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像一条河，决定流向的不是事实，而是事件。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派遣使馆翻译马嘉理，前往云南迎接从印度经缅甸来华的探路队。出发前，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精心为马嘉理准备了护照、各种公函。马嘉理一路获得云南官员的热情招待，可谓宾主尽欢。但随后马嘉理和他的几名中国随从被打死在云南边境，首级悬挂于城墙之上。

真相扑朔迷离，很快沿着两条解释路线发展：英国咬定清廷是幕后指使，清政府则认定马嘉理遭遇了盗匪劫杀。双方各执一端，事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件成为英国扩张在华利益的由头。

隔年，李鸿章奉命到山东烟台，与威妥玛进行谈判。这次谈判前后，有三个人物的命运发生转变，不管有无征兆。

一个是广东南海人张荫桓。他作为当地官员，协助李鸿章谈判，拒绝了英国人在烟台租界收码头捐的要求。李鸿章由此很欣赏他。另一个是湖南湘阴人郭嵩焘。双方经过交涉，清政府决定派遣钦差大臣，赴英国就马嘉理事件进行正式道歉。这项任务，最终交给了郭嵩焘。第三个人是浙江嘉兴人许景澄。郭嵩焘准备组建出洋团队，第一个就想到了许景澄，认为他是出使之才。许景澄最终没有接受郭嵩焘的邀请，继续在翰林院担任清官，但他对郭的知遇之情铭记于心。

史学家唐德刚讲晚清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形势比人强”。这三个人的命运，在晚清形势下将如何展开呢？

1

得知自己将要成为破天荒的首任驻外公使时，郭嵩焘已经年近六旬。这个年纪，很多人已经入土为安了，但郭嵩焘才迎来人生最大的转折。

郭嵩焘生于1818年，年少时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结识曾国藩、刘蓉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1837年，他考中举人那年，张荫桓出生。

此后的科举道路，郭嵩焘走得并不算顺利。1838年，北京会试，曾国藩考中进士，郭嵩焘名落孙山。

两年后，再次落榜比鸦片战争对郭嵩焘的震憾更大。失意之下，郭嵩焘去了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一下子跑到鸦片战争前线，他这才被战争震撼到，“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执着的郭嵩焘，终于在第五次赴京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这一年是1847年。他与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成为同榜进士。两人成了一生知己，无论别人怎么抨击郭嵩焘，李鸿章始终站在他这边。

在此两年前，1845年，许景澄出生了。

倒霉的郭嵩焘，正式踏入仕途不久，他的双亲就相继去世，他只能回乡居丧。没有人预料到，传统的丁忧制度不仅改变了个体，也将改变大历史。

2

形势比人强。当郭嵩焘在湘阴老家守丧时，他的同乡好友左宗棠也在乡居，而曾国藩亦因母丧在家丁忧。此时，太平天国运动由桂入湘，席卷而来。

郭嵩焘一家与左宗棠一起躲避战乱。危难之中，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在赶赴长沙途中，派人携带重金，力邀左宗棠出山守卫长沙。

向来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当时只想做名士，不肯出山。郭嵩焘极力苦劝，才说动了左宗棠。

左宗棠不负众望，经过两个月的苦战，最终解除了长沙城之围。左氏一生建功立业，由此发端。

曾国藩开始兴办团练，同样是郭嵩焘劝说的结果。他一个人劝不动，就发动曾父一起劝，要曾国藩把握住机会，实现报国理想与个人抱负。

此后三年，郭嵩焘随军行动，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他曾受曾国藩派遣，四处筹饷，顺道去了趟上海。在上海，他拜会了英、法、葡等国的领事，并参观了洋行和火轮船。电光火花，终生难忘。

郭嵩焘与曾、左、李交情匪浅，在三人事业起步时都曾起过关键性作用。晚年闲居田园，郭嵩焘看到曾、左、李个个飞黄腾达，声名显赫，不无自豪地说，三位中兴元辅，“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而他自己，最后却成了时人眼中的“零余人”。时也命也，谁说得清？

1856年年末，郭嵩焘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得到咸丰帝数次召见。咸丰帝命他入值南书房，并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

这位皇帝看不到，郭嵩焘最终不以军务扬名，却因洋务而名谤天下。

大约在此前后两年，张荫桓参加了一次县试，没考上秀才，便决定从此不走科举道路。他被当作无恒心无毅力的反面典型，但家里人也看出他富有冒险精神。张荫桓从此埋头学习外语，研究洋务。

1858年，张荫桓21岁时，父亲给他捐钱买了个候补知县。在舅舅的引荐下，到了山东巡抚幕府中掌管文秘，很快就以识力过人、才大心细晋升为道员。

说回郭嵩焘。咸丰帝曾派郭嵩焘到天津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僧格林沁不仅对他十分冷淡，还在他赴山东整顿沿海税收问题时把他弹劾了一顿，这让郭嵩焘十分郁闷。郭嵩焘律己甚严，在山东查案不住公馆，不收礼品。但在关键时刻，僧格林沁的弹劾，迫使他离开山东，他只能悲叹功亏一篑，两个月来“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郁闷中，郭嵩焘告病回乡。

进退之间，自有坚守。郭嵩焘再次复出，是应李鸿章的推荐。这次，郭嵩焘干得不错，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第一次担任封疆大吏。

但郭嵩焘并不开心。他有官场洁癖，与两广总督瑞麟形同水火，督抚矛盾不可调和。加上这时期，多年好友左宗棠也与他在清剿太平军的军事部署、战功划分等问题上相互攻击，几乎反目。

早在郭嵩焘任翰林院编修时，左宗棠被人告状，命悬一线，郭嵩焘恳请大理寺卿潘祖荫出面营救，潘祖荫在奏折中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次，左宗棠担任钦差大臣，却给朝廷连上四封奏疏，批评广东军务失误，并归因于郭嵩焘“迹近负气”。左宗棠还暗示郭嵩焘有贪污行为，素来以廉洁自诩的郭嵩焘哪里受得了如此指控？

那时候，左宗棠屡立军功，是当朝红人。他的这波操作下来，郭嵩焘只得黯然离职。多年后，左宗棠病逝，郭嵩焘闻讯，挥笔写了一副挽联：“世须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亲友们觉得太意气了，他才重新写了一副。这是后话。

1866年，郭嵩焘理想幻灭，回湖南教书，著书立说。这次蛰居，长达八年。在这八年中，政界翻天覆地，很多事已经跟郭嵩焘无关，但有些事值得记上一笔。

1867年至1870年，清廷向西方世界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但带队的是美国人蒲安臣。这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景。即便如此，使团出发前仍旧阻力重重，士林领袖、帝师倭仁说起西方文明：“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这代表了当时东方人普遍的傲慢与偏见。

不过，年轻一代开始崭露头角。许景澄少年家贫，却勤奋过人，始终没有中断学业，1868年考中进士，时年仅23岁，可谓少年成名，光耀门楣。同科状元是苏州人洪钧，日后亦驰骋于晚清外交界。

3

赋闲八年后，重获启用担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看待世界的眼光已经远超同时代人。当时，政要掀起一场如何兴办洋务的大讨论。讨论范围基本围绕练兵、造船、筹饷等层面进行，丁日昌说，我们要建一支近代化海军，沿江沿海督抚大员纷纷点赞。

郭嵩焘却递交了一个立场不太一样的条陈：“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意思是，我们不仅要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还要从根本的制度层面看到西方的优点。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

这可惹毛了势力强大的保守派，从此以后，郭嵩焘因为洋务五次被人弹劾，他的思想问题始终是罪状之一。

日后的外交人才张荫桓和许景澄，此时并未达到前辈郭嵩焘的认识高度，但他们两个各有特点。

张荫桓在实践中操练与洋人打交道的技艺，得到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极力推举，说他“生长海隅，熟悉洋务”。

后来，在济南处理一起涉外纠纷时，张荫桓对态度倨傲的传教士拍案而起，指出美国无权在中国指指点点，还借美国总统加菲尔德被刺一事调侃，说你们连自己国内的刺客都搞不定，好意思到中国唧唧歪歪？

张荫桓因此被控告轻蔑无礼，清政府被迫妥协，将他调任到安徽平息争端。加上此前协助李鸿章对英谈判赢得赏识，张荫桓树立起了对付洋人有一套的口碑。

在翰林院清闲的日子里，许景澄不满足于做一个传统的翰林词臣。他恶补知识体系，靠勤奋读书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有次，为了买一本介绍新疆的书，许景澄从微薄的薪俸中每月存一两吊钱，存了几个月才终于买到手。这时，他已经明白，今后国家大势，必重邦交。

思想超越时代的人，终将被时代吞噬。他们慢慢会体会到这一悲剧性的论断。

4

1876年十二月，郭嵩焘一行人在大雨中上船，向着茫茫大海进发。目的地，伦敦。

当保守派知道清政府决定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时，他们心怀不满，却又巧妙地将这种不满转移到了郭嵩焘身上。

有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郭嵩焘的湖南老家，声讨之声尤为猛烈，愤怒的学生甚至发起游行抗议。“汉奸”“贰臣”的骂声，不绝于耳。

面对滔滔舆论恶浪，郭嵩焘身心俱疲，几次以身体有病为由向朝廷告假，请求不予出使。慈禧太后先后两次召见他，对他多方慰藉。李鸿章也给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

郭嵩焘这才重燃出使信心。在日记中，他**心扉：时局艰难，不忍坐视不管，加之“出使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因此毅然决定不顾个人荣辱，勇敢面对这条注定凶险的出使之路。

到了英国，郭嵩焘以60高龄，苦学英语，还马不停蹄地参观、访问了解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和科技状况。

人家日盛一日，祖国却踟蹰不前，郭嵩焘内心焦急又烦闷。当看到日本人成群结队在英国学习修造铁甲船，而且个个精通英语时，他不得不发出“中国不如远矣”的哀叹，似乎已经早早预见了甲午之战的结局。他真心礼赞西方文明，认为中国必须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军事武器30年可以学有成果，工业制造50年基本可以学会，而普及教育，却需要100年，培养新人才，又需要100年，真正使国家振兴，更需要100年。他的思想已经超越清朝所有人，把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等洋务名臣远远甩在身后。

同僚都劝郭嵩焘装睡，以明哲保身。但他还是决定飞蛾扑火，他说：“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几具尽？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在那个年代，思想超前是有罪的，他很快被架到火上烤。

5

郭嵩焘把他的出使见闻，用日记的形式通通记录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国内。清朝虚骄的官员群体，没有被他叙述的真相刺痛，却被他的真话激怒了。

一时间，朝野保守派对郭嵩焘进行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不在场审判。有人骂他已中“洋毒”，有人说他“有贰心于英国”。

恰在此时，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在偷偷搜集他的“罪证”，向朝廷打小报告。最终，关于郭嵩焘的“十宗罪”传回国内，连学洋人用洋伞、披洋服、捧戏单、以指击案，都成了罪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刘锡鸿原本是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时认识的得力助手，现在却成了郭嵩焘终生最为痛恨的人，没有之一。

刘锡鸿并非看不到英国的先进，他曾感受过火车的神速，连连慨叹英国这么富强，真不是盖的。但他做人做官，都相当滑头，深谙迎合之术。明知火车的厉害，他仍然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的奏折，反对发展铁路，让清廷修筑铁路的计划推迟了好几年。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刘锡鸿的做派并非孤例。这是大变动时代思想繁杂的一个侧面。

清政府考虑到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公开化，内耗日甚一日，最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还打算将郭嵩焘治罪，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郭嵩焘黯然回国，称病还乡，从此远离政坛。

历史如果容许假设，当初许景澄要是答应郭嵩焘的邀约，一同出使英国，那就没有刘锡鸿什么事了。如此，郭嵩焘的命运是否会好转呢？

我们只知道，在大变革时代，每个有抱负的人，命运总是笼罩一层悲剧色彩。

郭嵩焘被召回国次年，1880年，35岁的许景澄开始外交生涯。清政府确定他作为出使日本人选，尚未动身，他的三个孩子在十日内先后夭折，强忍悲痛赶赴上海，准备坐船，又接到父亲的死讯。许景澄只得速速返乡守孝。

人生苦痛，一朝尝遍。

许景澄重返政坛，已是三年后。

1884年，许景澄出使法、德、意、荷、奥等国。后来又兼任驻比（利时）、驻俄公使，成为晚清著名的“七国公使”。他驻外期间，中法、中日相继开战。险恶的外交局势导致他使途坎坷，片刻不得清闲。

中日甲午战前以及战时，他开展游说，以争取欧洲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并秘密采购大批军舰、快船、枪械、弹药。北洋舰队的镇远、定远、来远等战舰，都是他负责订造的。

虽然北洋舰队最终全军覆灭，但许景澄为晚清海军建设所做出的努力，还是值得历史铭记。

甲午战败时，许景澄身在俄国。为了减轻《马关条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他邀请俄国联合法、德胁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在给表弟的信中，他曾说：“俄国约法德二邦胁劝日本归还辽地，皆兄所商量接洽。”尽管如此，他深知“联俄拒日”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曾因俄国侵占帕米尔地区，与俄国人展开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完全明白俄国的狼子野心。他的学生陆徵祥，后来说：“百年来中国对俄外交历史最久、知彼最深者，要以许（景澄）为第一。”

还是那句话：形势比人强。

俄、德如其所料，充当了瓜分中国的先锋，许景澄据理力争，徒劳无功。

早年“外交强国”的理想犹未忘却，许景澄曾给自己一个“许国强”的名字。如今，国强不知何年何月，景澄早已鬓发全白。

“时事日非，一身将老，每一念之，凄然泣下。”

1898年，痛苦的许景澄请病假离职回国。这一年，张荫桓则坐上了人生的过山车。

6

在晚清的大臣中，张荫桓是一个绝对的异类。他既不是郭嵩焘、许景澄一类的科举正途出身，也没有左宗棠等湘淮军名将的军功赫赫，而是从捐钱买了个知县起家，一步步升至二品朝臣。史书上称其为“一时异才”。

在许景澄初出国门担任公使的1884年，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大力举荐，张荫桓与张富年、薛福成一同作为出使候选人才获得召见。

三人中，仅有张荫桓得到慈禧的赏识，一下子获授三品卿衔，进入总理衙门，身居要职。关于这次召见，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说，慈禧问张荫桓大清究竟该如何应对形势，张荫桓回答应该如何如何向外国学习。就在众人猜测张的回答难称圣心的时候，结果却出人意料，慈禧点头微笑。

不过，张荫桓以“杂流”跻身政界高层，他的出身难免受到轻视，很快就招来弹劾。

1885年，还是在李鸿章的保荐下，张荫桓受命为出使美、日（即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弥亚）、秘（秘鲁）三国的钦差大臣，总算暂离是非之地。出使前，他两次受到慈禧召见训话。慈禧专门针对弹劾一事下谕旨安抚：“尔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人往往招忌。”

张荫桓随后侨居华盛顿三年，办理华工被害案获得赔偿，对西方社会进行全面考察。美国自由女神像举行落成典礼之时，各国政要云集，张荫桓是唯一受邀的中国人。

在这期间，许景澄给张荫桓发了封电报，用洪钧苦学英语的例子，激励张荫桓。据说，张荫桓勤学苦练，终于成为继曾纪泽之后，晚清高官中最精通外语的人。

1898年，戊戌年。这年的前四个月，光绪帝13次单独召见张荫桓。召见频率之高，让朝中其他大臣怀疑，张荫桓必有耸动圣听之言。

史学界认为，素有“绝域使才”之称的张荫桓，向皇帝讲的都是欧美的富强之理。历史学家何炳棣说，如果没有张荫桓先给光绪帝“启蒙”，戊戌变法就不可能发生。不仅如此，张荫桓还向光绪帝引荐了他的南海小老乡康有为，代康有为呈递奏折，由此开启了闻名中外的戊戌变法。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康、梁等人为了突显自己在戊戌变法中的主导地位，极力淡化张荫桓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但事实上，张荫桓才是戊戌变法的幕后推手。

戊戌变法开始后，光绪帝最倚重的人，并非康有为或后来的戊戌六君子，而是张荫桓。光绪帝多次单独召见张荫桓，张跪着做答，经常在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太久以致头晕目眩，站不起身。

此时，针对张荫桓专擅营私的弹劾，也如雪片般飞来，引起了慈禧的注意。慈禧曾与光绪一同召见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廖寿恒、刚毅等人，亲自过问此事。

廖寿恒居然回答道：“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伊不可。”

气得慈禧破口大骂：“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

话说回来，廖寿恒讲的倒是大实话。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讲过，一天，他应约到张荫桓的家里，张亲口对他说，晚清政府中“仅有他及李鸿章明了外国事情，总理衙门的事务皆系他亲自办理，其他的人仅是些傀儡而已”。

在变法的**期，张荫桓带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张荫桓后来自己猜测，他接待伊藤博文过于亲密，加上保守派传言光绪帝要立伊藤博文为变法顾问，这些都触怒了慈禧。

等到康、梁等人要把变法变成夺权，慈禧的政变一触即发。

不明就里的张荫桓，差点成了康、梁“围园劫后”密谋的牺牲品。他是唯一被先逮捕后降旨流放的人，自以为必死而惴惴不安，谁知道最后捡回一条命，被流放新疆。

原来，是洋人对他的好感救了他一命。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曾评价张荫桓是“目下北京唯一懂得洋务的政治家”。因此，在关键时刻，英、日两国公使最早出面干涉，后来英国首相、德国皇帝皆致电赞同保张，这样张荫桓侥幸免死。

慈禧以一个含糊其辞的罪名——“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将张荫桓发往新疆了事。

据说，张荫桓被押往新疆途中，内心是轻松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回了。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中，无论生死，在劫难逃。

7

1900年，庚子年，世纪之交的疯狂年份。许许多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这一年丧命，包括许景澄，包括张荫桓。

朝堂上一大批王族、高官，都为义和团唱赞歌，纷纷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主战大臣的叫嚷，让慈禧下定了与洋人“一决雌雄”的决心。

在御前会议上，端王载漪正式提出攻打外国使馆的动议，没人有异议。许景澄独自站出来反对。他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在危急时刻，仍表现出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素养。他与好友、太常寺卿袁昶联名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兹若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

又一次御前会议。慈禧拍板，对外宣战。这时光绪帝心急如焚，走下御座，上前拉着许景澄的手说道：“许景澄，你是出过洋的，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当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慈禧赶紧斥骂光绪说：“皇帝放手，勿误事。”许景澄仍坚持含泪陈奏，烧使馆，杀使臣，后患无穷。

举国癫狂，许景澄、袁昶犯颜直谏，很快就被“汉奸”“卖国贼”的骂声吞噬。慈禧下了一道懿旨，说他们声名恶劣，勾结洋人，莠言乱政，着行正法。

当许景澄、袁昶被押赴刑场途中，围观群众欢呼雀跃。临刑前，许景澄对身边人说：“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

行刑时，刽子手索贿不成，故意把刀砍在许景澄脊椎上，颈椎断裂而气管犹存，让许痛苦而死。

许景澄原本可以不死的。

当年，许景澄驻俄国的时候，收陆徵祥为徒，教徒弟的第一课就是要他独善其身：“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指责它，而是要尽己责……为此，要学会缄默，不管遭遇怎样的侮辱和欺凌。”可是，在国家到了危急关头，许景澄还是以逆耳忠言打破沉默，轻掷头颅，时年55岁。

在决定处死许景澄之前，慈禧想起了三千公里之外的张荫桓。张荫桓背负“汉奸”骂名多年，要不是洋人多事，戊戌年就该死了。

慈禧降旨：“已革户部侍郎张荫桓，着即行正法，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饶应祺知之。”

饶应祺，新疆巡抚，张荫桓的门生。有私家笔记记载，懿旨传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时，饶应祺正陪张荫桓吃午饭。张荫桓看到后，面不改色，谈笑自若。

饭后，张荫桓为陪伴在身边的子侄画了两幅扇面，接着穿戴整齐，引颈就戮，时年63岁。这一天是许景澄死后第三天。

就连死去九年的郭嵩焘，也未能逃离最后的“审判”。

1891年，郭嵩焘潦倒离世，终年73岁。没有人惦记他的生死，只有李鸿章不忘这个老友，上奏请求为他立传、赐谥号，但都被朝廷否决了。

自1879年从驻英公使任上被召回后，郭嵩焘就心灰意冷。他甚至未按惯例赴京报到，而是直接告病返乡。

湖南人已经准备了攻击他勾结洋人、当卖国贼的标语，来迎接郭嵩焘。到处是喊打之声，郭嵩焘成了过街老鼠，连他乘坐的木船都被拒绝靠岸。就这样，他背着骂名出使西欧，又在骂声中黯然归来，仿佛时间停滞。

在郭嵩焘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会被贴上“通洋卖国”的标签进行检视与挞伐。他只能关起门来，把自己关于洋务的思想和实践汇编成《罪言存略》。“罪言”二字，说明了他的愤恨与无奈。他晚年写过一首诗自况：“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当年他以凄凉心酸的心境告别这个世界，死得无声无息。而到了庚子年，义和团狂潮中的京城高官们又想起了他。有人上书“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仍旧把他当成崇洋媚外罪有应得的惩戒。

谁曾料到，本文的三个主人公，会以如此悲剧的形式，在一个极端的年代产生了最后的交集。

人生有落幕，而历史没有。