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史》里面有一段话：张经功不赏，而以冤戮，稔倭毒而助之攻，东南涂炭数十年。谗贼之罪，可胜诛哉！
大意是说，张经有功，不但未得封赏，反而被冤杀，那些陷害他的奸贼，真是死有余辜！
张经是福建福州人，小时候因家贫，与母亲蔡氏回到外公家，改姓蔡，后来他进士及第后，才恢复原姓。
张经是公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中的进士，初任浙江嘉兴知县，一当就是八年。
八年后的嘉靖四年，张经才得以升职，奉调入京，从吏科给事中，一路升到太仆寺卿、右副都御史、协办都察院事。
张经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仿佛为了配合这副相貌，他为人刚直，不畏权贵，别人不敢碰的他敢碰。
第一个领教他刚直的，是兵部尚书金献民，这个堂堂兵部尚书，竟然接受宁夏总兵的贿赂，张经领头，与同事们一同弹劾，金献民只得“告病辞职”。
同样遭张经弹劾去职的河南巡抚潘埙，则是因为隐瞒灾情不报。
明朝最可怕的机构是什么？是锦衣卫和东西厂等特务机构，他们若是搞腐败，那简直是令人无可奈何。
他们搞腐败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利用侦察官民言行的特权，大肆敲诈勒索，搞得官民苦不堪言。
敢这么搞的，当然是上述机构的官员，因为手握特权，惹恼了他们，说不定会从此人间蒸发，连尸首都找不到！
张经视死如归，毅然上疏，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太猖獗，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建议对那些官员该撤职撤职，该法办法办，竟然得到嘉靖皇帝的同意和支持。
02
公元1537年（嘉靖十六年），广西瑶族不堪沉重的徭役和汉官的欺压，来了个官逼民反，为首的头目叫侯公丁。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张经在军事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但他还是被朝廷任命为两广总督，命其主持两广军务，镇压叛乱。
张经命副使翁万达打头阵，翁万达却不派军队进剿，而是放出口风说，侯公丁本是个善良的瑶民，他带头造反是有原因的，是被逼的，至于攻打城堡等，不过是些小事，翁某可代他去向朝廷讲清楚，讲清楚就没事了。
大打烟幕弹的同时，翁万达又抓了几个之前攻击过侯公丁的人，命人马上将被占的土地还给瑶民，当侯公丁的神经被麻痹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才派之前与瑶民有来往的百户许雄，把侯公丁骗到城里。
侯公丁一看官府这么好说话，成功中计，一到城里就被抓了，并为他的轻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张经亲自率领的三万五千人组成的左军，也已出发，分六路进军，会师南宁；都指挥高乾率领一万六千右军，则分四路进军……
起义被镇压后，张经被进为左侍郎，加秩一级。
从此以后，张经便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
广西的瑶族起义被镇压不久，安南那边也开始闹事了，国相莫登庸杀了国王，然后自立为王，建立莫朝。
然而，莫登庸虽然篡位成功，自己当上了大老板，却长期搞不定内乱。
当然对明朝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莫登庸这家伙似乎脑子进了点水，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但再也不向“主子”明朝进贡，还出兵侵占了明朝边地不少土地。
这种窝囊气，大明朝当然是不会受的，决定派兵征讨。
03
当时，总督两广军务的张经正好在广西，离安南很近，朝廷派的兵部尚书毛伯温，一到广西就与其商讨出兵事宜。
关键时刻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廉州知府张岳，一个是广西副使翁万达，他们虽然并非同时到达，事先也未商议，但意见却高度一致。
他们都认为，安南之所以没有前来进贡，是因为他们忙于内讧，耽误了进贡，并非有意为之——有意怠慢天朝上国，量他们也没这个胆！
这两人是想为安南开脱吗？
当然不是，说了一大堆，他们无非认为，安南那儿天高皇帝远，劳师远征，既费钱又费劲，绝非上策，最好的办法，是想个办法让他怕，他一怕，事情就好办了，也许根本用不着打，他就会乖乖听话，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张经认为这主意不错，与毛伯温商量，两人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重兵压境、对安南进行威慑的同时，派张岳赴安南连哄带吓——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您是想当俊杰呢，还是想当俊杰呢？
仿佛一语惊醒梦中人，莫登庸在心中一掂量，顿时心惊肉跳，我这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嘛！
莫登庸果然怕了，急忙派使臣求降，嘉靖皇帝极为高兴，下诏把安南国改名为安南都统使司，老大莫登庸，则由国王变成了都统使。
安南的事情搞定后，嘉靖皇帝论功行赏，毛伯温加官太子太保，翁万达、张岳也升了官，张经却遭吏部给事中周怡弹劾。
处分结果却一直不下来，张经等得不耐烦，干脆主动请求免职，嘉靖皇帝却不准。
嘉靖三十二年，张经被任命为南京户部尚书，不久改任兵部尚书。
04
张经担任兵部尚书的第二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三年，鉴于倭寇猖獗、危害甚巨，朝廷命他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各省兵马，命他专办“讨贼事务”。
那时候的明军将领，估计尚未领教过倭寇的厉害，瞧不起那些“乌合之众”，结果应了骄兵必败那句老话，与倭寇作战，几乎打一仗败一仗。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应天巡抚屠大山，嘉靖皇帝一怒之下，撤了屠大山的职，受此牵连的张经，被降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屠大山之前的防务，也由他负责。
那时的张经，却犯了一个“错误”。
当两万多倭寇盘踞在浙江柘林川沙堡，并且人数不断增加时，张经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先做准备，天天加紧练兵，同时等待招募的广西“俍兵”（指壮族土司组建的地方武装，战斗力超强，壮族先民在明代被称为“俍人”）齐集，然后一举将其全歼。
不料，长期遭受倭寇侵害之苦的江南百姓却等不得了——这个张经是咋个回事，朝廷命他抗倭，他却按兵不动，是怕死吗？
他们甚至给张经扣了一顶“纵容倭寇”的大帽子。
情况反映到嘉靖那里，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儿，既不了解敌情，又不明白前方将领的苦心，命令张经立即进攻。
除了皇帝老儿，对张经施加压力、催他立即进兵的，还有巡海督师到浙江的兵部侍郎赵文华。
无论官职还是名望，赵文华都不如张经，但他是权相严嵩的干儿子，仗着这个身份，他不但不尊重张经、动辄颐指气使，居然还向张经索贿，而且开口就是百万两银子！
张经原本就为人刚正，自己的位望又在其上，岂肯就范——向我索贿，你找错了对象！
即使他愿意，也没钱“孝敬”这个下级！
恼羞成怒的赵文华，伙同浙江按察使给张经杜撰了“糜饷殃民”“因害怕倭寇而贻误战机”两大罪状，上疏弹劾。
05
没想到，赵文华的上疏刚交上去，永顺、保靖两地的“俍兵”就到了，张经指挥他们出击，先是在石塘湾那个地方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又于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在江、浙交界处的王江泾，指挥“俍兵”与数千倭寇激战数日，大败倭寇，仅被杀死的倭寇有1900多人，被烧死和落水淹死的倭寇，是这个数字的几倍。
“王江泾大捷”，被誉为“东南抗倭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嘉靖皇帝却对这个胜利视而不见，赵文华的奏疏一到，不分青红皂白地下令逮捕张经。
派去抓人的锦衣使者刚出发，浙江抗倭大捷的捷报就传到了北京，给事中李用敬、闻望云立即陈奏，请嘉靖召回锦衣使者。
嘉靖大怒，说什么张经欺诞不忠，听说赵文华要弹劾他，才不得已出战，能打胜仗，纯粹是运气好。
然后给李用敬、闻望云安了个张经同党的罪名，将两人打了一顿屁股（杖刑）后削职为民。
没多久，张经就被锦衣使者抓到京城，关进了监狱。
浙江大捷的真相到底如何，嘉靖皇帝其实也想搞清楚，只不过他问错了对象。
他问的，是他最信任的严嵩，而后者，巴不得张经这种既正直又有能力的大臣死得越多越好，于是他给嘉靖编了一个故事：徐阶等人都说张经养寇不战，进剿倭寇的事，是赵文华谋划、实施的，张经是把他的功劳，算在了自己的头上，其实他寸功未建，说不定连倭寇的影子都没见到。
严嵩又极力夸大赵文华的功劳，嘉靖深信其言。
抗倭有功的张经，就这样不但未得封赏，反而被冤杀。
同时被赵文华陷害冤杀的，还有浙江巡抚李天宠，赵文华给他安的罪名是“嗜酒废事”。
张经被冤杀后，“天下人鸣不平”，其中就包括他的孙子张懋爵。
只不过，张懋爵上疏为爷爷鸣冤的时候，是嘉靖挂掉后的隆庆元年，朝廷恢复了张经的官职，赐祭葬，追谥“襄敏”，并让其后代袭封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