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去见了个老同事。闲聊中，他说起前些天带着刚上中学的儿子，去了趟黄花岗公园，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父子俩对着墓碑，一个个读出上面的名字。

他说，他和儿子一样，只有在那一刻，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以往，他只知道一个烈士的名字：写下《与妻书》的林觉民。其他烈士的名字，湮灭在72这个数字里面。

都说在大历史的洪流中，人民群众总是悲情地化作战争与灾难伤亡统计里一个个冰冷的数据。谁曾料到，即便是英雄烈士，经过时间的淘洗，也只能以群体形象让人记住。72，何尝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

这个数据的背后，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人生与选择？

1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五点半。喧嚣的广州城冒出了一队年轻的人马，每个人臂缠白布，脚踩黑面树胶鞋，腰缠炸药，手持枪刀，直奔两广总督府。

接下来的战斗中，这120余名英勇的起义者，有的当场战死，有的被捕就义，大多化作了黄花岗墓园内的一抔黄土。

喻培伦，四川内江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曾自称“世界恶少年”，表示对封建制度的挑战。他的特长是制造炸弹，留学期间，因研究炸弹不慎引发爆炸，引来了日本警察，并“牺牲”了右手三根手指。

喻培伦曾与汪精卫等人进京，谋刺摄政王载沣，计划暴露后，他侥幸逃脱，化名王光明、尤国楠，分别寓意“望光明”“忧国难”，在香港继续研发炸弹，被革命党人称为“炸弹大王”。

黄花岗起义之前，起义的计划已经泄露，清军在广州城内做了严密的戒备。要不要延期？革命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喻培伦十分气愤，向起义领导者黄兴慷慨陈词：“这次起义，倾国内外同胞的人力财力。如中途延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断送了革命？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

黄兴也非常痛苦，以往多次起义失败，已经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越来越难，这次起义前后已用掉募款十多万元，如果无疾而终，如何面对资助革命的海外华侨？

黄兴决定拼个人一死，来挽救革命信誉。他本可以坐镇香港指挥起义，但自己冲到了第一线：“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起义前夕，革命党人阻止喻培伦参加战斗。革命还需要他继续制造炸弹，为革命储备有用之才。喻培伦自己站出来反对说：“党人都是有用之才，如人人都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当革命需要流血时，我应为前驱！”

起义时，他胸前挂着满筐炸弹，勇往直前。退出总督府后，辗转巷战，他始终战斗在最前列。终因弹尽力竭，浑身受伤被俘。

面对审讯，他担心连累家人，至死都说自己叫“王光明”。

三天后，“王光明”遇害，年仅26岁。

2

在此次起义中，喻培伦的真实身份是一名“选锋”，即敢死队队员。

黄兴、赵声作为黄花岗起义的直接领导，吸取了此前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依靠起义中临时运动起来的军队、会党，他们纪律性不强，常常不听从指挥。

所以，革命必须精选一支由起义领导机构直接掌握的队伍，作为起义发难的先锋，这就是“选锋”。最初计划的选锋是50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

参加选锋的很多年轻人，都是海外华侨。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有姓名可考者计86人，其中至少30人有华侨身份。年龄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52岁，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据说，当时想回国革命的年轻人太多，只能以抽签的形式决定谁能回国参加起义。越南侨胞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敢死队，因搭乘船只中途遇到大雾，没能赶上黄花岗起义。

选锋李炳辉，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侨，起义前夕回国。他母亲得知儿子回国了，想让他回家见一面。他也很想念母亲，但含泪给母亲写信，说有重要任务在身，现在还不能回去看您。在信里，他附了自己写的一首诗：

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

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

他牺牲的时候，年仅20岁，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未见上。

华侨郭继牧和余东雄是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年纪最小的两位，一个19岁，一个18岁。

郭继牧是“侨二代”，生在南洋，长在南洋。他曾回到祖国，立志为祖国战斗。父亲欲为他订婚，他对父亲说：“男儿志行未遂，何以家为？”父亲一再坚持，他只能勉强成婚，婚后不久，他对妻子说：“我要到广州参加革命，这一去，成败不一定，假如不幸失败，切不可过于挂念我，还要请你替我孝养老父！”随即和余东雄一起回到中国，双双战死。

余东雄15岁加入同盟会，牺牲时年仅18岁。当初因他年龄小，同盟会未准他回国参加起义，他再三恳求，才被批准。

罗仲霍，原是广东惠东人，只身到南洋谋生，与妻儿阔别十年。起义前，妻子杨氏知道丈夫人到了香港，于是带着儿子远途跋涉去看他。

罗仲霍没有时间陪他们，仅用一点钱就把十年未见的妻儿打发走了，连一个晚上都未共同度过。妻儿走后，他心里很难受，但说不出来。数日后，他默默来到广州参加起义，在战斗中左脚受伤被俘。

临刑前，罗仲霍还对清朝官兵讲说革命宗旨，官兵们惊叹不已。

回国前，他已写过一首诗，表达了必死的信念：

公等健儿好身手，愧余一介弱书生。

愿将热血造世界，亚陆风云倩汝平。

在他殉难后，他的妻儿仅靠同盟会每月12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

3

黄花岗起义殉难烈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中的很多人，是19世纪的“80后”。看看这份名单——

罗仲霍生于1881年，秦炳生于1882年，徐松根生于1883年，方声洞生于1886年，喻培伦生于1886年，林文生于1887年，林觉民生于1887年，饶国梁生于1888年……

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境都算不错，还有好几个人出身富商家庭，是典型的“富二代”。这些年轻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也还不错，有教师，有记者，有医生，有做生意的……可以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在一个动**的年代，有条件在国内或国外谋得一条不赖的生路，比底层民众的生活好太多。

但是，偏偏是这一批未被逼入绝境的知识青年，成了清末最早、最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用力地生活，只是想努力地改变这个社会，为它做一点点事情，让它变得好一点点，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所不惜。

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都有胸怀国家天下的热情，每个人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在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里，目睹国家民族的灾难，深感不安和愧疚，于是每每提醒和鞭策自己：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严确廷，生于1887年，广东惠州人。他曾在广州当医生，加入同盟会后，回到老家，在水东街开西药房，作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站。黄花岗起义前，他负责搜购贮运枪支弹药，事泄被捕。

入狱后，一个革命党人买通监狱看守，入狱探望。两人见面时，严确廷低声对他说：“我已自认是革命党人，只用杀我一人的头。你们可以继续为起义运送枪支，我决不供出一人。如不相信，可去我药房，取那蓝瓶装的毒药送来，我定含笑吞下，绝不皱眉，以明吾志。”

严确廷后来被押解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后第二天，被斩首于总督署前，并暴尸三日。

三天后，尚未暴露身份的革命党人潘达微以慈善为名，收敛了攻打总督府牺牲的同志，以及严确廷等人的尸身72具，同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

革命青年方声洞，出生于福州一个富商之家，家中兄弟姐妹有六人加入同盟会。虽然家境优渥，但他生活节俭到没有人看得出他是“富二代”。

当初，在日本讨论回国参加起义的名单上并没有他。但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日回国。此时，他的儿子才两周岁。

黄花岗起义前一天，他在广州写下致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

在给父亲的绝笔书中，他写道：“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然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26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写完绝命书次日，他在起义中身中数弹而死。事后，黄兴向党内报告起义经过时，说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4

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青年，太多了。那是一个不缺热血青年的时代。

就算是这场起义的两名领导者——黄兴37岁，赵声30岁，也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革命是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混合物，有人参加革命是出于报国理想，有人参加革命是为了蹭成功臣。因为有利可图，阿Q也会革命，但因为风险奇高，先驱也会叛变革命。

黄花岗起义是一次必死的起义，因为起义计划已被泄露，因为准备并不充分，所有的参加者，从主帅黄兴到各个选锋，都深知这一点。他们没有选择退却，在原本可以退却的时候；他们没有逃避牺牲，在原本可以不牺牲的时候。

黄兴身先士卒，在起义中被击断两根手指，忍住剧痛，一路奋勇冲杀，最后捡回一条命，却常常为已经牺牲的年轻精英痛悔不已。坐镇香港的赵声，听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抑郁悲愤，病重而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纯粹的理想主义革命。

参加起义的选锋，知道自己并不能见到民国的曙光，但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唤醒这个古老的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起义前夜，写下了绝命书，都很理性地意识到，之所以参加这次必死的起义，不是为了微乎其微的胜利希望，而是为了唤起所有人的斗志，仅此而已。

如果这是一群利己的年轻人，他们早就盘算出这场起义是赔本的买卖。如果这是一群精致的革命者，他们就不会冒死溜进血雨腥风的广州城。

1911年4月24日，深夜。人在香港的林觉民，在其他同伴睡下之后，开始写他的遗书。他一共写了三封绝命书：《致父老书》《禀父书》以及《与妻书》。

在写《与妻书》时，他忍着极大的悲痛，边写边哭。他和妻子陈意映的感情很深，过去一直没把革命的事告诉她，如今要为革命捐躯、与至亲至爱之人永诀，而妻子还怀有身孕，这巨大的打击她能承受吗？

最终，理智战胜情感，林觉民试图说服妻子接受这个他选定的、残酷的结局。

他在信中写下了这些流传百年的句子：“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他流着泪，一次次在信中安慰妻子：你不要悲伤！你不要悲伤！

写完了，天已破晓。他把绝命书托付友人，在自己牺牲后代为转交。随后，他乘船前往广州，义无反顾。

4月27日，林觉民出现在起义的队伍中。当他们扑入两广总督府时，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座早有准备、撤退一空的衙门。

选锋们赶紧撤出督府，在随后与清军展开的巷战中，林觉民腰部中弹倒地被俘。被囚禁的数日里，他以绝食相抗，最终被杀。

一条25岁的生命，化作黄花岗墓碑上一个凄冷的名字。在他的身边，躺着同样年轻的71条生命。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能忘却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