”。在德先生和赛先生比翼齐飞的年代，改造旧传统，已从五四时期响亮的口号变成南京民国政府对全民新生活运动的规范性动作。1934年以来，蒋委员长一直用他极具特色的高压执政方式，将行政权力贯穿在社会生活改造当中。若一些老先生不遵从新生活规范，等待他们的将是罚款。另外蒋还号召手下那些高官们以身作则，公布新生活运动的各类时髦的举动，譬如让自己漂亮的夫人穿上泳衣跳进泳池里，女孩子穿着“布拉吉”骑上自行车满世界转之类的。当然，前提是成为公众人物的高官夫人和女儿们必须漂亮，否则也没法见诸报端。
因此说全民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从张爱玲上中学开始的，虽然之前也有提倡，但那与蒋委员长全力助推的力度相比，怕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这样也好，毕竟有积极的一面。1938年，虽然中国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羞辱，全民抗战、一致对外的战争动员湮灭了新生活运动的势头。然而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时尚的排头兵，日本侵略依然挡不住上海人去追求新生活的理想。
但是想迅速扭转几千年来沉淀在人们内心的积习是不现实的。就如同张爱玲这些同学们，她们虽然从捆胸、裹脚中解放出来，但并未脱离封建婚姻范式，她们只是将过去蒙盖头、乘轿子嫁人，改成如今穿婚纱、坐轿车嫁过去而已，并未真正学会自由和独立。这一点上，张爱玲要远比这些同学出色。她知道，一个依靠男人生活的女人，谈独立就像与虎谋皮：你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拿什么和我谈独立？
而此时张爱玲想追求的是真正的自我，真正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