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留给人的印象，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昏庸无能。

最能体现他昏庸无能的，是“联金灭辽”的愚蠢之举，辽国倒是如愿以偿地灭掉了，但是失去辽国这个屏障的北宋，也成了金国的“盘中餐”，被金人来了个吃人不吐骨头，还酿成了徽宗、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被俘的奇耻大辱，将汉人的心刺得鲜血淋漓。南宋大将岳飞更是痛心疾首，一首《满江红》，道出了他的满腔悲愤——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近千年来，人们都把宋徽宗当成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第一责任人，而从未有人怀疑这逻辑有毛病——作为一国之君，他不是第一责任人，谁是？

然而，细读汇集了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有关宋金和战多方面史料的《三朝北盟会编》，感觉事情似乎没这么简单，我们好像冤枉了宋徽宗，导致北宋灭亡的第一责任人，似乎另有其人。

01

宋徽宗联金灭辽的大背景，当然是做梦都想收复五代时期被“儿皇帝”石敬瑭出卖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而北宋北伐辽国的契机，源于一个名叫赵良嗣的马贩子。

赵良嗣原名马植，北宋末年燕（今河北北部）人，世代为辽国大官，他本人还做过辽国的光禄卿，后来辞官不做，当起了马贩子。赵良嗣虽然是辽国人，但身在辽国心在宋，对契丹人一直占着家乡既愤恨又愧疚，总是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归宋朝，对自己是汉人却要受契丹人统治而深感屈辱。机缘巧合，赵良嗣认识了掌管北宋兵权的大宦官童贯，经童贯引见拜见宋徽宗，力劝宋徽宗趁辽国衰弱之机联金攻辽，还能顺便收复燕云十六州。

听到“燕云十六州”几个字，宋徽宗的心情就很复杂，因为这一直是赵宋政权的一块心病，早在北宋初，宋太宗赵光义就专门针对燕云十六州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御驾亲征，却于公元979年惨败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又于986年再败于今河北涿州西南，从此再也不敢提北伐。

但后来的北宋皇帝，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心从来就没死过，因为这个地方对中原王朝太重要了，它的屏障作用就像一道大门，没有这道大门，北方游牧民族就能自由出入。如公元1004年，契丹人就发起进攻，虽然在寇凖极力主张下，宋真宗御驾亲征率领将士在澶渊（今河南濮阳）大胜辽国，结果却是又是送岁币（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仁宗时送给辽国的银子又增加了10万两，绢增加了10万匹）又是割地（宋神宗熙宁八年割河东给辽国），花钱买平安，可谓创造了赢家“孝敬”输家的奇迹！

而这一切，都是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这道大门惹的祸，这个地方不收回来，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落下来，惨痛的历史随时可能重演。

02

然而，赵良嗣的出现，与其说让宋徽宗动了北伐的心思，不如说给童贯打了鸡血。

身为“国防部长”的童贯的特点是，本事没多大偏偏好大喜功，做梦都想弄出一点“丰功伟绩”，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而“联金灭辽”，无疑是上天成全他的绝佳机会，而且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为了抓住这次机会，他与当时另一个权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师蔡京沆瀣一气，极力鼓动宋徽宗与金国结盟，夹攻辽国。

头脑清醒的大臣，都认识到了此举的危险性，太宰郑居中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宋辽两国的盟约不能轻易破坏，因为正是这个盟约，才维持了两国100多年的和平。

郑居中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宋辽之间的盟约，实际上等于北宋的护身符，虽然这道护身符的获得，付出了一定代价，但就性价比来说，这点付出是值得的。

郑居中首先上书宋徽宗，“乞罢”出使金国的使臣，然后又在朝堂上责问蔡京：“朝廷打算遣使至金国，联合女真人夹攻大辽，这主意来自赵良嗣，而这人只不过想达到他的个人目的。您老人家是国家元老，怎么也不想遵守两国盟约？如果咱们轻生事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咱们一百多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的大好局面，正是昔日章圣皇帝与大辽所订和平条约带来的，兵者乃不祥之器，万万不可轻易动用，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公何以遂兴此举？真宗仁宗之所以不想大动干戈，正是因为担心生灵涂炭，所以咱们大宋才坚守誓约至今，方保得一百四十多年四方无虞。如今若怂恿主上弃约，定会导致天怒民怨，下官恳求您再好好考虑考虑，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何况用兵之道，胜负是没有把握的，就算打了胜仗，也拿不出钱来犒赏将士们，百姓也会被差役害苦，他们若闹事，国家还能有安宁之日吗？如果打了败仗，后果将更加严重，说不定有亡国危险！”

面对郑居中的指责，蔡京却把球一脚踢给宋徽宗：不是本人硬要这样做，是皇上再也不想给岁币了，所以才有此意。

“与过去相比，这点岁币算什么？”郑居中立即反驳，“比之汉世和单于，岁尚给一亿九十万；西域七年，四百八十万；后汉永平初中，诸羌反十四年，当时用兵，用财二百四十亿；永和后复经七年，用八十万亿……如今这点岁币，与前人的付出相比，不过是毛毛雨而已。”

蔡京的回应，是硬邦邦的八个字：“上意已决，岂可阻乎！”

郑居中明白，所谓“上意已决”，纯粹是扯淡，纯粹是蔡京搬出皇上来压人，所以他也怒了：“如果百万生民肝脑涂地，都是你造成的！不知你今后会是什么下场！”

03

主管军事机密及边防等事的知枢密院事、四川双流人邓洵武，更是心急如焚，立即上书“乞守誓罢兵，保境息民”。

据《家传》记载，蔡京、童贯的计划多次遭到邓洵武阻挠，蔡京竟耍起了流氓手段，让皇上不准邓洵武参加商议，实际上是断了他面圣的路，让他的意见不能上达天听，邓洵武只好把童贯请到枢密院，苦口婆心地晓以利害，反被童贯教训一顿，说他没资格违拗官家的意愿，警告他乱说话，是要给人留下把柄的。

童贯是什么样的人物，邓洵武心里很清楚，也明白其警告的分量，但他没有被吓倒，继续上奏，大意是说，当年太宗皇帝决心北伐，曹彬都已经出河北了，潘美都已经出河东了，当时赵普在南阳，得知消息后立即上疏“切谏”，但为时已晚，结果曹彬和潘美都无功而返。

这一次，邓洵武终于见到了天子，拿出当年赵普劝谏宋太宗北伐的《谏伐燕疏》和曹彬、潘美的传记，读完后对宋徽宗说：“请问陛下，今日之谋臣，谁比得上赵普？今日之将帅，谁比得上曹彬、潘美？今日军队的战斗力，能与建国之初相提并论吗？想当年太宗皇帝多么神武，又有赵普之谋略，曹彬、潘美之为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却拿不下燕云，反而吃了大亏。当初咱们大宋那么牛都没好结果，何况今日。这充分说明，伐燕之事不可轻议。再说双方遵守了一百多年的盟约，岂能说弃就弃，为臣实在担心，兵革一动，咱们的昆虫草木都会跟着遭殃啊！”

听了这番话，宋徽宗的反应如何呢？《三朝北盟会编》是这样记载的：“上大悟，翼日语京曰：‘北事难做，则休。祖宗盟誓违之，不祥。’京色变，其议遂寝。”

由此可见，宋徽宗的态度非常明确：北伐这事儿干不得，咱们还是罢休吧，再说如果违背祖宗的盟誓，会不吉利。

听了皇上这话，蔡京的脸色也变了，北伐之议，就此搁置。

04

没想到，就在宋徽宗基本上死了伐辽之心时，宰相王黼（fǔ）再次提出“兼弱攻昧”的论调，试图再次拨动皇上的心弦。

所谓“兼弱攻昧”，意思是“兼并弱小，攻击愚昧的国家”，在他眼里，国力已不如前的辽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此时不图，更待何时？

这个王黼，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有口才，才智出众但无学识，善于巧言献媚。

他之所以深得宋徽宗宠信，与他那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巧嘴有很大关系，如果任由他在皇上面前放屁，说不定皇上又会改变主意，所以邓洵武急了，再次上书晓以利害：“自从西方用兵（指攻打西夏、收复四川、洮州等战）之后，我们的军队损失巨大，郊祀的时候连仪仗队的人数都凑不够。更严重的是，如今不但军队如此不堪，我们的财政也很匮乏、民力凋蔽，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果陛下不信，臣就把这些情况详细地做成一个册子，希望陛下置之御座，时时御览，天下虚实就心中有数了。攻取辽国也许能够成功，但是陛下不知是否想过，我们与其与强大的金国为邻，不如与弱辽为邻！”

王黼善于迷惑人心的口才虽然一流，但听了邓洵武这番分析，宋徽宗再次“为之动容”，伐辽之议再度搁置。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风”，就是兵权在握的童贯，王黼的“兼弱攻昧”之说把他迷住了。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各种规章制度不健全的古代，最可怕的不是一国之君的皇帝，而是手握兵权的人，只要手中有兵权，只要手中有兵，便可以想干啥就干啥，就可以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弄不好还能让皇帝下课。

童贯就是这样一个人，此时此刻的他，心里已无皇帝，只有他的“远大理想”。

在邓洵武看来，童贯的一意孤行，必将给国家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性后果，他不顾得罪这个权臣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童贯：“度我之力，能制彼乎！恐兵连祸结，卒无已时！”结果又是“贯亦不听”。

与此同时，在枢密院担任重要职务的邓洵武的儿子也苦劝蔡京：“南北通好久矣！今信一叛贼（指背叛辽国投宋的赵良嗣）之言，而欲败百年之盟，不可！”蔡京根本不听。

05

蔡京、童贯的一意孤行，地球人已经没法阻止了。

据南宋初大臣朱胜非所著《秀水闲居录》：“洵武乃疏伐燕利害二十七条，名曰《北伐问目》，皆有注。其一云出师之名。注云：恃此盟誓，百年不见兵革。绝之必有名，以令吾民，以告敌国。余类此。又录赵普谏太宗北征疏，同奏。上皇颇嘉纳，北议为之缓。至宣和初，竟出师矣！”

也就是说，宋徽宗对邓洵武的观点，不但点了个赞，还采纳了他的意见，万万没想到，宣和初“竟出师矣”。

实际上，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童贯就已经蠢蠢欲动了，“大出禁旅，告戒河北，诸帅皆先事而具”。

当年的二月中旬，前军就已经出发，三月上旬的时候，选了一个吉日，童贯率领中军准备出发，而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反对。

直到那时，宋徽宗的头脑还是冷静的——咱们还是少安毋躁，等信使回来再说吧。

没多久，信使陶悦和其副手、霸州知州李邈就回来了，童贯却不让他们先见皇上，而是把他们叫到自己府中，详细地询问他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重点是辽国是否有军事准备。

信使们带回来的消息，却不容乐观。

童贯不敢隐瞒，据实上报，第二天，宋徽宗召见蔡京、童贯等人，说：“对方既然有了准备，还是把这份报告收起来吧。”

这说明宋徽宗没有北伐之意，或者是，即使有，各种反对意见也在他这里起了作用，回心转意了。

然而，皇帝大人的回心转意，并未改变任何事实，人们满以为信使带回来的情报，能够使蔡京、童贯等人打消伐辽的念头，让皇上下诏撤回已经出发的前军，则北伐之事就能寿终正寝，可是“是时在廷皆无敢拒之者”，致使童贯“狂妄误国”。

《使北录》是这样说的：“以此推之，北伐实非道君皇帝之意，贯既狂妄误国，是时在廷皆无敢拒之者。圣意欲俟国信使来问而后行，万一其或可缓也。而悦幸能纵横遏其说而撤其谋，即日下诏抽回已发禁军，拘收已降宣头，而北伐寝矣。”

童贯的狂妄，也给中书舍人王安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是时朝廷不敢峻其褒擢，词臣不敢指其事实，则贯之气焰可知矣。”

06

公元1125年，在宋金夹攻之下，辽国灭亡。

实际上，灭辽者主要是金军，连燕京都是金军打下来的，童贯率领的宋军不堪一击，毫无建树。

这一战彻底暴露了宋军的无能，后来发生的事情，地球人都知道了——金军灭掉辽国后，顺便把北宋灭了。

而在亡国之前，面对金军的进攻，童贯只顾逃命，逃回开封后，又拒不接受宋钦宗（宋徽宗眼看大势已去，硬把帝位“禅让”给了他的儿子）要他留守开封的命令，打着护驾的旗号，与宋徽宗一起南逃，过黄河浮桥时人多桥窄，拥挤不堪，他竟然命令自己的军队朝桥上宋徽宗的卫士射箭，当场射死一百多人。

童贯的卑劣行径激起公愤，遭致朝野上下一致痛骂，迫于强大压力，宋钦宗决定除掉这个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下诏历数童贯十大罪状，命监察御史张征火速追赶，就地正法。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张征派出的小吏先期出发，在广东南雄赶上了童贯，以圣旨召他回京任河北宣抚使为名，把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张征赶到，令童贯跪下接旨，刀斧手一拥而上，砍了他的脑袋。

……

也许有人要问：宋徽宗不是皇帝嘛，怎么如此窝囊，很多事情，他这个当皇上的，为什么都做不了主？这个就用不着论证了，历史上皇帝被权臣架空，一切由权臣“做主”的现象，多得是。

但皇帝是老大，就算背锅，也得他来背，其他人想背，还背不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